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

1918年后伴随着国内救国热情的高涨，留日学生大批归国，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日本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接受并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早期留日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陈望道、邵飘萍等就是这样的一些杰出代表，他们在经历了理性的感悟和理论的学习之后，凭借着国内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条件，归国后在国内从事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宣传和实践活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虽然还刚起步不久，但是留日的共产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结合中国当时的社会实际和教育现状，触及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一些基本内容，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揭开了中国教育理论的新篇章。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从本质上讲是需要理论宣传和理论教育的，这一时期留日的共产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过程中力求做到这一点，他们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使得中国的一大批知识分子，特别是在校的青年学生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阐述教育理论问题，虽然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试图从理论上阐述教育的起源、教育的本质、教育的作用，倡导平民主义的教育、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教育基本问题。他们结合当时的教育现状，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自己的教育实践中去，重视青年教育，关注工农教育，虽然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他们的教育实践活动并没有实行得完全彻底，但是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

（一）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传播的贡献

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周恩来、陈望道等都是留日学生，他们深受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影响，其中以河上肇的影响最大。河上肇作为当时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知名教授，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他自己也说：“如果说我对当时的思想界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在那期间，我总是鼓吹、吸引年轻人关注马克思主义。”^[20]

河上肇（1879—1946）是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评论家。出生于山口县玖河郡锦见村（今岩国市）的村长家庭。1898年毕业于山口高中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政治科，1903年毕业后留母校任教。1913年赴德国留学，1914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915年任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院教授，讲授资产阶级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学说史。1919年他创办了私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主要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32年他正式加入日本共产党，1933年被捕入狱，1937年刑满释放后隐居东京、京都，1946年1月30日因病在京都逝世。河上肇从少年起就是爱国之士，怀有经国济世的思想和抱负。他的青年时期以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为主，后在他40岁时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对此坚信不疑。他对马克思主义在日本以及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主要著作有：《经济学的根本概念》（1905）、《唯物史观研究》（1921）、《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1922）、《经济学大纲》（1928）、《〈资本论〉入门》（1932）等。

李大钊于1918年含愤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并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这时他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在《新青年》杂志多次发表文章，阐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内容。李达于1913年怀着实业救国的思想东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习理科，在这期间他目睹了劳动者的悲惨生活，也饱尝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留学生的欺凌侮辱，使他“实业救国”的思想破灭。1918年，他放弃理科的学习，在日本专攻马克思主义，最初接触了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著与刊物，并深受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影响，其中河上肇的影响在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期间，作为进步青年也深受河上肇的影响，他研读了河上肇的著作，学习了马克思主义。

1．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渠道

这些早期留日的共产主义者，为了开辟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阵地，他们归国后通过创办刊物、成立出版机构和在讲台上宣讲等渠道，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1）创办刊物。陈独秀把《新青年》这个当时在全国影响力最大的刊物，变成公开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园地。并专门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刊登了《苏维埃的平民教育》、《苏维埃的教育》、《俄罗斯的教育状况》、《革命的俄罗斯底学校的学生》等文章，报道苏俄十月革命后的教育状况。李大钊于1919年5月在北京《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其中连载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河上肇的理论。河上肇在文章里介绍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两大根柢”：“经济论”和“历史观”，对其“劳动与资本”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了较为详细的阐发。周恩来于1919年5月从日本回到天津后，组织革命团体觉悟社，出版《觉悟》杂志，并开始在天津研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李达于1920年回国后，也在上海负责主编《共产党》月刊，并于1921年9月在上海寓所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创办了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公布了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庞大出版计划：《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等，同时主编《新时代》，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

（2）在讲台上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向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就必须使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早期许多留日的共产主义者均在大学里担任教师，他们通过课堂这一渠道，向广大青年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陈望道曾在浙江第一师范任教，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讲台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李大钊在1920年9～10月间，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学校开设“现代政治讲座”、“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史”等课程，向青年学生介绍十月革命情况，传播马列主义。北京大学最早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并要求对学生进行考核。这些早期留日的共产主义者在课程中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受到了广大进步同学的欢迎。

2．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作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李大钊等反对胡适等人以教育为手段的社会改良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展开了一场“问题”与“主义”之争。这场争论，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阶级斗争的理论阐释教育与经济、政治关系问题的开始。

（1）教育属于社会的表层构造，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在我国教育史上李大钊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教育的本质。这一观点的提出对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1919年，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物质变动和道德变动》等文章中，科学地论述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教育等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的原理，指出：人类社会有基础和上层之分，物质和经济属于“基础构造”，思想、道德和文化教育等精神内容则属于“表层构造”，或称“表面构造”；“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21]这就明确地指出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教育等是一定的经济基础的产物。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他深刻地分析了孔子的学说何以能支配中国人心2000年，指出：“……不是他的学说本身具有巨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22]陈独秀也把工人经济条件的改善作为发展工人教育的基础，在《答适之》一文中他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他认为教育对社会有巨大的作用：“……然不能说他们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和经济立在同等地位”；“我们只把他当做经济的儿子，不像适之把他当做经济的弟兄”；“唯物史观的哲学者也并不是不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之存在，惟只承认他们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23]经济的发展决定了教育的发展，教育对经济具有依赖性。“欧美资本社会教育进步，完全是工业发达的结果，工业家不但需学术精巧的技师，而且需手艺熟练的工人，资本阶级为发财计不得不发达教育，家庭农业、家庭手工业社会自不需此，所以有些中国人一面绝不注意工业，一面却盲目的提倡教育，真是痴人说梦。”^[24]

（2）教育属于社会的表层构造，它受政治制度的制约。李大钊指出了阶级社会里教育的阶级本质，教育受社会政治制度的制约。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详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指出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便有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分，教育为阶级斗争服务，因此教育成为统治阶级服务自己的工具。李大钊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实行的是封建主义教育，这种教育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服务，它提倡尊孔读经，压抑人的个性，维护封建统治，教育完全变成了统治阶级愚民的工具，因此只有推翻封建旧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教育才能真正为无产阶级广大劳动人民服务。这些对中国封建教育的尖锐抨击，对教育受社会政治制度制约的论述，是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教育问题的具体体现。陈独秀在1923年《教育界能不问政治吗？》一文中也阐述了教育不能脱离政治的观点，他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鼓吹以“善良教育”来消除社会不良分子，以此反对通过政治去改造社会的“教育决定论”。他在《陈独秀三答区声白》中说：“在私产制度之下的教育，无论倚靠不倚靠政府，全体，至少也是百分之九十九有意或无意维持资产阶级底势力及习惯，想在这种社会状况之下实现善良教育而且是普遍的，我想无人能够相信。”^[25]他深刻地认识到：“所谓教育独立，是不是离开社会把教育界搬到空中去独立或是大洋中去独立？”“若只是主张教育经费独立，在这种军阀横行的政治之下，政府指定之独立的教育经费有何力量可以保证不被军阀拿去？”^[26]在此他揭示了教育的独立性是相对的，教育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它受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因此，要靠现行的军阀统治保障教育经费供给只是空想而已。

（3）教育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李大钊在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时，也十分重视教育的反作用。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在经济构造上建立的一切表面构造，如法律等，不是绝对的不能加些影响于各个的经济现象，……有时可以抑制各个的经济现象”，所以“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27]精神的改造需要与物质的改造相协调而发展，起到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作用，他充分肯定了教育的重要作用。陈独秀在《答适之》中也提到：我们反对夸大知识、思想、言论、教育的地位，但并不抹煞它们的重要作用，它们“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28]“教育虽然没有万能的作用，但总算是改造社会底重要工具之一，而且为改造社会最后的唯一工具”^[29]。他认为，教育能促使社会的进步，表现在：一是教育可以唤起民众，鼓动革命。他认为教育和宣传活动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具有启发民智，唤醒民众，鼓动革命的作用，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变革。二是教育可以为社会培养各种人才。教育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舍教育以外，不足以培成社会上经营各项事业之人才”。^[30]三是教育可以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教育和社会的关系是很大的。社会要是离了教育，那人类的知识必定不能发展，人类知识一不发展，那国的文化就不堪问了”。^[31]

（4）提倡教育平等，普及教育。早期留日的共产主义者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阐明平民教育的意义，把平民教育视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解放事业的一部分，他们分析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虚伪性，明确区分了工人阶级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和资产阶级鼓吹的平民教育的原则差异。李大钊指出，“一个是想管治他人，一个是想把自己的生活由穷苦中释放出来，两种阶级的利害，根本不同；两种阶级的要求，全然相异”。^[32]他们也认识到改革中国教育现状的核心问题是为劳苦大众争取教育权，教育上应该人人机会均等，劳动者必须有受教育的权力，而且平民教育必须符合劳动人民求得自身解放的根本利益。因此陈独秀早就指出要打破资产阶级的等级式教育，工人应向资本家争得受教育的权利，资本家也必须减轻对工人的剥削，使工人有时间和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去受教育。他要求“学校倾向平民主义”^[33]，人人都应受教育。他揭露资本主义时代的教育是为富家子弟而设立的，多数平民则没有权利享受。他亲自主持创办广东宣传员养成所和机器工人夜校，向工人讲授社会主义常识、社会科学等，真正做到了重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争取教育权利的斗争。他于1920年春出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期间，对工人教育很重视。他说工人知识比较贫乏，故求知识，“是今日工人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现在想在广州设立许多劳动补习学校，令各工人有求知识的地方”^[34]。为此他试办了机器工人夜校。李达则提倡要实行男女共同教育。他在《女子解放论》一文中指出：“权利义务，既然主张平等，所受的训练，不可不平等，所以我主张男女同校，自幼稚院而小学，而中学，而高等，而大学，都是可以同校的。”“我国此次秩序恢复之后，一定是实行教育普及的。这男女差别的教育方针，是万万不可采用的。”^[35]他还列举了6点理由，力图从男女平等、发展正当交际、经济合算等几个方面，论证男女共同教育的必要性。除此之外他还在湖南自修大学的创立宣言中，明确表示“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

（5）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李大钊在五四时期执教北大，他说：“知识阶级”是“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因此，“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不可”。^[36]他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明确提出了知识阶级要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的口号，认为青年学生通过劳动实践以改造思想、陶冶品质，知识阶级要与劳工阶级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人们世界观的改变，改进农村社会，改进社会组织。正是在李大钊倡导的这种思想的影响和教育下，五四时期及其以后，北大一批又一批知识青年去长辛店、唐山、开滦、内蒙，去工厂、矿山，去广大的北方农村，深入实际，了解国情，与工农民众结合。陈独秀则明确提出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他反对办工业学校、农业学校都是一块黑板、几支粉笔的做法，指出办工业学校要有工厂、办农业学校要有农场，要“附设工厂实行学生半工半读”。^[37]这种想法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对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具有重要作用。李达则指出要实行男女共同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他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强调：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思想，养成健全的体格，煎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做准备；他还特别强调把德育放在首位，认为有才资而无德是没用的，这里已经孕育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在早期的教育实践中，李达把学校作为走向新社会的第一步，他所创办的平民女学是“为无力求学的女子设工作部，替伊们介绍工作，使取得工资维持自己的生活，实行工读互助主义。为年长失学的女工设专班教授，务使于最短时间灌输最多知识”^[38]。他还主张要改革机械的注入式教学，体现人性的自由教育，这些做法表达了培养全面发展人的教育理想。

（二）一代报人邵飘萍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

邵飘萍是中国的“报社巨子，新闻导师”。他自28岁投身报刊事业，至42岁牺牲，14年间以对祖国、民族、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充沛的感情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他凭借报刊这一当时宣传进步思想的重要载体，以自己满腔的爱国热情和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心，向国人介绍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邵飘萍（1884—1926）系浙江东阳人，14岁中秀才，1905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开始接触近代科学技术等新知识，同时也开始了解政治时事。1912年他与曾办白话报出名的杭慎修（辛斋）在杭州合办《汉民日报》，任主编，被推为省报界公会干事长。1913年8月，以“二次革命”嫌疑罪被捕，《汉民日报》遭封。翌年营救出狱，东渡留学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1916年春回国，主持《时事新报》笔政。继而应聘为《申报》驻北京特派员，并在京创办新闻编译社。1918年10月，独资创办《京报》，受聘为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导师。1919年，到北大“五三晚会”发表演说，疾呼“救亡图存，奋起抗争”！因遭通缉，《京报》被查封。1920年2月，他再次东渡，并进一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在日期间，他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资本主义大纲》、《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研究》、《妇人问题与教育》、《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当时他全心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经常跑书店、图书馆，想方设法寻找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日译本，只要载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俄国革命前后资料的报刊，他都买下来，晚上常常伏案攻读到深夜，努力学习和探索马克思主义，逐步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而且他还注意联系中国的社会实际，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情形，1919年，他将自己在日本学习所得，编成两本当时最符合形势需要的书，一为《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一为《新俄国之研究》，于1928年和1920年在国内出版，这其中有部分内容介绍了俄国在教育方面的制度、政策以及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内容。

1．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明确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9]这就正确地解决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邵飘萍由此认清了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历史发展规律。他高度赞扬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唯物史观，认为马克思的名言“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40]是一把金钥匙，它开导人们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认识历史，解决社会矛盾；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重大成果，马克思、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历史领域，推广去研究社会历史，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因此他根据自己对唯物史观的了解，把它归结为五点：“1．纳一切现象于物质的运动，精神界之现象亦物质的运动之反映。2．事实生思想，而否定思想生事实之解释，故人间的意识因社会的现象而决定，社会现象不因人间意识而决定。3．在物质生活上之生产方法决定一般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之程度。4．一定之原因发展为必然之结果，予以自然科学的论证。5．以此法则可依过去而未来。”^[41]他用这五点向国人通俗地介绍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指出要正确认识和解决阶级斗争问题，就必须考察和分析产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根源——经济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根本就是要变革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他的这一观点，引导国人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包括教育问题。因此在《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之“德国社会主义之发达”一章的总论中，他明确指出：“虽有聪明之资禀，而无得受教育之机会”，是“因为没有饭吃所以过激”。^[42]他旗帜鲜明地抨击了腐朽的资产阶级教育，论证了经济是社会一切发展的基础的根本原理，没有衣食的保障，要谈发展教育只是空中楼阁。

2．介绍新俄国的教育成就，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苏俄的实践

《新俄国之研究》第十四、十五章中介绍了“劳农政府的教育事业”，对苏维埃政权实行义务教育、录用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以及发展经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业绩都作了详细的叙述，用事实驳斥了各国反动政府对新俄政权所谓消灭财产、消灭文化、排斥知识分子的种种污蔑。他批判了旧有的教育制度，分析了教育改革的原因：旧有之学校，不过酝酿特权，培养功利的精神，而为支配奴隶的道具；使民众意志昏暗，儿童之精神、身体成为不具者，……是愚昧人民心意之工具。而改革后的教育目的“以创造的活动，依人民之胜利，学校渐为事实上的人民之学校”。^[43]书中介绍了苏俄教师的任职，废除学校特权，学校与教会分离，男女同校，免费的原则，对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劳动教育也都作了详细描述。他充分肯定了改革后的苏俄教育，间接地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赞赏。

在这两本书中，邵飘萍积极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当时的社会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两本书一出版就销售一空，且发行范围极广，仅就《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而言，上海商务印书馆为总发行所，“分售处就有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龙口、济南、太原、开封、洛阳、西安、南京、杭州、兰溪、安庆、芜湖、南昌、汉口、长沙、常德、成都、重庆、泸县、福州、广州、潮州、香港、桂林、梧州、云南、贵阳、张家口、新加坡等33处”，^[44]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邵飘萍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不但通过著书立说，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而且以《京报》及诸多副刊为载体，不断介绍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取得的新成就。1923年5月5日，由他主编的《京报》刊载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5周年而编辑的《马克思纪念特刊》，用4个对开版面发表了9篇介绍马克思学说的文章以及马克思的2首诗——《作战的旋律》、《狂叫》，进一步宣传了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选择与中国教育道路的发展取向

1．导入主体具有更强的自觉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很有说服力的先进思想，当时被大多数留日的共产主义者所认可，因此他们在导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时也就有着更强烈的动机和意识。他们中好多人既是理论宣传家，也是革命家，在这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精神鼓舞下，他们立志改造旧教育，竭力寻找一种能振兴中国并指引中国社会和教育发展的先进理论。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也就更为主动，不仅侧重于“学理的宣传”，而且还亲身实践，通过译述、组织社团、创办刊物、担任大学教师、教育官员等途径，使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知识阶层中，进而在中国大地传播开来。他们有意识地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李达和雷仲坚合译了西洛克夫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与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撰写了一部体现中国唯物史观的著作《现代社会学》等；李大钊、陈独秀最早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原理解释教育问题；一代报人邵飘萍积极报道俄国无产阶级的教育现状，翻译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这些都显示出了留日的共产主义者选择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主动性。

2．导入内容更系统和丰富

在这一时期留日的共产主义者由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基本内容的认识和理解也就更全面，表现为由笼统的表层介绍转变为较深入、较系统的分析。由于他们从思想上真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宣传也就不是照本宣科式的讲解。尽管此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还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还没有达到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的程度，但在传播内容的丰富性、系统性上都有了较大的改变，由前期单纯的阐述追求教育平等、普及教育，转变为更全面地论述教育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教育的功能，以及在如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阶级性、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服务等方面都作了系统介绍。当然，由于留日的共产主义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时，大多是站在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的立场上，这就决定了其理解和宣传的重点，较多地涉及教育的阶级性、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教育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等一系列较为宏观的问题。

3．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与中国社会实际的结合

近代中国社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人也日益认识到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和中国政府的无能，他们迫切需要一种能催人醒悟的新理论，一种能指导中国革命的先进思想。留日的共产主义者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它不可能超然独立于社会整体之外。陈独秀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指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教育道路的必然性，他说：“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45]另外，留日的共产主义者认识到将教育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一条有效途径，因此他们注重结合中国当时的革命实际和国民心态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如我国最早比较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李大钊等人的倡导下，组织进步青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及其教育思想。留日的共产主义者还根据中国教育实际，倡导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组织工农互助团。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初步尝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促使中国教育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道路。他们还明确提出中国的教育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的方向，这表明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突破了西方资本主义教育的狭隘视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上述特点表明留日共产主义者在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近代中国新旧思想复杂交错、各种新教育思想流派纷争的时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以其战斗性、先进性显示了其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