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研究的困境

三、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研究的困境

20世纪中叶之前，国家安全研究主要围绕战争与和平问题特别是均势、同盟、集体安全等问题展开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由于核武器的出现和两极格局的形成，国家安全研究逐渐转向军备竞赛与军备控制、国际危机以及核武器的出现及其对国际冲突造成的影响等课题的研究。“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国家安全特性的变化以及国家安全内涵的扩大，西方学术界对于安全威胁的改变与安全学说的调整，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探索，如国内政治对战争的影响，军备竞赛的结果，新军事革命的含义，安全合作的前景，环境与安全，地区安全体系，低强度冲突，道德和价值观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等等^[19]。然而，由于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概念内涵扩大产生的内在矛盾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相应的，关于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的理论研究也出现种种悖论与困境。

困境之一：谋求安全与谋求发展的悖论。安全本质上具有生存层面与发展层面的复合内涵。在和平年代和国际关系的稳定时期，尤其是“冷战”后时期，安全内涵一度从生存层面不断滑向发展层面，安全利益一体化趋势有所发展，导致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研究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要谋求发展，就必须扩大开放，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和资源优势互补的体系；而一旦塑造开放的社会体系，就必然产生大量的其他非传统安全漏洞，让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有机可乘，制造危及国家安全的严重事件。反过来，一个国家要谋求安全，就必须建立无所不及的安全体系，在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建立严格的安全检查和核查措施，而一旦建立密不透风的安全屏障，就会阻碍资源合理流动，影响投资和发展信心，最终必然束缚甚至阻碍社会发展。由此，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研究，究竟是以谋求发展为目标，还是以谋求安全为目标？如果安全与发展并重，在研究中应该如何处理两者存在的内在矛盾？这些问题构成了国家安全研究面临的一个悖论。

困境之二：客观安全与主观安全的悖论。国家安全有绝对性的一面，体现出其客观性，反映了国家矛盾的潜在化层面；同时，它也具有相对性的一面，体现出其主观判断性因素，对应了国家安全的显性矛盾层面。不同国家对安全相对性感受不一，追求安全的绝对性动机与能力各异，导致各国安全系数的差异。在全球化时代，由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渗透和互动交流程度大大提升，客观安全和主观安全之间形成了一个悖论：一个国家追求客观安全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主观安全，因为在全球化时代，安全内部化的趋势使得一个国家根本无法排除其他国家和行为体对自己的渗透，如果它们要想破坏本国的安全，存在着大量的机会和漏洞，只有放弃对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疑虑，真正与之建立良性互动的伙伴关系，将其不满和怨愤情绪通过非暴力的途径予以化解，才能真正维护客观安全的局面。反过来，一个国家追求主观安全，就必然不停地制造客观不安全的条件，等于放弃了客观安全。因为在全球化时代，如果自己不停地设想假想敌，并摆开对其进行防范或者与之对抗的姿态，就必然将其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进而为自己设定了安全威胁，这一点哥本哈根学派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故而，在全球化时代，客观的安全局面与主观的安全心态是一个典型的悖论，无论一个国家多么强大，即使武装到牙齿，如果总是感到不安全并设想假想敌，就会陷入不安全的深渊，成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地方。

困境之三：系统安全与要素安全的悖论。历史上，“政府安全”与“国家安全”长期难以分离，导致人们认识上的混乱。政府的合法性与政权稳固与否，一方面不应成为国家安全的直接表征，另一方面又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只有当人口、领土、政府、主权等因素的安全上升至影响到整个国家安全状况时，才能视为国家安全本身，否则便是国家要素的安全。这表明，国家作为组织的安全与国家作为载体的安全（即国家要素的安全）具有不同的安全归宿。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的这一内在矛盾被激化了，形成了系统安全与要素安全的悖论：一个国家要追求系统安全，维护整个世界的安全和人类的安全，就必然要放弃作为世界系统要素的本国绝对安全或者本国某一构成因素的绝对安全，而将维护安全的权力和责任交给一个系统维持机制；反过来，一个国家要追求要素安全，就必然以本国绝对安全和某一构成要素的安全为第一选择，不会将安全维护的权力和责任转交给国际制度。比如在核安全问题上，一个国家要追求系统安全，就要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国际核查和监督保障本国的核安全；相反，一个国家要追求要素安全，就不必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自助原则实现国家的核安全。当前，成为国际热点的伊朗核问题和朝鲜核问题，归根到底都是这一悖论的体现。

困境之四：“安全困境”。在民族国家成立之初，国家安全就存在安全困境的问题，即某一国家增强自我安全的行为会不自觉地导致降低他国安全，从而使他国为了自身的安全而竭力增加自己的实力，以致卷入安全竞赛的恶性循环之中。“国家在缺少权威和存在敌对国家（有时只是假想敌）的自助国际体系（self-help system）中，无论增强实力还是削弱自己的力量都处于一种不确定和不安全的进退两难的情景中”^[20]。这正如世界观察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所形象指出的，“武力的累积和军事力量的增长往往更多的是减少对手的安全性，而不是增加本国的安全性。国家的安全政策造成了国际的不安全”。^[21]“安全困境”被认为是导致安全合作的根本原因，它根源于安全的相对性及自身主客观性相统一的安全本质。这是安全的时空延续矛盾表现形式之一。在全球化时代，这一传统的安全两难并没有消失，而是改变了作用的形式和内容。一方面，在民族国家之间特别是争夺世界主导权的大国之间，在特定条件下还存在着安全两难；另一方面，在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以及民族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在一定条件下也存在着安全两难，比如一个国家如果过于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建立严格的安全检查限制和规定，就必然引发一些跨国家的非国家行为体的责难，批评国家保护主义、保守主义以及集权主义行为；而一旦民族国家放弃追求绝对安全，放松安全检查，就必然引发某些非国家行为体制造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毒品交易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可见，在全球化时代，安全困境不仅没有消失，相反增添了新的内容。

困境之五：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悖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之间既存在区别，又存在联系。从区别的角度而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传统安全往往涉及主权、领土、外交等高级政治层面的安全，而非传统安全往往超越传统安全的高级政治层面，强调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信息科技等领域中的安全；二是传统安全的威胁往往是来自外部威胁，特别是在民族国家垄断军事和外交资源的情况下，威胁往往是军事威胁，而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可能来自外部，也可能来自内部，可能来自国家，也可能来自非国家行为体；三是传统安全往往注重零和博弈和追求以军事同盟、遏制、威慑等手段维护安全，而非传统安全则更强调正和博弈和追求以合作、对话、协商等渠道实现安全。从联系而言，无论传统安全还是非传统安全，都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彼此互动，相互激发，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但是，在全球化时代，从一个国家安全观的角度而言，应该更强调传统安全观，还是更注重非传统安全观，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一个悖论：如果一个国家以传统安全观为主导，强化军事同盟、遏制和威慑等国家安全措施，必然会在资源分配上挤占非传统安全的空间，并且会加重非传统安全的负担，因为一些国家或者非国家行为会因为在传统安全领域无法获取胜利，必然会把战场转移到非传统安全领域，制造各种恐怖主义和其他安全破坏事件；同样，如果一个国家以非传统安全观为主导，就必然扩大安全保障的“战线”，很容易导致资源过于分散而形成传统安全的停滞不前。如何正确处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之间的悖论，是全球化时代每一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悖论。

正因为存在上述悖论，要求国家安全理论研究大力开展理论创新，在充分把握全球化时代安全特性变化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解决国家安全的内在矛盾的思路和对策。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方面就是确立符合全球化时代发展要求的国家安全观，以此为指导制定正确的国家安全战略，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有效防范和应对来自国际经济领域的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