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中国外交理论研究的方向

二、全球化时代中国外交理论研究的方向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外交存在的历史方位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无论国内环境还是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不再是一个与世隔绝和封闭落后的国家，而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广泛参与国际主流社会的国家。这样的客观情境为中国外交的研究设定了特定的理论课题。同时，建国以来50多年的外交实践为中国外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许多教训。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外交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指导中国外交的新思维，这对于推进全球化时代中国外交理论的研究无疑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从中国外交新思维的视角思考外交理论的创新，意味着中国必须从本国的实际需要出发思考适合自己发展需要的外交理论。西方外交学的研究往往存在缺乏适应性而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一些对于西方国家适用的理论模式，对于中国就未必适用。周恩来早在1949年11月8日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就指出：“我们虽然可以翻译几本兄弟国家如苏联的外交学，或者翻译一套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学，但前者只能作为借鉴，而后者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是不科学的。”^[54]因此，外交学的研究必须考虑不同国家的特殊国情，并把这些因素引入其中，才能将外交学研究引向深入。

如果要确立外交学中国化的基础，就必须系统地研究国内政治制度对于对外政策的影响，必须彻底了解历史传统、社会价值、经济制度、行政结构和领导集团的组成情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55]。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国情，在处理外交事务以及协调各方面关系上必然存在自己独特的特色和风格，外交学要想真正实现中国化，就必须由深入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国情的中国人开展研究，特别是由那些长期从事中国外交体制的专家学者担任主力，并形成一支分工合理的研究队伍，开展集体攻关，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实现。

中国学者开展外交问题研究，要切实转变观念，从事一些深入的“精细研究”，特别是要从大量的对外关系研究和对外政策研究的误区中走出来，从事中国外交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制度运作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外交研究的领域和覆盖面。因为外交和外交政策有着天壤之别，仅仅盯着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研究，很容易导致研究跟着形势变化走，停留在对一些外交事件的整理和分析上，缺乏长时段的历史透视、制度分析和文化思考，浅尝辄止，很难完成周恩来等革命前辈提出的“外交学中国化”的历史使命。具体来说，中国外交理论的创新涉及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五大课题：

一是中国的国家目标对外交的影响。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并为内政服务。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脱胎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民族国家建设的任务异常繁重。中国的国家建设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56]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意味着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谋求独立自主的外交地位和平等的国家权利。特别是实现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在国际上获得应有的国际权利。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意味着中国必须实现现代化，在外交上谋求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并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只有赢得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才有可能，只有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能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不至于导致两极分化。这是中国的国家建设目标，更是中国坚定不移的外交价值原则。因此，通过历史的考察，分析中国国家建设目标对于外交价值原则的影响，考察该价值原则发生发展的历史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把握中国国家建设思路的变化对于外交价值原则影响的幅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

二是中国国内社会发育程度对外交的影响。中国国家建设的目标任务和远大理想，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国内社会发育基础之上，必须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不能脱离实际。事实上，中国国家建设目标所确定的根本外交价值原则在实践中无不受制于中国具体的国情。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内建设需要、社会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等因素对于中国外交的组织体制、行政程序等制度性因素和具体的外交政策和谈判行为都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中国是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的面貌对于中国外交制度中的党管外交、外事无小事、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等都具有决定性影响。应该集中力量，详细分析社会发育对于外交制度的制约及其作用机制，特别是随着中国社会发育程度的提高，对中国外交制度的变迁产生的影响。

三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国际制度的变动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中国的外交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直接处于变动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国际格局的动荡不安、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战争冲突的跌宕起伏以及国际交往的普遍惯例都对中国外交产生重大影响。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判断，需要综合把握。从根本上来说，国际环境对于外交的影响并非是决定性因素，决定中国外交的是中国国家建设目标和国内社会因素，国际环境是一种外因，属于非决定性因素。但是，这一外因可以通过内因发挥作用，通过一个国家有选择的修正，外交制度对于国际环境的变动产生了一种自主性防御行为，使得外交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中国如何吸收西方社会对于外交文明总结的优秀成果，并转化成为中国外交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课题。

四是中国外交制度的结构特征及其变迁的规律和机制。在国家目标、国内社会和国际环境相对确定的情况下，中国的外交制度保持了一定的连贯性和稳定性。它会沿着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逻辑进行调整，构建自己的结构特征和行为模式。在具体的构建过程中，中国的外交制度受制于国家、社会和世界的生态结构。随着全球化、现代化的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深入，中国的外交制度要求调整：价值原则上进一步清晰独立自主的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外交，组织体制上进一步改革权力过度集中的体制结构，行政程序上进一步强调法制化与制度化的方向。从结构和整体模式上考察中国外交制度文明的成长过程及其取得的成果，是外交理论创新的重要生长点。

五是新中国外交制度变迁对中国外交政策及其外交行为的影响。中国外交制度的变迁对于中国外交战略、外交政策和具体的外交行为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当人们为中国外交战略眼花缭乱的调整而困惑不已的时候，事实上他们忘记了，在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变迁的现象幕布之后，中国的外交制度具有统率一切的稳定性，中国外交事实上是存在着一贯的逻辑，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中国之所以在外交战略上做出重大调整，完全是为了在价值上追求社会主义和寻求和平环境的努力，在组织体制上受制于中国最高领导层，在行政程序上坚持外事无小事的结构。但是，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战争是可以避免的，随着国内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引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逻辑结构，中国融入世界程度日益加深，民主不断成长，中国的外交制度也在发生调整，中国的外交政策也日益灵活。通过研究，揭示中国外交制度变迁与外交政策行为变化的互动规律，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