从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国家需要来看，摆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界面前的是一个世纪性的难题：为实现中国和平崛起提供理论思路。解决这一世纪难题的主要思路，还是必须从和平崛起本身的含义着手。和平崛起包括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一是中国随国家实力增长带来国际地位的提高，成为在世界舞台上比较有影响力的大国，它既是一个“进行时”（即崛起的过程），也是一个“完成时”（崛起的结果）；二是崛起的方式是和平的，和平意味着不爆发战争和各种类型的武装冲突，或者能够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将其消化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之中。具体来说，和平崛起意味着一个国家要努力争取综合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跻身世界强国行列，同时，此种国际地位的调整被国际社会所容纳和接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实现和平崛起面对的历史性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综合国力获得持续的增长，成为世界强国；二是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国际合法性得到认定，能够和平实现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更加具体一点，实现中国和平崛起，需要在理论上解决三大问题。
第一，在谋求发展前，中国如何利用和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本前提。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前提是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中国不发展，甚至本身陷入崩溃或者动乱的境地，所谓的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但是，在全球化的历史场景下，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对整个世界的和平环境、中国国内的发展以及政治稳定具有高度的依赖性。
在全球相互依赖日益深入的时代，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直接制约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2001年，美国遭受“9·11恐怖事件”的袭击，中国也同样感到了压力。在当今时代，一个国家倒霉，对其他国家都不是什么好事，所有国家都应该加入世界发展的主潮流，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这越来越成为关乎本国国家根本利益的重要因素。中国之所以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正是看到了这一时代主旋律，看到了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和平是可能的，并力图通过发展道路的创新，实现自己与世界的共同发展，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国内发展状况和政治稳定也是决定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制约因素。中国有13亿人口，综合国力虽然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综合国力水平却排在100多位，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中国，发展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如果乘以13亿，都可能成为一件具有世界影响的大事。比如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在中国部分地区蔓延，一度引起了国际性的恐慌，中国与美、欧国家在2005年的纺织品争端影响到了许多国家的经济。从这一角度来看，实现中国经济平稳持续健康的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巨大贡献，也是确保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得以维系的重要前提条件。
因此，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必须以世界和平与发展和国内发展与稳定为前提，将国内发展与世界发展结合起来，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因此，中国政府提出，中国的和平发展的基点主要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雄厚的资金积累，以及改革带来的机制创新，但同时中国的和平发展又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关系，更加注重统筹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更加注重统筹利用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更加注重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更加注重以市场换技术推动国内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更加注重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和东中西部经济协调发展，更加注重在开放中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这是迄今为止，经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确认的权威性思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必要性。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在此基础上，围绕实现中国和平发展的两个前提条件，进一步开展细化、深化研究，不断提供保证中国和平发展的理论指导和政策思路。
第二，在持续发展过程中，中国如何确保以和平的方式化解各种可能引发冲突和战争的风险和挑战，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得以确立的决定性因素。
作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中国的崛起必定面临各种矛盾和挑战，国外舆论对中国崛起前途的种种猜忌和疑虑都是此种挑战的理论反映。不过，产生问题并不是关键，毋宁说大国崛起本身必然是与摩擦和问题如影随形的过程，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决问题，如何通过和平的方式化解前进过程中遭遇的问题和挑战。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在要义就是试图走出一条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历史上大国兴起面临问题的道路。
从国际关系的内涵来区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可能引发冲突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是政治上，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必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权力结构分布和国际格局，必将改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力量的对比，从而冲击当前国际体系中某些居于优势地位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引起这些国家的警惕。中国考虑问题的着眼点在于如何尽快地发展本国的经济，提高综合国力；而这些国家考虑问题的着眼点在于如何维护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地位，积极遏制挑战国[75]。这种分歧使两国产生误解和分歧不可避免[76]。再加上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分歧成为某些国家滋生“中国威胁论”的温床，原本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角逐被注入了意识形态热情之后，很容易引发一些国家对华战略和政策上的对立和敌视，至少作为其假想敌。一句话，中国的崛起在政治上的后果必然是引发中国威胁论的涌现，要想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必须学会与“中国威胁论”共处，并有效地化解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阻止中国威胁论演变成为遏制中国的行动甚至引发“冷战”、“热战”等对立和冲突。
二是经济上，中国的发展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必然吸引资金、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在中国内地的集中，并且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必然迅速扩大对能源、原料和市场的需求，必将冲击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特别是中国在产业结构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存在相当高的重合性，中国的发展有可能造成挤占发展空间、分流就业机会、引发经济摩擦等各种类型的矛盾和摩擦，从而引发来自其他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技术和环保壁垒以及大量的经济争端，有引发国际形势紧张和国家间冲突的危险。特别是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在纺织品、轻工产品、能源、钢铁等领域与许多国家之间产生了大量的摩擦，今后这些问题必将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中国要实现和平发展，就必须高度重视这些来自低级政治领域中的摩擦和冲突，通过加强合作和积极协商等和平方式，妥善解决前进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三是文化上，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古国悠久历史和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国家，中国的崛起对其他文明而言是一个全新文化的复苏，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差异在全球化交往中引发的矛盾和摩擦，在达到一定规模后很可能引发尖锐的冲突。1996年，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整理自己独创的“文明冲突论”，正式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从理论上建构“中国威胁论”的理论基础，认为中美未来可能发生彼此的利益冲突，而这种利益冲突根源于背后的文明冲突所衍生出来的观念冲突，进而把中美之间的矛盾夸大到不可调和的地步[77]。亨廷顿的理论虽然存在不少漏洞而饱受质疑，但全球化时代文化摩擦和文明摩擦的国际政治后果却不容忽视。尽管中华文化在世界上还没有与其他文化引发严重的冲突，但随着中国力量的崛起，对这一可能的危险后果却不能不予以充分考虑，文化摩擦和文明冲突一旦成型就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持续制约着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局。
四是安全上，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而导致的国防和军事力量的提升，在国际社会引起了高度的关注，关于中国军事力量崛起及其应对的政策研究已经在许多国家展开。特别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还面对着台湾问题，近年来“台独”势力在岛内的发展成为中国国家安全面对的严重威胁，某些外国势力趁机卷入其中，使得该地区安全局势十分危险。中国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如果通过和平的方式化解与其他国家在安全上的猜忌，破解束缚国际关系几百年的“安全困境”，以及如何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显然是制约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全局性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反复总结外交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政治上平等互信和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新秩序观，经济上互利共赢、通过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发展的新发展观，文化上交流借鉴、维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的新文明观，安全上对话协作，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在上述四种理念主导下，致力于推动实现持久的和平和共同繁荣。这就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理论构成，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期处理国际事务的重要发展。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围绕上述四个基本理念，不断分析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实现新发展。
第三，在实现发展目标之后，中国如何才能确保自身成为一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不使用武力，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得以确立的根本保障。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不仅取决于中国能否争取和平的机遇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取决于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有效应对和妥善处理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中国在实现发展目标后确保自身成为一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
许多国家之所以产生“中国威胁论”的猜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中国崛起壮大后的对外行为感到不确定。近年来，许多国家紧紧盯住中国军事力量增长，比如美国过一段时间就出台所谓的《中国军事力量报告》。这些措施的背后逻辑是认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必然导致相应的军事力量增长，而中国的军事力量增长必然会推动中国谋求霸权，中国谋求霸权的行为必然引发国际上的紧张乃至与既定的霸权国发生冲突和战争。这几乎成为近代西方历史发展的一条规律，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就阐述了这一逻辑。显然，中国要实现和平发展，打破西方人的这一理论是极其关键的，如何在理论上找出确保中国在崛起后不侵略别国的客观制约因素，成为确保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可回避的因素。
中国要成为一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还必须解决如何在风云变幻的国际事务中扮演“和平使者”角色的问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劝和促谈的作用。中国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后，必定在综合国力上成为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大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必定对国际事务承担着特殊的责任，要发挥维护和平的作用，必须在理论上提出一系列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外交新思维。特别是中国在融入国际体系后，中国应该在集中精力推动国内发展的同时，也必须注重作出自己的国际贡献，积极参与制定和改善国际规则、国际规范，维护国家利益，以中国自身的发展来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贡献，从而将自己的发展建立在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发展模式多样自主、文明成果交流共享的理念基础上，从而实现与整个世界的共同和平，共同发展。这些都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孜孜以求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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