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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综合创新论的理论观点

时间:2022-08-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45]在此基础上,方克立先生进一步把“文化综合创新论”的理论观点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文化综合创新论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文化综合创新论对主体性超越的呼唤无疑是求贤若渴。简而言之,文化综合创新论主张“以我为主兼取众长的中外互补说”。这正是立足于实践来实现文化综合创新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现实。

(三)综合创新

批判传统文化、迎接西方现代性文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近代中西文化冲突进入到精神文化层面。[40]中国的传统文化该走向何处?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既不同于全盘西化论也不同于中国本位文化论的古今中西沟通互补的文化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这一文化主张从不够成熟到比较成熟,终于达到了辩证综合的高度。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张岱年先生针对“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提出文化的“综合创造论”,“主张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成一种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做一种创造的综合”。[41]随后,毛泽东同志在一系列的文章与讲话中表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42]这种对待文化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毛泽东同志称之为“古今中外法”,即“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43]建国后,在“古今中外法”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44]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中,面对再次抬头的全盘西化论,张岱年先生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需要,进一步发展了辩证综合的文化观,明确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他说:“一方面要总结我国的传统文化,探索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经过深入的反思,对其优点和缺点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另一方面,要深入研究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作具体分析,对其缺点和优点也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根据我国国情,将上述两个方面的优点综合起来,创新出一种更高的文化。”[45]在此基础上,方克立先生进一步把“文化综合创新论”的理论观点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46]这就是对古今中外问题的比较全面的完整的回答,成为当今中国影响最大、得到最广泛认同的一种文化自觉意识,为中国文化发展与应对全球化的文化交往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与现实的道路。

在文化的古今问题上,如果说全盘西化论者强调的是“今”的话,那么中国本位文化论者则更多地注重的是“古”;而“综合创新”论者则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意识到文化发展的古今结合。文化综合创新论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起点是生产劳动,因而“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不是‘人’,而是‘人的生产劳动’”。[47]这意味着,文化综合创新论主张以实践为依托来实现文化的古今结合。任何文化都是人的文化,是对人的现实主体性的确证。人的现实主体性以历史的主体性为前提,因而历史的主体性作为既存的现实力量,构成了现时代文化必须面对的客观环境,必然要反映到现时代的文化中。另一方面,人的现实主体性以现实的社会实践为基础,因而文化又必然成为现实社会实践的话语方式才能反映现实的人的主体性。这表明,任何现时的新文化都既包含着旧文化的内容,从旧文化发展而来,又是新的现实的社会实践的话语方式。换句话说,从历史的主体性到现实的主体性,从“古”至“今”的历史的过程不是人能够恣意挥洒主体性的过程,而只能是人在历史和传统所规定的条件下通过其实践活动不断创造与提升主体性的过程,因而前后相继的主体性自身并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而只有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主体性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主体性的传递、文化的传承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否则就会像传统文化本位论那样,“把死的主体看得比活的主体更重要,其实质是反主体主义”;抑或像全盘西化论那样,“割断历史,否定传统,任意挥洒一己之主体性”,[48]使主体内涵失却丰富性而显得空洞和虚无。由此可见,本位文化论与全盘西化论的思路是殊途同归的,不仅拒绝了文化选择的客观标准,而且忽略了文化对人的最本真的意义。因此,立足实践,对在历史时空中提升起来的无论多么伟大的主体性加以改进与转变,使古老的文化适应新的事物。在这样的语境之中,文化才能为人的发展提供条件,才能真正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文化综合创新论对主体性超越的呼唤无疑是求贤若渴。

在文化的中外问题上,西化论者认为中西之争就是古今之争,本位文化论者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文化综合创新论者则以“今中为体”,会通中西,实现文化发展的中外结合。文化综合创新论要求立足于现实的社会实践,特别是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的社会实践;不仅要继承传统文化之精良、进一步发展传统文化,而且要尽可能地汲取西方文化的贡献,在综合二者的基础之上,创成一个新的文化。简而言之,文化综合创新论主张“以我为主兼取众长的中外互补说”。[49]任何文化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民族文化是文化综合创新的依托之地。自近代以来,民族之间相对隔离的坚冰日益被奔走于世界各地的资产阶级打破,继而建立起普遍的全球交往,使得任何民族的实践都与全球性的社会实践紧密相连,使得任何民族文化都处于外来文化的包围中,置身于世界文化发展的风雨里。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把民族文化一股脑地扔进历史的垃圾堆的话,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必需的。因为此时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才是大多数人的一个基本需求,民族文化成为凝聚共同体成员发展自身的核心力量。于是努力维护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与个性,保持自己民族文化应有的地位和价值是人们在文化交往中的第一要务。这正是立足于实践来实现文化综合创新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现实。“以我为主”不等于封闭自己的排外主义。既然任何民族文化都不可逃脱坠入世界文化之网的命运,那么若要维护自己的精神家园,必然要汲取比自己优秀的外来文化因子才能与世界文化齐头并进。世界文化寓于各民族文化之中,任何民族文化都是世界文化的一个部分,都有特殊的存在价值,都可以为他民族文化、为全球性问题提供思想的借鉴,都可以为提升人的主体性作出自己的贡献。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汲取”是“抄袭”的话,那么结果则“只能是一种混合的揉合,只能是一种杂拌,连调和都说不上”,[50]更不用说创新与发展了。因此,所谓“中体西用”的中国本位文化论并没有实现“我”的发展,尽管它实现了“以我为主”,但它走的始终是一条相对封闭的文化发展道路。可见,汲取并不是“抄袭”,而是“析取”。任何文化都不是铁板一块,它是可分的。文化作为一个具有结构和整体功能的、由许许多多复杂的文化因子构成的系统,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具有可分离性与可兼容性。在文化交往中,外来文化系统中优秀的文化因子是可以经过改造而容纳到别的民族文化系统之中的。所以,来自各个不同民族文化系统中的优秀文化因子,只要它们是实践所需求的、且与民族文化的系统是兼容的,就有可能被综合而创造成一个新的文化系统。各个不同的新的文化系统在形式上相异,但在实质上却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当各民族的各方面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的时候,“由许多种民族的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1]

总之,世界上始终有多种多样的文化,无论这些文化曾经拥有怎样的灿烂与辉煌,也不管它们曾经遭遇怎样的失败与苦痛,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恰如《复活》中那个头发蓬乱的流浪老人所说,“信仰有很多种,灵魂却只有一个,你也有,我也有,他也有。那么各人只要相信各人的灵魂,大家就会联合起来了。人人保持住自己的原来的面目,大家就合成一个人了。”[52]

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往中,“人人保持住自己的原来的面目,大家就合成一个人了。”这其中包含着多么发人深省的智慧和启悟啊!

【注释】

[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84.

[2]汤一介.新轴心时代的中国文化定位.中华孔子学会、云南民族学院编.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7.

[3][美]欧文·拉兹洛.多种文化的星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05.

[4][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第2版.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411.

[5][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第2版.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284.

[6][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420—433.

[7][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34.

[8]叶维廉.殖民主义·文化工业与消费欲望.张京缓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71.

[9]转引自柳礼泉主编.撞击与升华——改革实践过程中对人们思想的影响.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188.

[10]转引自刘伟胜.文化霸权概论.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33.

[11]柯可主编.文化产业论.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34.

[12]CEI中国行业发展报告(2004)——传媒业.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49.

[13]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22.

[14][美]西里尔·布莱克.比较现代化.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译者前言5.

[15][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24.

[16]吴冠军.多元的现代性.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304.

[17]张岱年.文化与价值.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212—220.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17.

[19]李宗桂.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27,28.

[20]衣俊卿.现代化与文化阻滞力.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47.

[21]陈金龙,陈岸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1.

[22][英]爱德华·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8.

[23]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球化.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437.

[24]胡适.读梁濑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19.

[25]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420.

[26]陈序经.中国文化之出路.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63.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9.

[28]刘放桐等编著.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下).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766.

[29]张东荪.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98.

[30][宋]朱熹.四书·中庸.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131.

[31]陈序经.全盘西化的理由.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72.

[32][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166.

[33]李宗桂.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25.

[34]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454.

[35]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港台海外中国文化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89.26—49.

[36]牟宗三.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港台海外中国文化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89.156.

[37][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24.

[38][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8.

[39]鲁迅杂文书信选续编.内部发行,1972.259—260.

[40]洪晓楠.文化哲学思潮简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47.

[41]张岱年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1:256.

[42]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横排袖珍本(一卷本).984.

[43]毛泽东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400.

[44]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598.

[45]张岱年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6:490.

[46]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490.

[47]叶汝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289.

[48]徐长福.文化分析的主体坐标.学习与探索,2000,5:76.

[49]李宗桂.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125.

[50]张岱年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1:265.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76.

[52][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第2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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