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四历史内涵新论
——三大支柱说
“五四运动”之所以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重视，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其历史内涵理解得过于偏狭了，仅仅和5月4日这一天“集会天安门”、“大烧赵家楼”，群众运动，暴烈行动相联系。
为了开阔眼界，重看五四，我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三个新概念：“广义五四”，“三大支柱”，“五四时代”。
我在这里提出一个新观点，就是应当区分“狭义的五四运动”和“广义的五四运动”，为此还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五四时代”。
“狭义的五四运动”，就是指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校青年学生在北京发起的救亡图存、反帝反封的民主爱国运动；6月3日以后发展为上海工人运动，全体市民运动，乃至全国大众的民主爱国运动。这的确是“五四运动”这个概念的核心内容，这一点不应当含糊不清。
五四运动决非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乌合之众、一时性起，它有坚实的文化基础、骨干队伍基础和思想基础，其中最主要的是“三大支柱”，可简称“一刊、一校、一会”：
一是从1915年9月开始，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倡导德先生与赛先生、民主与科学，以反对封建专制、封建礼教，以解放思想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
二是从1917年1月起，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倡导北京大学教育创新运动；
三是从1918年11月起，李大钊在北京大学首创马克思研究会，开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运动。
最先把五四运动看成解放思想的新文化运动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国现代化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920年1月，他在致海内外国民党党员的信上说：
“自从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1)
继承发展这一传统的，首先是毛泽东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
周扬同志在改革开放30年的初期，提出20世纪中国有三次重大的思想解决运动：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上面这一点争论不大，已有共识；这里进一步提出的是，应把从1917年开始蔡元培倡导的五四时代北大教育创新，列入广义的五四运动范畴，首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范畴。
这不是我个人的突发奇想，我想指出的是，首先提出这一点的，其实是五四运动最无可争辩的两位领袖人物，陈独秀和胡适。
1940年3月，在蔡元培先生去世后，陈独秀在《中央日报》上发表《 子民先生逝后惑言》，尾声之处，画龙点睛，特别点出了倡导北大教育创新的蔡元培先生，乃是五四运动中作为精神领袖“负主要责任的人”，甚至是“第一人”：“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2)
更早些时候，1935年，胡适在五四运动16周年之际，写成《纪念五四》，更为明确具体地阐明，蔡元培倡导的北大教育创新，对于五四运动起源中的先导作用、奠基作用、关键作用：
“现在这个壮烈的运动已成了十六年前的史迹了。我们现在追叙这个运动的起源，当然不能不回想到那个在蔡元培先生领导之下的北京大学。蔡先生到北大，是在六年一月。在那两年之中，北大吸收了一班青年的教授，造成了一点研究学术和自由思想的风气……当时在北方的新势力中心只有一个北京大学。蔡先生初到北大，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学术”的宗旨，这是不致引起政府疑忌的。稍稍引起社会注意的是陈独秀先生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最初反对孔教，后来提供白话文学，公然主张文学革命，渐渐向旧文化、旧礼教挑战了……所以在八年的春初，北京早已闹起‘新旧思潮之争’，北大早已被认为新思想的大本营了。”
“蔡先生也是关心政治的改善的……这时候，蔡先生（他本是主张参战的）的兴致最高，他在那三天庆祝之后，还向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露天讲台，约我们一班教授做了一天的对民众的‘演说大会’”，“蔡先生最热心，也最乐观，他在那演说大会上演说《黑暗与光明的消长》……
蔡先生在这篇演说的结语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他说：‘世界的大势已到这个程度，我们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以外，自然随大势而趋了。我希望国内持强论的，崇拜武断（独裁）主义的，好弄阴谋的，执着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种黑暗主义，向光明方向去啊！’这是很明显的向当日的黑暗政治势力公开宣战了！从这一天起，北京大学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蔡先生带着我们都不能脱离政治的努力了。”(3)
此外还直把从1918年底开始，李大钊在北大首创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运动，也列入广义的五四运动、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范畴之中。为什么这样说，下面还要更集中地作些阐明。
为了把上述“三大支柱”，也列入广义五四运动范畴，我在这里试着发挥毛泽东思想中的“五四运动时期”这个提法，更进一步提出一个新概念——“五四时代”。毛泽东在1939年《五四运动》一文和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都使用了“五四运动时期”这个提法，其特点是“这一时期中以五四运动为主要的样标志。”(4)
在此基础上，今天我们应当进一步提出“五四时代”这个全新概念，具体指称从1915年创立《新青年》、倡导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开始，直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为止，这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在时代、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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