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现代国家的认同危机

一、全球化时代现代国家的认同危机

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权力结构与认同单位的巧妙结合。从民族国家的制度设计来看，其最大的特色在于国家既是最高的权力架构，又是最高的认同单位（所谓的民族或国家认同）。两种性质集于一身，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种较新的现象^[44]。此外，民族国家有固定的疆域，而现代的民主制度、社会福利制度都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形成的。这是民族国家的传统形态。

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民族主义在近代的兴起，而民族主义的兴起则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其历史逻辑是：为了彻底打破封建自然经济，使商品交换经济取得完全的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建立国内市场，这就要使操同一语言的所居住的区域完全统一起来，同时扫除阻碍这种语言发展和阻碍把这种语言文字固定下来的一切障碍；最后是使市场同一切大大小小的业主和卖主、买主密切联系起来。历史上一些民族形成的过程同时就是它们变为民族国家的过程，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要求的民族国家，是近代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45]。在资本主义的推动下，国家权力与民族主义融合发展，一方面，国家铲除各种社会权力中介旨在使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特定人类共同体从此处于国家权力的光明地带，并使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直接明了，中间不再容许其他中介组织（比如领主、教会、封建地主等）遮拦或“私”权力结盟；另一方面，民族主义情感更多地释放在作为特定领土范围内的权力关系结构中，在分散的权力群落中可以寻求政治独立和国家制度的发展，逐渐培养起了民族的国家认同。最终，现代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制度形态得以确立。

对此，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所写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认为，民族是一种“文化造物”，“民族被想象成一个共同体，使得它无论实际上有多少不平等与剥削横行其中，却总是被设想成一种具有深刻的、同阶级的情谊存在。”^[46]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把现代民族国家理解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能使人民为了特定的想象而流血牺牲，这是只有国家才具备的神力。然而，当人民在自己的国家里找不到适当的精神归宿时，国家的神力就会幻灭。在这一意义上，国家的强盛不仅需要物质基础，而且还需要充分的合法性资源，使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吸引国际公众的注意力。民族主义的兴起，安德森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为现代国家提供了合法性认同基础，使民族国家得以确立。

在全球一体化运动的场景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等多层次、多领域的关系交错重叠，彼此相互错乱，种种断裂、失范、无序和无所适从的问题此起彼伏，人们亟待寻找一个认同的空间和精神的家园。于是，国家至上主义衰落之后，宗教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社群主义、种族主义等种种“想象的共同体”接连出现，引发了全球性的认同危机^[47]。现在的问题是，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面对来自次国家行为体、跨国家行为体和超国家行为体，民族主义垄断国家主权的格局日益受到侵蚀。包括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宗教运动和民族分离主义在内的众多新认同政治行为，不停地侵蚀着民族国家的版图，令国家疲于应付。“国家无能论”和“国家销蚀论”显然看到了政府在治理公共事务时遭遇了强有力的制约，但它们却将此种制约片面化绝对化，没有看到国家本身的相对自主性。琳达·韦斯在《全球化与国家无能的神话》一文中明确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一股势力强大的新全球主义教条出现了。它声称全球市场的发展限制了国家作出决策的能力，使其在经济、财政、社会等政策的制定上处于软弱无力状态。这种论调夸大了经济全球化的事实与影响，低估了国家能力的多样性和适应性，并且忽视了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所提供的成功经验。”^[48]

与此同时，全球分裂的力量伴随着全球整合的力量，新认同政治不仅增强了“碎片化”的趋势，也加强了“一体化”的趋势。在全球化时代和信息社会，国家已经并非是一台单纯的“机器”，而是认同其存在价值的社会成员的“重新想象的共同体”。特别是随着电子媒体传递消息速度加快，使得不同地域、不同文明和不同国家的人们彼此之间的陌生感降低，我们经常看到不同肤色的人出现在媒体上。而全球大事因传播而为大众所共同接收，不同的国家人民讨论一件相同事情的情形增加。透过许多专业网络，专业的信息更为共享，各领域的专业人员可以直接沟通，许多观念不再有时间差，“地球村”的概念俨然逐步成立。

总体而言，未来的发展可能是国家主权的相对自主性与民族主义的混合对抗来自社区和全球双重力量的冲击。在这一矛盾结构中，民族国家处于缓慢的转型过程之中，现代国家逐渐失去其民族基础，成为后民族的结构。马克思也作出了说明：“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9]现代国家失去民族基础的过程，从根本上说不是一个民族国家销蚀的过程，而是一个制度重构和制度变迁的过程。在全球化时代，现代国家在脱去民族外衣之后，必将沿着权威重构的逻辑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