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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观点

时间:2022-08-28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2.进化论观点19世纪中叶,达尔文经过环球旅行和多年研究,于1S59年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而后又撰写了《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人类的由来》等著作,创立了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生物进化学说。生物进化论观点与上述神创论观点根本对立,是对于神创论观点的完全颠覆、彻底抛弃。

2.进化论观点

19世纪中叶,达尔文经过环球旅行和多年研究,于1S59年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而后又撰写了《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人类的由来》等著作,创立了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生物进化学说。生物进化论观点与上述神创论观点根本对立,是对于神创论观点的完全颠覆、彻底抛弃。

其实,在达尔文之前英国科学华莱士就已经提出了成形的生物进化观点(而在华莱士之前苏格兰博物学家帕特利克·马修早在1S31年已经提出了自然选择观点),并发表了相关论文。把华莱士说成生物进化论的首创者亦未尝不可,事实上有关达尔文和华莱士到底谁是真正的“进化论之父”的争论也一直未曾断绝。有批评者认为达尔文是靠抄袭赚得“进化论之父”桂冠的。在人类的科学和文化发展史上,后来居上而僭取首功的现象不限于此例。在纪念达尔文200周年诞辰之际,有计算机专家用反剽窃软件检索《物种起源》,结果发现其部分重要思想来自华莱士早于一年前发表的文章。华莱士在广泛收集资料、长期观察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了生物“适应”、“变异”、“生存竞争”等重要规律,于1S5S年完成了《论变种无限地离开其原始模式的倾向》的论文,而且将论文寄给了达尔文,以征求其意见。达尔文后来发表的观点与华莱士的观点“不谋而合”,“惊人相同”。达尔文还曾和华莱士一起署名共同发表过相关的文章。(参见httP://news.163.com/0S/1229/09/4UAQ6JSD0001121M.htm1.)

虽然如此,达尔文还是被包括英国在内的世界科学界的主流认定为“进化论之父”,这或许和达尔文更完整、更系统、更权威的进化论巨著《物种起源》有关,相比之下,华莱士的几页论文就显得单薄不起眼,就不会被世人重视。当然,这也和与世无争的华莱士大度谦让有关,他认为达尔文的见解深刻透彻、更胜一筹(当然华莱士的进化学说比古希腊哲人们更具猜测想象成分的进化思想以及马修的进化靠大灭绝推动的观点更成形更有意义),且还创造出了“达尔文主义”这一名词,并把自己作为一个达尔文主义者(如同赫胥黎)来宣传进化论。

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重大科学突破,进化论彻底打破了人类自高自大、宇宙中心、一神之下、众生之上的愚昧自尊和盲目自恋。在进化论之前的科学突破是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并一统思想界千余年的“地心说”,在遍及无限时空的宇观上否定了人类位于宇宙中心的惟我独尊的自大情结。而进化论则在囿于有限地球宏观上把人类等同于普通生物,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与人类有着或远或近的血缘关系。达尔文用环球旅行中收集的大量资料证明了形形色色的生物都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在遗传、变异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不断发展变化的。按照进化论学说,地球上的生物和生物、生物和植物以及生物和无机物形成了完整而封闭的进化链条,而人则处于这一进化链条的顶端,是生物进化的最高成就。

进化论是一种理论,如按理论等级划分,则其处于中等水平——它比纯粹的假说有事实依据,但与科学定律相比又略逊一筹,也就是说它自然要不断经受新的事实和科学发展的考量。正因如此,虽然进化论已经得到了地质、生物、化学和物理等多学科许多数据的证实,但问世一百五十多年来一直争议不断,在21世纪初,世界上甚至有五百多名科学家联合签署声明质疑达尔文用“生物随机变异能力和自然选择论来解释复杂的生命”的进化论。(参见《北京科技报》,2006年3月9日《进化论与上帝交战再起烽烟》一文。)盖洛普(Ga11uP)公司在美国进行过“有多少人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39%的人相信进化论。

在高等智能生物起源问题上质疑进化论的不同观点主要有:设计论、共生论、突变论、地外生命论等。

(1)设计论

设计论(亦称智慧设计论或智能设计论)认为,地球上的随机演变不可能产生如此高等的智能生物以及功能异常复杂和先进的细胞和DNA信息载体,这一现象无法在自然范畴内予以解释,于是,一部分科学家(主要是生物学家)提出了智能设计论。这一新论虽然和自然科学有联系,但其认为DNA内的信息有特定来源,设计DNA的智慧是超自然的,这就有神秘嫌疑,摆脱不了与宗教的干系,因此很容易被引向神创论。

按照设计论的逻辑,植物、动物和人皆有类似于电脑密码程序的遗传基因DNA决定的本能,而本能的密码程序是先天由智慧的自然造物主设计编定的,服从本能、按本能行事,就是服从先天编定的密码程序,最终也就是服从密码程序设计者的意志。电脑的密码程序的设计者是人,植物、动物和人的密码程序的设计者又是谁呢?想必设计论者是不能找到这个密码程序设计者的,即使找到了,还有更棘手的问题,那就是这个设计者又是谁设计的呢?这是科学家要突破科学研究视阈的极限必然招致的尴尬和无奈。甚至在宗教中,例如在基督教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即人是上帝设计的,而上帝作为设计者又是由什么设计的呢?

(2)共生论

与达尔文传统进化论不同,共生论认为新物种是原有生物通过合作而非竞争的方式产生的。

马萨诸塞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林恩·马古利斯系统地提出了“连续内共生理论”,用以解释新物种的产生。例如,在原核生物界(如细菌),一个细菌吞噬另一个细菌,往往并不是简单的消化,而是与其基因发生整合,从而形成新物种。一个个头大、球形的细菌,有较强的吞噬能力,在吞噬一个细长形的、能够快速运动的细菌后,两者的基因可能发生整合,从而形成一个球形的、长着尾巴的既能移动、又有较强吞噬能力的新细菌。“连续内共生理论”已被写进了美国的高中教科书。

目前,仍有不少科学家倾向于把“不同生物通过共生产生新物种”这一途径限制于较低等生物范围之内。但是,多布然斯基做的一个果蝇实验,十分强有力地说明了,高等生物与微生物之间共生关系的改变,对于新物种的产生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在这个受控的实验中,果蝇群体在逐步升高的温度下繁殖,产生了遗传隔离的结果。两年之后,在高温下繁殖的种群不能再与在常温下繁殖的它们原来的兄弟种群产生有生殖能力的后代,就像马和驴产生的后代骡子不具备生育能力一样。经证实,其原因正是前者缺少正常果蝇所具有的一种细胞内共生菌。(参见httP://qzhi5.com/know1edge/04/kPzj_547S.htm1.)

(3)突变论

突变论认为,生命的进化不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而几乎是瞬间的突变,是突然的产生和突然的死亡。例如寒武纪大爆发就是这样的突变,在这一突变中,现代生物所有“门”一级的早期雏形奇迹般地在地球上出现了。

美国科研人员曾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研究报告称,他们通过模拟推算发现,大约30亿年前,地球生命体内的基因获得“戏剧性”大规模发展。研究显示,在现有生命体的全部基因种类中,大约27%的基因种类在距今33亿年至2S亿年间基本定型。基因种类之所以大量增多,可能是当时的细胞生化过程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或许包括“电子传递”等细胞膜内电子活动等重要生物功能。之后5亿年左右地球大气层含氧量突然增加,导致厌氧类原始生命大量灭绝,“个头更大、更聪明”的需氧生物成为主流生命,从而引发地球史上最大规模的物种变化。(参见httP://ng6991233.b1og.163.com/b1og/static/66S59612201011219575403/?xinzhi.)有的物种的某些重要变化甚至只需要一代时间即可,例如“达尔文雀”就是如此,达尔文本人倘若生前知道这些肯定会目瞪口呆的。

按照突变论的观点,决定生物生死存亡的是机遇,而不是优越性,是“幸者生存”,而不是“适者生存”。自然界物种的突变很多,有分子方面的,还有其他方面的,这是从数量上说的,从时间上说,物种的突变是经常发生的。灭绝就是一种突变,恐龙的灭绝使得别的物种有了发展机遇。旧物种的灭绝和新物种的诞生从未停息过。基因突变可以说明人类的起源,美国科学家基因排序所获得的成果,完全证实了科学推理得出的人类都起源于数百万年前的同一个女性始祖的结论。即使生物进化是渐进的,其渐进的方向也不只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进化),同时还有相反方向的渐进,即从复杂到简单、从高级到低级(退化)。有人认为,达尔文由于时代原因,他知道的东西和现在相比其实很少,但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苛求他。

如果进化论能成立,任何物种都是从其原有物种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演变而来,那么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无数个过渡环节。例如,从猴子进化到人类应当有许多中间环节,在这些中间环节上,猴子的尾巴应该逐渐缩短直至消失,而且这些中间环节都应该有相应的化石给予验证;又如,脖子不那么长的长颈鹿、骨骼结构不那么完美的猎豹等进化的中间环节。

但一百多年来,考古工作发现的几百万块各种各样的化石,运用了各种先进的科技手段,都没有证实这些中间环节的存在。以至哈佛大学动物学、地理学教授斯蒂芬·杰·古尔德在1977年这样写道:“出土的化石记录无法为这种进化过程的循序渐进性提供任何佐证。”由此,古尔德提出了“不规则进化”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在5亿7千万年前的寒武纪之初,地球上充斥着单一的生命形式——蓝绿藻,由于另一种以蓝绿藻为食的生物大概是酵母菌的出现,为生命的多样性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可能。于是,在短短的1000万年之间,生命的形式以对数增长的模式迅速增加,很快达到S曲线的顶端并保持长时间的稳定。这便是著名的“寒武纪大爆发”。不同于达尔文的循序渐进式的进化观点,古尔德认为,生物仅将2%的时间用于创造,其余9S%的时间则仅用于守成。(参见httP://www.tianya.cn/Pub1icforum/content/no01/1/S3SS4.shtm1.)

事实上,直到如今,达尔文进化论也只是在有限的某些进化片段上,能够得到化石、遗迹的中间环节的支持。(例如恐龙和鸟的中间环节——始祖鸟,陆上哺乳动物(河马)和鲸鱼的中间环节——步行鲸,水生动物和陆上动物的中间环节——提塔利克鱼,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的中间环节——三尖叉齿兽,等等。)而并没有在所有阶段和片段上得到化石、遗迹的支持,相反,化石研究得出的更为一般的结论与进化论完全不同,任何生物的进化都是突变跳跃的而不是连续渐进的。

要令人信服地说明地球上30多亿年生命进化的各个环节上的所有细节,对达尔文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做不到这一点,人们又怎么会相信地球上最早、最简单的蓝藻类微生物就是携带极微妙极复杂极神奇双螺旋曲线遗传基因和大脑的人类的前身呢,就是人类的最原始的老祖宗呢。达尔文自己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为当时找不到相应的化石证据而苦恼。在《人类的由来》中他这样写道:“如果找不到这样的证据,我的理论顷刻间便会土崩瓦解。不过我坚信,这样的化石证据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被找到。”(转引自httP://www.tianya.cn/Pub1icforum/content/no01/1/S3SS4.shtm1.)他在《物种起源》一书中也承认:“物种不是被独立创造出来的,却像变种一样,是从其他物种传下来的。然而这样的结论,即使很有根据,还是不充分的,除非等到能够说明世界上无数的物种曾经是怎样变化以获得如此完善地、正当地引起了我们赞叹的构造和适应。”“关于世界上无数生物在地史上的许多以往地质时代里的相互关系,我们所知道的就更少了。”(达尔文:《物种起源》第一分册,第17、19页,商务印书馆,19S3年版。)

从达尔文的叙述中可以看出,用于取代依据并不充分的神创论的进化论的依据也并不充分,而且达尔文也没有等到“无数的物种”的进化和相互关系的事实根据被发现的那一天。不但达尔文没有等到,其他的进化论者也没有等到。如果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进化而来并互相联系着的“无数的物种”,又如何等到发现它们呢?

(4)地外生命论

地外生命论认为,生命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但是生物化学家已经弄清楚原始核酸、氨基酸及构成生命的其他各种基本元素是如何形成并实现自我复制的,从而奠定了细胞生化过程的基础。天体化学分析表明,这类化合物最初可能大量地在太空中形成,然后随彗星来到地球上。这一理论或许可以解释,在地球年轻时的各种条件下,这些生命组成要素是如何出现的。

有的地外生命论认为,地球生命直接来自火星,我们是火星人的后代。还有的认为,地球上的外星人计算出地球的末日后,已提前迁徙到其他星球上去了。

是否有适合地外生命居住的星球?有。2010年,美国天文学家宣布在距离地球约20光年的天秤星座中发现了名为G1iese5S1g这颗最像地球的适于居住的行星,它的质量大约是地球的3倍,重心引力也与地球接近,这意味着人类宇航员在该行星表面上直立行走并不困难。它还拥有大气层、温和地带以及对生命来说至关重要的液态水。科学家表示,如果真的有外星生物存在,它们最有可能生活在其上的温和地带。(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4445744.htm.)

笔者认为,达尔文进化论之所以屡遭挑战、质疑和否定,在于其自身体系难以自圆其说,存在不能解释生物突变、未能说明原始物种起源等致命缺陷,而导致这种缺陷的原因在于达尔文的时代局限和囿于地球时空的自我封闭的理论思维。

按理说,达尔文为研究物种起源和生物进化所做的实践准备不可谓不充分,他搭乘英国皇家海军的“贝格尔号”军舰进行了长达5年的环球航行,考察了许多地方,采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发现了许多新物种。这些考察发现和理论思考,足以酿就进化论观点。但是,达尔文同时也局限于这些考察发现,仅在这些考察发现的范围内寻绎生物进化的蛛丝马迹和不同物种的内在联系。虽然,达尔文在一定时空内颇有说服力地证明了某些生物的自然进化,但却没有科学证明生物的最终起源。

生物“进化”的问题和生物“起源”的问题都很重要,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起源”比“进化”更为重要。然而达尔文却完全回避了“起源”问题,有意无意地设定了进化的起点,即高等生物来源于低等生物,而低等生物(最原始的生物)则是自有的,自身没有来源。这就在理论上带有明显的主观臆断。如果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本身也有揭示“起源”的意图,这样说也没错,但达尔文所揭示的充其量只是进化顶端人类的“来源”,以及按照进化论所说的生物适应环境的有利变异长期积累产生的诸新物种的“来源”,而不是进化开端原始生物的“起源”(这是真正的生命和物种的起源)。从这个意义上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一书名被叫做《人类起源》或《人类来源》似乎更为恰当。

按达尔文的思路,人类的“来源”其实也不复杂,由于人类生活于陆地上,而陆生动物中又数猴子(猿猴、类人猿)与人类的相似性最大,猴子也有五官四肢,外型颇具人模人样,所以只要认为生物是进化而来的,也就只能将人类的源祖近亲归结为猴子,只能得出人类直接“来源”于猴子的结论。人是猴子变的这一观点甫一问世便遭受诟病,尽管有不以自己祖先为猴子而耻的赫胥黎之类的科学家大声疾呼、大力倡导,情形还是如此。例如有人认为,就人类生来无尾无毛,成年后两性间从正面发生性行为等特点来看,人类更应该来源于水生动物。人们有理由相信,外形长得与人类相似并非人类来源的充分必要条件;同时人们也有理由相信,现在的乃至将来的猴子也不能仅仅因为长相与人雷同而进化为有概念、会说话、能创造的真正的人。

在生物最终“起源”这一问题上,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优于设计论和突变论,在地球范围内是如此,在宇宙范围内更是如此。达尔文的进化论没有解决生命在地球的起源问题,更不能解决生命在宇宙的起源问题。当然,达尔文也不可能考察原始生物的最终“起源”,因为这个“起源”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科学视阈和专业范畴,而变成了一个与哲学本体X有关的极为高端的问题。

实际上,就地球而言,原始生物之前再没有生物,年龄为46亿年之久的地球在33亿年前是毫无生命气息的无机世界,只有泥土和石头之类的无机物。达尔文是生物学家或博物学家,不是地质学家或考古学家,因而他关注的主要是地球上既有的有机生物,而不是有机生物出现之前的无机世界。

如果作一假设,苛求再世的达尔文硬要其说明原始生物的来源,那么达尔文要作答的话,必然的逻辑推论就是:有机物从无机物中来,生命从泥石中来。显然,这是为难达尔文了。因为这样一来,孙悟空是从石头当中崩出来的说法就不是无稽之谈了,《西游记》就有科学根据了,吴承恩的生命起源猜测就要比达尔文的彻底得多了。然而,“无”中生“有”与自然进化论明显相背,违逆达尔文的研究初衷。坚信微生物必有其母体的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曾经通过著名的“曲颈瓶”实验,否决了普遍流行的从亚里士多德到哈维、牛顿等学者也信奉的生命“自然发生说”。

对达尔文来说,“原始生物的来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这方面他没有实践和理论准备,他根本无法作答,即使让他有机会再环游、考察世界好几次,他也根本无法作答。道理很简单,秉持“地球思维”的达尔文是不可能发现地外生命痕迹的,除非他拓展视野,换一种“宇宙思维”。

有读者可能会说,生命“无”中生“有”已有根据。因为早在1922年,苏联生物化学家奥巴林提出了一种假说,认为原始地球上的某些无机物,在闪电和太阳的能量作用下,变成了第一批有机分子。1953年,美国化学家米勒借助“放电实验”验证了奥巴林假说。他模拟原始地球上的大气成分,用氢、甲烷、氨和水蒸气等,通过加热和火花放电,合成出了有机分子氨基酸。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对米勒的实验提出了质疑。一些科学家认为,实验中所加入各种反应气体的浓度,远远高于早期地球中的实际大气成分浓度,换句话说,米勒演绎的那段早期地球故事是不可能发生的。(参见httP://qzhi5.com/know1edge/ 04/kPzj_547S.htm1.)再则,退一步说,即使地球原始有机分子氨基酸是由闪电造成的,也不能就此推断30多亿年前的氨基酸会演化出高等的生命形式,尤其是最终会演化出人类,是人类的至亲远祖。

对于30多亿年这样极为遥远的地球原始生命的“起源”问题,我们要慎之又慎,不能排除奥巴林生命起源地球假说的可能性,尽管这是“地球思维”,这有待证实;也不能肯定生命起源地外假说的可靠性,虽然这是“宇宙思维”,这也有待证实。现在,我们能够收集到的事实是:1959年9月,在澳大利亚落下的一颗碳质陨石中发现了多种氨基酸和有机酸,由于这些氨基酸的构象是以D型和L型混合形式存在,表明它们不会是来自地球表面的污染,因而排除了地球有机物质的可能(地球生命氨基酸的消旋构型都是L型)。(参见httP://qzhi5.com/know1edge/04/kPzj_547S.htm1.)1990年,美国NASA的科学家Kevin.J.Zahu1e和DaidGrinsPoon对白垩纪—第三纪界线附近地层的有机尘埃研究后认为,由于彗星掠过地球,留下的氨基酸形成了这种有机尘埃,并由此推断,在地球形成早期,彗星也能以这种方式将有机物质像下小雨一样洒落在地球上——这就是地球上的生命之源。到1991年,已发现92种星际分子,2000多条分子谱线。美国伊利诺斯州立大学的射电天文学家路易斯·辛德通过频谱在靠近银河系中心的星云中发现了生命分子——氨基酸,这一发现有可能解释生命的起源问题。(参见httP://tieba.baidu.com/f?kz=S537S951.)客观地说,这些事实有利于秉持“宇宙思维”的“地外生命论”,而不利于秉持“地球思维”的“自然进化论”。

地球上的生命尽管种类庞杂,但它却具有一个模式,即相似的细胞结构,都由同样的核酸组成遗传物质,由蛋白质构成活体。如果生命真是在地球上由无机物进化而来,为什么不会产生多种生命模式?另外,稀有金属钼在地球生命的生理活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钼在地壳上的含量却很低,仅为0.0002%,为什么一个如此稀少的元素会对生命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会不会地球上的生命源于富含钼的其他天体?

由于达尔文没有考察最简单最原始的生命是如何肇始的,因而《物种起源》一书其实并未应题(以《物种进化》名之,似乎更为合适),进化学说没有真正从根本和实质上说明生命的起源,仅仅讲了“物种进化”,而回避了“物种起源”,这就自然留下了被宗教神学招安收编的可能。

达尔文进化论的价值和意义在于能说明地球上生物的某些进化片段,只能解释生物与所处环境的适应性问题,对于生命的起源和新物种的产生,则是无能为力的。然而即使是能够被地质遗存的生物标本证明的物种进化片段,其所严重依赖的中间环节本身也存在问题。在这个中间环节上的物种是物种A进化到物种B的过渡物种C,物种C既有点像物种A,又有点像物种B,同时兼具A、B两个物种的若干特征。但是仅仅据此遽下断语,认定物种B即由物种A进化而来,认定这种进化具有必然性、规律性,难免存在着主观上的想象和推测,因而难免逻辑和理论上的罅漏和风险。因为物种C作为一种独立的物种存在的可能性并不能被人为彻底排除。例如,狮虎兽既似狮又似虎,骡既似马又似驴,但它们都不是什么进化的中间环节,它们只是不同动物交配产生的“杂种”,和“进化”毫无关系。

另外,也不能排除为了证明进化联系而穿凿附会、甚而人为捏造中间环节的可能,例如,曾被认为是恐龙和鸟类主要缺失环节的古盗鸟化石主要是由两种不同物种的两个不同标本构成的,是人工拼接的化石。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鸟类学者周忠和、张福成和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古脊椎动物分部朱利叶·克莱克(Ju1iaA.C1arke)研究确认,“古盗鸟”化石是伪造的,它是由小盗龙的尾巴与一个几乎完整的燕鸟的骨架拼接而成的。(参见《自然》,第420期,2002年11月21日。)

由低级而高级顺序排列的生物进化链中存在诸多似A且似B的中间环节物种C,这就很容易使达尔文之类的科学家得出进化论,也很容易使无神论者理解和接受进化论,因为物种C非常形象直观,非常具有无从抗御的说服力,甚至有神论者也能理解、接受和利用进化论,宗教学者声称上帝造物可以兼容进化论,就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收编和利用。

达尔文的进化论有下限起点,同时也有上限终点,这个终点就是高度智能生物的人,达尔文认为这是物种进化的巅峰。有学者加以阐释,认为人类现在已经完全掌握并适应了自己的生存环境,因此进化的压力在许多方面已不存在。随着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人们身体方面的强弱已不再重要。例如,如果你能骑马,你能跑得多快就不重要了。但是,按照进化论,生物的进化是没有终点的。近年来研究发现,人类在4万年前走出非洲、遍布全球后,进化的速度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持续加快,特别是在1万到5千年前由于农耕社会的出现和其引发的人口的增长和集中,使得人类进化的速率加快了100倍。

总之,理论思维自我封闭,局限于“地球思维”,把高度智能生物的人看作通过低等生物进化自然形成的观点并不能真正说明最高等物种——人的“来源”;同时,即使把地球上所有已知物种进化的中间环节都找到了也不能真正说明最低等物种——原生真核单细胞生物的“起源”。不幸的是,地球上的物种以每年成百上千的数量不断地在濒危和灭绝(同时新物种也在不断地诞生),寻找已有物种进化联系的希望日见渺茫,而新诞生的物种是否严格遵循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是否也存在着进化的中间环节?这方面鲜见报道,不得而知。有人曾探讨过这样的问题,如果人类灭绝,人所由进化而来的生存于约1000万年前的某个共同祖先现在复活,能再次进化成人吗?结论是否定的。这是因为,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进化是随机变异和环境条件强制进行自然选择的结果,因而进化过程沿着相同道路重来一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参见《参考消息》,2010年11月21日。)

人们现在所见的猴子不能变人,这或许是毋庸争议且尽人皆知的事实,这不能不说是包括达尔文本人在内的所有进化论者们的巨大的遗憾,尽管他们可以用“自然环境和条件变异”等现成的托词进行搪塞。据此人们有理由怀疑历史上的猴子真的是否变成过人。如果不被认为是求全苛刻的话,逻辑上还可以这样推论,即使现在或以后的猴子可变成人,也不能倒过来认定历史上存在过完全相同的自然条件,过去的猴子就一定也会变成人,这个逆定理至少从理论上说没有必然成立的理由。当然也该承认,一旦人们目睹了猴子变人的事实,这客观上可为证明过去猴子变人的假说提供有力的佐证。对于进化论者来说,同样遗憾甚而可悲的是,现在相当多的人已经不相信进化论(美国有61%的人不信)。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的昌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质疑和否认进化论,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生命问题。

笔者以为,物种起源既是科学问题,更是哲学问题,在科学领域解决不了,就应该在哲学领域来解决。要说明人的来源和物种的起源,必须拓宽视野,放眼宇宙,由“宏观”而“宇观”,确立和运用“宇宙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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