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现代外交学的革命

三、全球化时代外交学的革命

我们所强调的现代外交精神的转变，是外交公开化趋势在全球化时代随着信息社会发育和全球公民社会成长所发生的必然结果。此种客观的历史发展趋势，对现代外交精神的主权原则及其所主导的外交精神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冲击，外交的主体、对象、形式、机制甚至现代外交的逻辑都必须发生相应的转换。

首先是全球化的发展和信息革命的浪潮催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领域，承载传统外交形态的客观基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全球化的发展对国家主权逻辑提出了严峻的合法性挑战，从根本上销蚀了原先矗立在狭隘基础之上的外交组织形式的根基。20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环游世界带来国家间交流的迅速扩大，国际间相互依赖程度与日俱增。特别是信息革命的发展，不断加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社会内涵，权力不再完全由国家垄断，而是扩散到广大的非国家行为体，他们彼此相互连接，创设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网络^[10]。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认为，当今的国际政治体系既不是单极，也不是多极，而是呈现军事权力单极化（美国）、经济权力多极化（美国、欧洲、日本和21世纪的中国）、跨国权力分散化（银行家和恐怖分子等）的局面^[11]。弗格森和曼斯巴赫认为，当今的主权国家正受到跨国主义与分离主义的挑战。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同时发生的一体化（integration）与碎裂化（fragmentation）。罗西瑙（James Rosenau）把这个过程称为“碎裂一体化”（fragmegration），而弗格森和曼斯巴赫则称之为“分裂/合成”（fission/fusion）。他们认为，推动这一过程加速的主要动力来自市场的一体化，跨国的社会运动、旅游、新的交通与通讯技术，以及对普通人的更好的教育。这些新的趋势使得统治权已不专属于政府，而形成了所谓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这种治理包括不同层面的政府活动，也包括其他的许多渠道，这些渠道可以通过制定目标、确定方向和政策而发出指令。实际上，这种治理乃是一种控制机制的总和，它受到不同的历史、目标、结构和过程的驱动。在这样一个世界，权力分散于各个政治实体而不存在完整的等级制，而且不一定与领土空间的分割相联系^[12]。

权力从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的弥散过程，动摇了传统外交的权威基础，直接改变了外交的内容。以前国家处理外交的主要内容是战争与和平，现在更多地涉及经济交流、社会交往、文化沟通和一些具体的社会事务，比如人权、人道主义援助、劳工权利、环境保护特别是跨国环境问题、毒品、基因工程和生物技术以及公平贸易等。面对这样一些对外事务，国家面临来自下面（比如全球公民社会）、来自上面（区域组织比如欧盟、全球组织比如联合国等）、来自旁边（比如跨国公司）等众多行为体的挤压和挑战。传统的外交机构已经不能适应新现实的需要，要求增加新职能。与战争和和平的外交职能相比，这些职能更多地强调用新的方式开展。如果说战争更多地强调保密性，经济社会事务则更多地强调开放性，前者更注重国家的安全，后者更注重国家的利益。面临这些新的外交任务，传统外交虽非没有变得苍白无力和不合时宜，至少已经没有能力应付当前时代赋予其的使命。在这一总体景观笼罩下，现代外交精神的国家主权基础已经松动，必然引起矗立于国家主权基础之上的整个外交范式发生动摇：以往那种片面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和追逐权力政治的逻辑虽说不至于不合时宜，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恪守这一外交精神，必然在国际社会面临其他国家的抵制和防范，进而影响外交关系局面的拓展。

其次，信息社会的发展日益把整个世界联结成为一个密切联动的系统结构，即网络空间（cyberspace），该网络结构推动着世界政治的“低级化”进程，它逐步消解现代民族国家造成的国内领域和对外领域的严格界限。作为一种政治治理制度的现代民族国家，其一旦产生就“创造了一个组成或者分裂为国内领域和对外领域的世界——即领土范围内国家政治所在的‘内部世界’和由外交、军事和安全事务组成的‘外部世界’。虽然这些领域绝非处于密封与不受外界影响的状态，但他们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政治、法律和社会制度的基础。”^[13]因此，对内和对外事务的内容存在很大的区别：对外事务基本上都是外交、军事和安全等“高级政治事务”，对内事务则主要是经济、文化和社会管理事务。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网络空间的形成，国内事务跃出边界，成为对外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连美国这样的超级霸权国家，都无法完全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从一定程度上说，一个国家的政府要处理同其他国家的公民社会领域的跨国事务，所依据的处事原则是国内社会治理原则的延伸。从外交上来说，在传统的政府间外交方程中注入信息变量，使得外交内容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在传统的政府间外交过程中，一个国家的外交只需要同外国政府处理好官方关系即可，经济和社会问题由于缺乏充分的联系管道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强度上都不足以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是，随着信息空间的形成，大量的跨国经济和社会问题被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几乎所有涉外部门的事务最终需要外交部门出面协调。随着世界进入信息社会，在日益透明的国际社会场景下，国际舆论的压力和现代道义的力量，迫切要求国家处理国内外事务的时候，转变以往大权独揽和为所欲为的行为方式，切实增强平等意识和服务观念，努力与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普通民众）建立起一种合作的亲密关系。总之，在信息社会，面临庞杂的信息流动、快速的知识革命以及深刻的认同危机，单纯依靠政府垄断外交已经显得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依靠政府办外交已经成为一种落后的文化行为。信息社会的发展，要求民族国家的外交必须能够动员起全社会的力量，在组织体制上增强开放性、透明性和流动性，逐步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分工负责的“全民外交”格局。只有这样，一个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新的社会共同体才能在未来的全球社会中赢得一席之地。

另外，在全球化发展和全球公民社会崛起的时代，国家的合法性不仅仅依赖于本国公民社会的认同，而且依赖于全球公民社会的认同。信息/知识源成为权力来源将对社会的政治结构、权力关系以及经济优势产生深远的影响，也会引起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重要变化。20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社会的各个角落都充满了躁动不安的情绪，各种各样的“时髦”和“潮流”花样翻新。人们开始把“打破旧的世界”看作是“进步的标志”，纷纷涌现出对社会各个方面的所谓“解放运动”。比如性观念的解放，新左派思潮的崛起，女权运动的新发展，校园反叛运动，以嬉皮士文化为代表的反主流文化以及环保运动的呼吁，人们对战后美国社会的道德基础产生深深的怀疑，形形色色的挑战传统价值体系的所谓“新运动”风起云涌，对国家的内外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何应对这些群体的需求，开展针对他们的对外工作，显然越来越成为外交事务的重要任务。国家会发现自己的一举一动无法像主权至上时代那样完全不考虑国内公民社会的意图和想法，可以不考虑全球公民社会的倾向，特别是全球公民社会认同的广度和程度。那种在国际政治领域，纯粹从“国家利己主义”的逻辑出发，仅仅依靠政府之间的外交合谋达成的外交成果，如果得不到公民社会的支持，照样是一堆废纸。同样，如果一个国家的行为受到全球公民社会的谴责，其国际空间也是十分有限的。

总之，全球化、信息社会的发展和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在现代外交逻辑中注入了崭新的内容。一个国家的外交不仅要注意同国家及其达成的各种国际组织打交道，还要注意与全球公民社会打交道，并且两者之间在逻辑上是存在冲突的。置身于全球公民社会兴起的时代，任何国家都必须高度重视外交行政逻辑的这一发展，并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逐步将新的外交行政逻辑纳入到总体外交运行机制中来。在可见的未来，能否在现代外交逻辑上应对这一历史性的时代挑战，将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外交局面及其合法性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