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中华民族何以自立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上，张岱年先生从20世纪30年代起，近70年间始终倡导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与中华民族精神论，在这个可贵之点上实在是当代中国第一人。
20世纪在中国文化走向问题上发生了四次文化大讨论，除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次之外，其余三次，张先生都以倡导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站在思想潮头与时代前列。
在30年代文化大讨论中，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出现的全盘西化论与传统复归论两条思想岔道，在1933——1936年间，张岱年发表了六篇一组的“综合创造论”系列论文，提出中华民族文化、西方近现代文化、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综合创新，乃是中国文化现代化主流。
在80年代“文化热”的大讨论中，针对当时流行一时的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论和保守主义现代新儒学潜流，1986、1987年张先生率先旗帜鲜明地首倡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综合创新论的文化主张。
在90年代文化复兴潮中，张先生虽已是耄耋之年，却发表了近百篇短小论文，并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中出现的新问题，比较系统地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
张先生重点阐发综合创新文化观的书，至少有7部：《文化与哲学》（1988）他与弟子程宜山合著的《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1990）；《思想，文化，道德》（1992）；他与方克立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1994）；《张岱年学术文化随笔》（1996）；《文化论》（1996）；《文化与价值》（2004）。
张岱年综合创新文化观，回答了四大基本问题：
一是“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走向问题，要求扬弃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论与保守主义传统复归论两股岔道，走“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大道，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明；
二是多元文化综合创新的关键问题，是正确处理中、西、马三大文化流的关系问题，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处理中华民族文化、西方近现代文化、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相互关系；
三是“综合什么、怎样综合”的问题，他提出一系列方法论原则。
四是“创新什么、怎样创新”的目标问题，他也提出了一系列价值论、创造论原则，他和我合写的论文《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和综合创新》提出了综合创新的十大目标。
在上下七十年哲学求索中，他不仅倡导综合创新论，还始终不渝地倡导中华民族精神论，堪称是民族精神研究第一人。他先后从六个层面上，比较系统深入地提出了中华民族精神问题，第一次初具雏型地形成了中华民族精神论。
第一层，什么是民族精神？他提出了一个定义、两个条件、四项标准……
第二层，什么是中华民族精神？他从《周易》中指来两句话、八个字，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这就是清华大学作为校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第三层，中华民族精神的哲学底蕴和思想源头是什么？他认为，仅仅局限于讲孔子儒家是远远不够的，应当追根溯源到五千年前中国人文始祖炎黄二帝，他们倡导的“正德——利用——厚生”三事并重，为中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统一发展作了重要奠基。中华民族精神的哲学底蕴，是自强奋斗精神与宽厚和谐思想，这是民族精神的两大哲学基石。
第四层，中华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什么关系？他不仅要求继承民族精神，而且积极倡导中华民族精神必须作时与时俱进的现代革新，把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熔为一炉，创造现代革新的中华精神。
第五层，中华民族精神与现代西方其他民族精神相比，究竟有什么共性个性？张先生以世界历史眼光，作了深湛对比研究。
第六层，中华民族精神有什么功能与意义？或许可以说，张先生提出了别开生面的中华民族精神十大功能论：
（1）民族生存的生命之根；
（2）民族心理的核心观念与深层结构；
（3）民族理想、社会理想的价值导向；
（4）民族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的精神支柱；
（5）爱国主义的深层根据；
（6）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基础；
（7）维护民族独立的精神脊梁；
（8）弘扬民族主体性、抗御全盘西化的强大精神武器；
（9）民族兴衰、历史命运的命脉所系。
为呼唤中华民族精神而上下求索——这是张岱年直道而行的最高追求，也是他治学大道的最高境界，综合创新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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