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宏观财政理论

新古典综合学派是以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托宾、索洛、奥肯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他们自认为是凯恩斯主义的主流学派，所以又被称作是后凯恩斯主流学派。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理论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他们提出的许多政策建议也常被美国政府所采纳。

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理论特征是：他们从标准的凯恩斯理论出发，认为标准凯恩斯理论的核心是收入—支出理论，而其他有关对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论述都是这一理论的延伸。他们指出，凯恩斯宏观理论的着重点在于投资和其他开支的变动而产生的收入效应方面，它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环境中，无法应付二战后复杂的经济形势。因此，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应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以前的以价格分析为中心的微观经济理论综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既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需求管理”的调节作用，又保留市场自动调节作用的理论体系。他们还指出，凯恩斯理论只适用于短期，即由于各种市场的不完全性使得新古典理论中的调节机制不能充分发挥效应，而在较长时期内微观经济分析方法仍是适用的。根据资本主义经济是公有部门经济和私有部门经济相混合的特点，综合地运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和新古典主义的微观经济分析方法，并制定一些与此相适应的经济政策，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经济的固有缺陷，保证充分就业，维持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新古典综合学派自命为凯恩斯经济的继承者，而攻击新剑桥学派，两派一直争执不下。其实，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凯恩斯主义的学说，但又有所发展和创新。

最具代表性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的财政理论见于萨缪尔森于196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题为《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金融政策》。他提出的政策包括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公债政策等方面。下面我们分别来加以一定的考察。

在财政支出理论方面，我们已经知道，新古典综合学派并不完全赞同凯恩斯的财政支出理论，他们认为政府直接投资于公共工程项目往往需花费较长的时间，因而会错过时机，不仅不能起到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反而会成为经济周期的扩大器。所以，他们主张政府的公共投资必须根据经济的实际情况进行较长时期的规划，而不是一种权宜之计。他们还批判了赤字会挤出投资的观点，反对平衡预算，推行赤字预算。针对保守主义者担心政府支出不断增长的情况，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指出公共选择的结果能保证民主政体的政府支出数量基本符合选民们的愿望。在以上理论的基础上，萨缪尔森提出了如下财政支出政策：（1）政府应扩大耐久性的公共工程项目支出而不是一般性的政府开支，因为前者更能促进经济的增长。（2）对于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的研究和开发，政府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并给予直接投资或补助金，政府加大在科研领域的支出是十分必要和值得的。（3）政府应重视劳动力资本的教育和培训，劳动力资本与实物资本一样，都能带来可观的收益，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经济往往缺乏对劳动力资本的投资，久而久之会影响到劳动生产率，因而这方面的开支需要由政府来加以解决。（4）公民身体健康关系到一个国家劳动力的整体素质，需要由政府支付公民健康调查和管理等方面的支出。（5）对私人投资给予不定期的临时补贴，以减轻私人投资风险，促进私人投资的积极性。（6）自然环境保护也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诸如此类的其他各项间接社会资本支出也是十分必要的，政府应加大这方面的财政支出。（7）在经济尚未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下，政府的财政支出应有意识地投向社会福利和第三产业方面。实行赤字财政政策，可以刺激私人投资的增加，在乘数效应和加速原理的作用下，使国民生产总值成倍增长，劳动力就业大大增加。

萨缪尔森宏观财政理论的第二个方面涉及税收理论，对此他也有详细而系统的阐述。新古典综合学派同意庇古关于税收的观点，即征税体现了政府将部分经济资源——社会产品和劳务从私人手中转移到了政府手中。他们将征税原则归纳为两个，一是利益原则，二是牺牲原则。所谓利益原则，即人们应当根据他们从政府活动中期望得到的收益的大小来纳税；所谓牺牲原则，即赋税的安排应该使社会的收入再分配是公平合理的。怎样既能照顾到利益原则，又能体现牺牲原则？萨缪尔森认为现代混合政府对此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折中办法：“实践产生了什么结果？在受益于地方和全国的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各组人群能够被辨认出来的条件下，以及在这些人群并不由于它们的平均收入或其他特征而应得到有利的或不利的待遇的条件下，现代理论一般依靠利益类型的赋税。因此，地方公路一般由当地居民偿付。供水或下水道常常像私人物品那样加以对待。汽油的税收整个说来专用于公路。……个人所得税被分为各种等级，收入越多、征收的比例就越大，从而是累进的。大多数销售税是适度累进的。但是，按照遗产的固定比例征收的赋税是累进的，因为平均说来，收入多两倍的人所遗留的财产要多于两倍。”^〔7〕此外还把税种划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以上所介绍的都是一些税收的基础理论，萨缪尔森对税收的宏观调控作用也有深入的研究。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税收的宏观调节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税收的自动稳定器功能；二是有意识地调节税率，实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第一方面的功能主要是通过累进税率的所得税制来体现的。在经济繁荣时期，国民收入的增长带来税基的自动扩张，即使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税收收入也会随之增加，这样就有利于抑制过热的总需求，保持经济的稳定，防止通货膨胀的发生；反之，在经济萧条时期，税基随国民收入的减少而自动降低，税收收入也随之减少，这样就有利于把资源留在私人经济部门，使得私人消费和投资的增加成为可能，从而促进经济走向繁荣。所以，税收的这种功能常常被称作是经济的自动稳定器。但是，要想使这种自动稳定器很好地发挥作用，关键还要合理地设计税收结构体系等。税收的第二项功能是在人们充分认识了税收这一经济杠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的。它要求政府清楚地认识到一国所处的经济时期，然后通过税率的调整来有针对性地“熨平”经济的波动，使经济保持稳定和增长。正如萨缪尔森指出的那样：“许多赞成积极稳定政策的人都把改变税率视为理想的武器。一旦税率得以改变，消费者反应很快；税率削减广泛地涉及全体人口；它会刺激人们真正需要的物品的支出。”^〔8〕但是很遗憾，经验表明，反周期性地改变税率有着重要的缺点。萨缪尔森同时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会常常要花很长时间辩论才能把税收建议变成法律条款，一个例子就是在越南战争时期，美国国会用了一年半时间才通过了一个增税提案。第二个缺点是关于政治方面的。在一个民主国家，当为了防止经济衰退而暂时停止征收一项税收时，那么当紧急状态结束后很难使这项税收重新恢复，反失业的政治舆论往往比反通货膨胀的政治舆论更容易鼓动起来。第三个缺点是，如果人们知道税收变化是暂时的，不会使他们的永久性收入产生大的变化，那么消费者可能就不会很大地改变他们的消费。

在以上税收理论的基础上，萨缪尔森提出了非常具体的税收政策。有些直接针对宏观经济方面，有些则针对微观经济主体，它们都是为了能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促进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如：（1）逐步地由累进的所得税制度向累进的消费税和资产税制度转变，这种转变将使税收政策成为既维护税收公平原则又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政策。（2）为一般人所接受的观点是：对富有人实行累进的高税率会降低他们努力工作和投资的积极性，所以应降低对高收入者的税率。萨缪尔森则不以为然。他指出，深入地研究税收对于努力工作和负担的危险的效果，可以发现上述观点有些夸张，事实恰与此相反。在现行的税制下，富人为了将一般所得转化为风险投资所得，实际上会把资本向风险项目转移。（3）为刺激私人投资的增加，应减免对投资收益所得课征的所得税。（4）对于科技研究开发要高度重视，在税收方面应制定出相应的优惠政策来。（5）允许资本投资的损失计入到企业成本中去，这样可使企业收益平均化，从而也使得课税的负担平均化。（6）降低法人的税率，从而刺激投资。（7）考察现时的经济状况，制定并推行税收方面的优惠措施。

在公债理论方面，萨缪尔森继承了凯恩斯理论，主张在经济衰退时实行赤字财政政策。不仅如此，他们更进一步提出在经济上升时期也要实行赤字预算。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又一代表人物奥肯就曾发明了“潜在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概念^〔9〕，将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相比较，可以得到尚未达到充分的就业率造成的产量损失。据此，他又提出了实行充分就业预算的主张，即在经济上升时期，只要尚未达到充分就业，就应实行赤字预算，而以公债来弥补财政赤字。当然，主流学派认为，公债还有另外的作用，它可以提高人们的消费倾向，中央银行也可利用公债来实施公开市场业务，增加货币政策效果。

19世纪60年代，除萨缪尔森以外，面对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德国和日本、经济出现“艾森豪威尔停滞”的状况，托宾、海勒等提出了“增长性财政货币政策”的主张，以期刺激经济的更快增长，摆脱停滞局面。他们的政策主张的主要内容与奥肯的主张有相似之处，即认为不仅要在经济萧条时期采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经济上升时期也应推行赤字预算，以刺激总需求，增加就业量，直到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的（即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国民生产总值为止。

为了医治“停滞膨胀”的经济状况，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学家们还提出了混合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张。他们认为，要注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用时的松紧搭配，注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微观化，并且以其他一系列政策作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补充。

1.所谓松紧搭配是指，松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或是紧的财政政策与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前者是指用投资优惠、减少税收、增加政府支出以鼓励投资，同时控制货币流通量以防止通货膨胀的加剧；后者的含义是扩大信贷规模、降低银行利息率以鼓励投资的增加，同时缩减政府财政支出，减轻对市场的压力，以求稳定物价。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微观化指的是政府在制定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还须考虑到个别市场和个别部门的具体情况，并相应制定区别对待的政策。微观财政政策包括：实行不同的税率和征税方法、个别地调整征税范围、调整政府的各项拨款等。微观的货币政策包括：规定不同的利息率、对各行业或各部门规定不同的信贷规模等。注重宏观政策的微观化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宏观理论的一个特色。以政府的增税举措为例。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学家指出，如果政府的增税举措在宏观上是为了防止通货膨胀的加剧，那么在制定具体政策时就应增加那些可减少投资支出的税收，以免投资过热，总需求过旺；如果增税的目的在于促进经济增长的话，那么制定政策时就应增加那些可以减少消费支出的税收，这样可以使居民更多地倾向于储蓄，从而将资金更多地转化为投资。再以扩大政府支出为例。如果政府支出在宏观上是为了防止失业率的上升，那么就应该把支出多用于能提供较多就业岗位的方面，政府的购买支出也应有助于更多人就业；如果政府增加财政支出是为了促进经济复苏的话，那么就应该将支出花在兴建公共工程项目方面，增加科学研究开发与应用方面的支出。政府实施货币政策也与此相类似。例如政府为了限制投资或是刺激投资，在具体做法上可以单独地调整某个行业的信贷条件和规模，这样既可达到宏观目的，又避免整个金融市场的动荡。又如单独地调节消费信贷，既能在宏观上达到调节市场需求量的目的，又不至于影响到企业的投资规模和数量，从而不至于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10〕。

3.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开出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补充措施有：收入政策、人力政策、浮动利率政策、对外贸易管制和外汇管制政策、消费指导政策，以及能源政策、人口政策、农业政策等。阿瑟·奥肯曾说过：“我们需要一个反通货膨胀的，但并非反增长的计划，可是，那就超出了传统的财政措施和货币措施的范围。”^〔11〕

尽管新古典综合学派集各种理论之大成，积极地为政府出谋献策，但是面对经济的滞胀局面，他们毕竟未能提出非常灵险的药方来。就连萨缪尔森也不得不承认：“没有任何由经济学专家组成的顾问团能够取得一致意见，找到医治‘停滞膨胀’这一现代疾病的令人满意的方法：许多开出的药方和疾病本身一样不可取。”^〔12〕

总之，新古典综合学派既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又对此加以一定的修改和创新（如他们认为由于工资刚性的作用，市场并不像凯恩斯所说的那样是可“出清”的）。他们虽然也有各种各样的缺陷，如其关于理论体系和经济目标的观点并不科学，但是他们重视数量经济方面的分析，注重对经济政策目标、经济政策效果等进行分析和评价，注意吸收各理论的精髓，并注重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因此其理论至今还有顽强的生命力。诚如张馨所说：“新古典综合派在七十年代‘滞胀’的冲击下，显现出岌岌可危的迹象，但这只是短期的。对于新古典综合派这棵大树来说，其他理论犹如蚍蜉，欲撼之，谈何容易？这突出表现在新古典综合派一直试图集各种理论之大成，重视各种因素的影响，不走极端。”^〔13〕因此，我们还是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来研究它、分析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