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独裁“二次革命”_贺寿辰赠送金匾_关于刘公的故事

反独裁“二次革命”_贺寿辰赠送金匾_关于刘公的故事

宋教仁为何许人也？袁世凯为何处心积虑地要派人刺杀他呢？宋教仁为湖南桃源人，字遁初，也作钝初，号渔夫。1903年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次年在长沙与黄兴，陈天华等创立华兴会，被推为副会长。同年，因发动长沙起义事泄，逃亡日本，先入东京法政大学，继入早稻田大学。1905年8月入中国同盟会，担任司法部佥事长。1911年返回上海，任《民立报》主笔，同盟会中部总会五总务干事之一。武昌起义胜利后，与黄兴等赶赴武昌，为“阳夏战争”出谋划策。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法制局局长。3月任唐绍仪内阁农林总长，因不满袁世凯独裁专制，愤然辞职。其主张以党治政。在征得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同意后，在北京把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和同盟会合并起来，改组为国民党。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宋教仁担任代理理事长。其后宋教仁遍历湖北、湖南、安徽、南京、上海等地，发表政见，企图通过资产阶级的法制，开展置总统于无权地位的“钳袁”活动。宋教仁的活动博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

1913年2月，中国首次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进行国会选举。选举结果，将由国民党组阁，宋教仁担任国务总理。

袁世凯看了选举结果，不免大吃一惊，在惊异中，他想用50万元收买宋教仁，但遭到宋教仁严词拒绝。在绝望中袁世凯决定采取紧急措施，便把内阁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祖述召到身边，指示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宋教仁暗杀了。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打算从上海乘车北上，去北京组织第一届政党的责任内阁。他在黄兴、廖仲恺、陈其美、于右任等送行人员的陪同下，到达上海北站。当宋教仁一行走到检票处时，宋教仁被一个身穿黑呢军装的矮瘦男子连击三枪，不由立即倒地。在一片混乱之中，凶手早逃得无影无踪了。

当晚，宋教仁立即被送往医院抢救，终因伤势严重，流血过多，抢救无效，于两天后逝世，享年仅32岁。(www.guayunfan.com)宋教仁被刺杀案令中外震惊，舆论哗然。

国民党总部通告全体党员：“为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先生服丧！”

孙中山在日本获悉宋教仁被刺的噩耗后，立即致电国民党本部，要求认真查究案情。并立即从日本回国，赶到上海，对宋教仁烈士进行哀悼，致诔词曰：“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袁世凯为了掩人耳目，假惺惺地说：“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甚伟。”并电江苏都督程德全等：“立悬重赏，限期破获，按法重办。”

凶手很快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抓捕。凶手应桂馨，又名应夔丞，武士英，又名吴福铭。在这两个凶手的往处，搜到了内含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祖述与之往来密电、函电多件，从这些密电中可以看出此案是由国务总理赵秉钧直接指挥的，一切行动均向袁世凯汇报，并由袁世凯“说定方行”，袁世凯被认为是暗杀背后的主要谋划者与决策者。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在收到租界会审公堂移交的证据后，把罪犯应桂馨和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祖述之间来往的秘密电报和函件的要点以通电的形式向海内外公布，迫使赵秉钧不得不发出公开电报，为自己辩解。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公开传讯在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赵秉钧拒绝到上海应讯，但迫于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袁世凯批准他辞去总理，由段祺瑞代理。

谋杀宋教仁事实真相已明，国民党重要成员在同孚路21号黄兴的寓所召开讨袁会议。孙中山主张立即兴师讨袁。他说：“宋案的发生，是袁世凯阴谋消灭国民党革命势力以便帝制自为，全党同志为此极为悲愤，必须乘机立即调集各省兵力，一致声罪自讨。袁世凯就任正式总统不久，对于各方面的阴谋，还未布置妥帖，推翻较易，切不可延误时机。”

孙中山的主张得到李烈钧、柏文蔚、陈其美等人的热烈支持，以黄兴为代表的部分领导人反对，他们倾向使用和平的方法，主张在不破坏《临时约法》的前提下以法律方法抗争。

国民党人对武力讨袁还存在很大分歧的时候，而袁世凯已在着手进行战争准备。他命令北京参谋部通电山东都督周自齐和驻鲁辫子兵统帅张勋，令他们整军待命。4月26日他派内阁总理赵秉钧、外交部长陆征祥、财政总长周学熙到东交民巷汇丰银行，向俄、英、法、德、日组织的“五国银行团”，以盐税作抵押签署了一项2500万英磅的“善后借款”，作为发动战争的军费。

国民党人认为袁世凯的借款意在扩张北洋军队，而借款也未经国会的批准，实属非法。国民党人坚决反对。

孙中山致电五国银行团，发表声明：“袁世凯属非法借款，中国人民绝对不予承认。”

上海六万人集会，揭露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政治阴谋和违法借款的罪恶行经，强烈要求袁世凯辞退大总统。

湘、赣、皖、粤四省国民党员都督谭延闿、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联名发表通电，反对北京政府违法借款。

1913年6月，袁世凯免去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的都督职务，并命北洋军第六师李纯部进入江西。对湖南都督谭延闿，他也不放心，派特工人员把湖南的军械库炸毁，使谭延闿失去反抗能力。

面对当前的严峻形势，孙中山驳斥想利用国会进行合法斗争的人说：“国会乃口舌之争，对袁世凯法力已无抵抗之力，非以武力解决不可！”7月初，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发动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

7月12日，被免职的李烈钧在孙中山的指示下，从上海回到江西，在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并发表讨袁通电。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正式开始。7月15日黄兴抵达南京，逼迫江苏都督程德全响应李烈钧的讨袁军，宣布江苏独立，黄兴担任讨袁军总司令。

7月17日，，安徽宣布独立，柏文蔚为讨袁军总司令。7月18日，上海宣布独立，陈其美任讨袁军总司令。7月19日，第十四师师长许崇智逼迫福建都督孙道仁宣布独立，许崇智为讨袁军总司令。

至此，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风起云涌，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袁宣言。宣言指出：

“袁氏专为私谋，倒行不已，以致东南人民荷戈而起，旬日之内，相连并发。大势如此，国家安危，人民生死，胥系于袁氏一人之去留。……全体国民，一致主张，令袁氏辞职，以息战祸。”

孙中山还给袁世凯发去电斥：“昔日为任天下之重而来，今日为息天下之祸而去……若公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

7月25日，湖南宣布独立。8月4日，四川也宣布独立。

独立的省份不少，但互不统属，彼此观望，革命力量十分薄弱。袁世凯派段芝贵为第一军进攻江西，冯国璋为第二军进攻南京。7月25日，湖口失陷。8月，南昌失陷。8月11日，广东失陷。9月1日，南京被张勋的辫子军攻克。随之而来的就是宣布独立的省份纷纷取消独立。北洋军阀势力从此扩张到南方各省。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被通缉，大家只好又相继逃亡日本。二次革命开创了民国武力解决争端的先例，也开创了民国军阀混战的先例。

这里把孙中山、黄兴等逃亡日本的事先搁一下，再说说首义元勋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蒋翊武。1912年6月，经黎元洪和袁世凯的合谋，为分散、瓦解革命党人在武汉的力量，他们二人使用调虎离山之计，把蒋翊武调到北京任临时大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这是一闲职，蒋翊武岂能不知袁、黎之用意？于是他同刘公一样，对袁世岂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袁世凯授予他勋二位，又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他一概婉辞不受。

1912年8月25日，孙中山在北京湖广会馆主持国民党成立大会，蒋翊武出席并与阎锡山、张继、李烈钧等一起被推举为参议，兼任汉口交通部部长，负责两湖及陕西三省党务。1912年10月回到湖北，设立汉口交通部各级机构。他赞成宋教仁的主张，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限制袁世凯的权力，避免出现独裁政权。12月主办《民心报》“扬孙黄，抑袁黎”，与《中华民国公报》相对抗。

1913年2月，奉宋教仁之命，蒋翊武前往上海、武汉一路游说，争取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游历长江上下游各埠，与新选议员磋商建国大计。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蒋翊武感到靠议会和政党内阁是不能阻止袁世凯独裁统治的，从上海赶回湖北，拥护孙中山武力讨袁主张，联络季雨霖等革命党人，举行“反袁倒黎”起义，但很快被黎元洪所镇压。为形势所迫，蒋翊武旋回湖南。7月，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7月25日，湖南宣布独立，蒋翊武被任命为鄂豫招抚使，派往岳阳布置军队，欲取荆襄，捣武汉，进窥河南。湖南都督延谭闿虽然也加入了国民党，但并不真正反对袁世凯；虽然宣布独立，却没有在军事上积极准备。江苏、江西等地的讨袁军遭受失败后，讨袁军的主要人物于8月6日遭到袁世凯的通缉，8月12日，湖南即宣布取消独立。蒋翊武回到长沙，事情已无可挽回，只好与其他革命党人逃离湖南。别人都经汉口乘舟沿长江东下，蒋翊武觉得汉口太危险，那里认识他的人太多，于是决定改道广西去香港。

1913年8月19日，蒋翊武行至广西全州所属兴安县唐家冲，为驻军统领秦步衢的部下所捕，由全州朝桂林押解，秦步衢电告广西都督陆荣廷，陆致电袁和黎，促袁速杀蒋翊武以绝后患。9月1日，蒋翊武被押解至桂林。在狱中，蒋翊武历数袁世凯罪恶，作遗书数千言，先传至黄贞元，再传至其夫人。9月9日4时，蒋翊武被押至丽泽门外刑场，着绸衫裤，向围观群众讲演革命大义，坐红毯从容就义，时年28岁。首义英雄就这样一个一个地惨死于袁、黎二贼之手。

临刑前，蒋翊武写了四首绝命诗：

其一：当年豪气今何在？如此江山怒不平。

嗟我寂冤终无了，空留弩箭作寒鸣。

其二：只知闻难逢真友，谁识他乡是故乡。

从此情诗牵未断，忍余红泪对残阳。

其三：痛我当年何昧昧，只知相友不相知。

而今相识有如此，满载仁声长相思，

其四：斩断尘根感晚秋，中原无主倍增愁。

是谁支得江山住？只有余哀逐水流。

成亦英雄，败亦英雄。蒋翊武的一生真可谓：

光明磊落世所少，时运不济多受挫。

矢志不移心如铁，愿洒热血报“共和”。

1916年．蒋翊武归葬岳麓山。1921年12月，孙中山出师桂林，专程到丽泽门外凭吊蒋翊武，下令修建纪念碑，并亲笔题写了“开国元勋蒋先生就义处”。其纪念碑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所在的鹦鹉路改称为翊武路；1943年澧县渡口建私立翊武中学；1946年县治澧兰镇改为翊武镇，澧西乡御史桥蒋氏宗祠改称翊武祠；80年代澧县最大的建筑物影剧院落成命名翊武剧院；主干道亦叫翊武路；1995年蒋翊武碑立于兰江公园。1999年湘版图书《湖南辉煌五十年》中国湖南敢为天下先的风云人物，魏源、左宗棠、谭嗣同、陈天华、黄兴、蒋翊武、宋教仁等七人入选。

蒋翊武为刘公组织、领导的武昌起义中的重要元勋人物之一，故在此予以详述，意在使为谋求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英雄人物流芳百世，万古不朽。

再说刘公前面获悉挚友张振武惨遭杀害后已悲痛难忍，现在听说宋教仁又被惨遭杀害，自然是痛上加痛。在刘公心里他认为袁、黎是革命党人最凶恶的敌人，他怎么会同他们为伍呢？为糊弄他们，他装成淡于国事的样子，以此尽量少与他们接触。其实刘公最关心国事，也可以说凡国家大事他无不事事关心。“群英会暴动”、“南湖马队暴动”等等事件，他听说后无不伤心落泪。他恨那些没有气节的革命党人，他恨袁世凯、黎元洪一次又一次地残杀革命党人。他在北京如坐针毡。他想离开北京，但是走不了，寓所门口有美其名曰保护安全的值班人员，每天24小时轮换值班站岗，每次换班上岗的是身着军服的两名特工人员。刘公无论走到哪里，他们也不敢阻拦，但以保护安全为名紧紧相随，寸步不离，看起来确实如贴身侍卫与保镖一般。还有陆军参谋次长陈宦，每日上下午必定要到寓所拜见一次刘公，美其名曰是向刘公汇报国家大事，其实是扯一些无足轻重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国家之大，人口之众，事情之多，每天都有说的，而且永远也说不完，即使刘公不想听，他也要说，因为他是奉袁氏之命在行事。表面上看起来是对刘公的尊重，而实质上是对刘公进行监督，他们怕刘公跑了，也隐含着刺探刘公的行踪。若刘公真的要到什么地方去办点事，陈宦怕上了刘公的当，出了差错，以保护刘公安全为名，立即兵弁成群，前呼后拥的，如似重臣出巡一般。对袁氏的种种作法，刘公虽觉可笑，但也感觉到无可奈何，也只好听之任之。一连串的噩耗传来，刘公怎么还坐得下去呢？他感觉到自己出去办事多有不便，于是就常叫自己的夫人刘一借出去买点东西为由探听革命领袖孙中山的情况。刘一本为革命党人干地下工作的老手，自然刘公所托之事，她没有办不成的。于是刘一把宋教仁遇刺后孙中山从日本回国主张以武力讨袁以及反对袁世凯向五国银行团借款的等等事情都向刘公作了汇报。从四月底开始，刘公天天就在思考着如何设计安全离开北京，如何投入到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的洪流中去，如何回到上海同父母团聚……

儿子思念父母亲，父母亲又怎能不思念儿子呢？刘子敬本为精明过人之人，他看到革命党人重量级人物张振武、宋教仁一个个被暗杀，他怎能不为身入虎穴儿子的安危担惊受怕呢？四月下旬的一天，他对陶氏夫人说：“我儿耀瑸到北京已大半年了，至今音信全无，而眼下又政局动荡，国事日非，革命党人的重要人物不明不白地接连惨遭杀害，这实在是叫人不能不为儿子揪心，不能不为儿子提心吊胆呀！”

陶氏接言道：“既然如此，你何不想一办法，让我儿早一点离开那是非之地呢？再说我儿同袁世凯、黎元洪本不是同路之人，势同水火，长此下去，难免不遭他们毒手。为了儿子的安全，你还是早点想一个法子，让儿子早点离开北京那个是非之地为好。”

刘子敬道：“既然如此，那我就以我们老俩人有病为由，给儿子修书一封，让他早点回来便了。”

陶氏赶忙应口而言：“如此最好。”

夫妻二人商量好了，次日，刘子敬便给儿子刘公寄去了一封家书。

刘公在5月初接到了父亲的家书，心中惊喜万分，暗暗佩服父亲的精明过人，简直如久旱下了及时雨。他把父亲的信给夫人刘一看过之后，为减少离京的麻烦，就屈身陈宦住处，把父亲的家书朝陈宦手里一递说：“父母亲双双染病，卧床不起。烦兄弟同袁大总统说一声，我回去数日，看望一下二老，便立即返回。”

陈宦展开刘公递到自己手里的家书，只见上面写道：

“耀瑸吾儿，我同你母亲背井离乡，来到上海，自然是人生地疏，郁郁寡欢，难免有悲凄之感。不想近日我与你母皆染病卧床，茶水难进，虽遍请良医诊治，亦未见病情好转。我儿若返回及时，或可能见上一面，我儿若稍有迟缓，耽搁了时日，恐将抱恨终生矣！”

父亲：刘子敬

中华民国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信一看，怎好拒绝？况且刘公亲自到自己家里来了，这给了自己多大面子呀！平时刘公见了总统府的文臣武将，无论是谁，皆大大咧咧的，将谁放在眼里？但刘公是袁大总统的高级顾问，无论是谁也不敢怠慢刘公，见了刘公皆是笑脸相迎，找着搭腔说话，皆希望刘公在袁世凯面前为自己说好话。众人皆奉承刘公，陈宦岂会得罪刘公呢？于是看完了刘公的家书，便说道：“既然伯父伯母大人偶染微恙，兄第仁孝众人皆知，自当回去探视。只是兄长身居要位，恐大总统不时会有要事同兄长商量。万望兄长早去早回，莫使兄弟我在大总统面前难堪就是了。”

刘公忙应道：“我自当按兄弟所说的去做，一定早去早回，绝对不让兄弟为难。”说罢即辞别陈宦而回。为防备夜长梦多，回到寓所，刘公立即让刘新到北京火车站购买火车票，留一人看守北京的寓所，就带着夫人刘一、侄儿刘新及从襄阳带来的几名护卫，坐上火车，一同前往上海去了。这一去，真个是鲤鱼脱却金钩去，摇头摆尾再不来。

刘公到了上海，见到父亲，张嘴第一句话就是：“知我者，父亲也！”父母亲见儿子从北京平安无事地回来了，自然是欢喜不尽。随后，刘公立即同孙中山取得了联系，发表了反袁通电。在北京的袁世凯看到了刘公的反袁通电，自然是把陈宦喊到自己的面前，骂了个狗血淋头。

宋教仁遇刺，蒋翊武、季雨霖等革命党人在湖北搞“反袁倒黎”的起义失败后，有些同志逃到上海，刘公知道了，立即同他们取得联系，并接济、保全逃到上海的同志。不久，刘公同孙中山见了面。孙中山为在组建南京临时政府时没给自己立下盖世奇功的小弟刘公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而感到愧疚，刘公深知自己大哥孙中山的心思，首先爽朗地一笑，打破尴尬的局面，然后快人快语地说：“小弟我生是大哥的人，死是大哥的鬼，大哥指向哪里，我就打向哪里，我绝对不是那种贪图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之人。一旦天下太平，我一定解甲归田，做一个悠闲自在的田舍翁足矣！眼下大哥欲发动“二次革命”，小弟我能从哪些方面再助大哥一臂之力呢？”

听了刘公的一番话，孙中山不由喟然而叹道：“天下之大，如小弟之坦荡胸怀者实少。武昌为小弟举义成功之地，众革命党人皆惟小弟马首是瞻。眼下小弟当再不辞辛劳，返回武昌，召集旧部，组织反袁力量。至于说二次革命的事，李烈钧在江西还有相当的实力，我想让他在江西首先竖起“二次革命”的大旗。只是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我两手空空，如何叫李烈钧去开展工作呢？这段时间我一直为无钱而发愁呀。”

刘公接言道：“大哥，在日本留学时咱们花的钱就不说了，武昌起义我拿了白银两万两，北伐时筹集军饷，以后把二老安排到上海居住，买房产又花了不少；为防不测，我把一部分钱放在武昌的表弟陶德琨那里。我家虽有百万之称，但眼下能一下子再拿出数万两白银已不可能。但既然大哥眼下又如此地为钱发愁，那我就再从表弟陶德琨那里为大哥凑一万两银子，不知大哥意下如何？”

一闻此言，孙中山拉着刘公的手，万分激动地说：“就眼下的民国而言，小弟真乃天下第一慷慨豪爽之人也！我今后带领革命党人打倒了袁世凯，就是给小弟再大的官做，也难报答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小弟对大哥的帮助也！”

没过两天，刘公即从武昌表弟陶德琨处弄了一万两银票交给了孙中山。随后，辞别了父母，带着夫人刘一、侄儿刘新及几名贴身护卫辗转到了汉口，同邓玉麟、杨玉如、蔡济民等人取得联系，组织“癸丑同志会”，以此联络广大的革命党人，组织讨袁武装力量。

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于1913年10月6日威逼国会选举他为第一位正式的“中华民国”大总统。

总统选举那天丑闻百出，凡听者无不嗤之以鼻。一是把四千来人的便衣军警、地痞、流氓组成“公民团”，在选举场外为选袁世凯当总统呐喊助威。

二是选了三次。选举之前，“公民团”高喊着：

“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不选袁世凯为大总统，不许出会议场一步！”

第一次选举结果失败，已是中午12点了，“公民团”不准给参选的议员饭吃，并高喊：

“饿死他们活该！三天选不出袁大总统，就饿他们三天！”

第二次投票选举时，有的国民党议员说：“饿死也不选袁世凯！”

“公民团”们则高喊：“不选出袁大总统，谁也别想吃饭！”

“不选出袁大总统，谁也别想睡觉！”

第二次选举失败，又搞第三次，在袁世凯淫威逼迫之下，直折腾到晚上10点钟，才把袁世凯选上。

三是宣布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时，参选议员的掌声稀稀拉拉，大家已被折腾得有气无力了。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于太和殿举行就任大总统典礼仪式。

袁世凯登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11月4日以“判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并驱逐国会内国民党籍议员。国会由于人数不足而无法运作了。

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悍然下令解散国会。他坚持“人民滥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认识尚在幼稚时代”的观点，同时，为了压制地方势力，达到他个人的目的——实行专制独裁统治。1914年5月，他宣布废止《临时约法》，实行他自己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他的《约法》规定，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总统独掌一切大权。之后他又建立了一个“代行立法权”的参政院，参政全由他任命。他让参政院制定了一个《总统选举法》，把总统任期延长到10年，还可以无限期地连任，而且新任总统要由现任总统推荐。根据这些规定，袁世凯不仅成了终生总统，还能传子传孙，世袭下去。至此，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只剩下一个空名了。此时的袁世凯虽然还名为总统，实际上已同封建社会的专制皇帝差不多了。

再说刺杀宋教仁的主犯应桂馨乘时局混乱从上海监狱中逃了出来，想到对袁世凯忠心耿耿，立下了大功，便邀时任直隶都督的赵秉钧为他到袁世凯面前去邀功请赏，谁知应桂馨被袁世凯枪杀死，赵秉钧被袁世凯在药方中下毒药毒死。就这样，宋教仁案同张振武案一样不了了之。应桂馨、赵秉钧二恶贼为虎作伥，到头来仍被袁世凯所杀。读史于此者不能不感慨万千。特写小诗一首，以警戒后人：

为人行善别作恶，恶人谁能得善果？

请看应赵二恶贼，枪杀药死遭恶报。

“二次革命”失败，刘公无奈，也只好回到上海。时光如梭，不觉到了1914年的阳春三月。时逢刘子敬六十大寿，刘公心想多年奔走在外，何曾与父亲过一个生日？今年既然是父亲六十大寿，理当热闹一下，让父亲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于是同陈其美商量，准备邀若干个党内同志到家中来为父亲做寿。寿诞这天，在上海的老同盟会员，被陈其美邀来了十几位，特别是福建籍的翁尚仁，来沪办事，被陈其美碰上了，便邀来作客。潘善伯、李作栋带来冯开浚的一幅字，由一百个“寿”字组成。虽说只开了几席，但都是久经考验的革命党人的精英，大家在席间畅所欲言，无所顾忌，所以显得分外热闹。

潘善伯，又名潘公复，与刘公是同乡，是首批同盟会会员，也是铁血丈夫团成员、共进会会员，与刘公是姨老表。武昌首义出力不小。武昌起义胜利，北京稽勋局表彰潘公复为甲种起义有功人员。后潘在咨议局办理成立“中华民国”鄂军政府事宜。其时党人竞进者甚多，而潘公复却口不言功，自甘淡泊。后任军政府秘书。驱孙（指孙武）事件发生后，他退出军政界，到英国人在汉口办的既济水电公司工作达30年之久，帮助革命战友的遗孤度过晚年。其间黎元洪曾约其入京供职，其回电婉辞说：“愿公做好大总统，当以做好国民相报。”后曾任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督察员兼秘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1959年4月，病逝于武昌。终年79岁。著有《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共进会》。纵观其一生，真可谓：

办事稳妥有方略，为人谨慎甘淡泊。

不求名利与富贵，古往今来有几多？

更为刘子敬寿诞增光添彩的是革命领袖孙中山也来参加刘子敬的寿诞宴席。他知道自己的小弟刘公为革命捐助的几笔大款项都是其想方设法让自己的父母掏的腰包，于是给二老送了一块金字匾额，横书“燕天昌后”，上款为“子敬伯父大人、刘母陶氏夫人六秩双寿”，下款为“晚愚侄孙文鞠躬敬贺：‘中华民国’三年”。刘子敬与夫人自然笑得合不拢嘴，忙双双迎向孙中山，高高兴兴接过孙中山所送金匾，并说道：“先生是国家之中流砥柱，黎民百姓生命之灵魂，日理万机，竟然如此细心，将小民的生日记挂于心，小民感激之情实在是溢于言表呀！”

更使寿诞妙趣横生的是孙中山接着笑呵呵地说道：“伯父、伯母大人虽系小民，但对“中华民国”的诞生却是贡献多多，一次又一次地为愚侄捐巨款，我感激不尽。今天我来补办一下二老所捐之款的手续，向二老打一张借条。”原文如下：

借条

今为了革命特向刘子敬大人借白银叁万（30000）两，待革命胜利后一定偿还！

借款人：孙文

中华民国三年三月

随后孙中山向二老解释说：“借条中的白银叁万两，一是指1911年4月小弟设计的以捐道台名义从家里拿的用于武昌起义的20000两白银，二是指1913年7月我因宋教仁被刺杀而发动二次革命所捐的10000两白银，并不包括刘公小弟在此之前所捐款项：如1903年在日本将《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各加印数万册运回国内予以散发，办《二十世纪之支那》的革命刊物，两项费用不少于白银5000两；1905年同盟会成立，小弟捐白银5000两，作为同盟会办机关刊物《民报》的费用。”

听了孙中山的说明，刘子敬感到挺吃惊地说：“先生今天不说明，我和他母亲还一直被蒙在鼓里呢？今天听先生如此一说，我才感到恍然大悟。”

略过片时，刘子敬又对孙中山说：“耀瑸在日本的捐款，我们夫妻二人实在不知，每次他皆以广交朋友与生活费、学费涨价等为由，写信让我们给他汇银票，路途遥远，远隔重洋，我们实在无法辨别他所言是虚是实。当时我也曾怀疑过，但是他母亲说：“现在国内什么都涨价，难道日本不涨价？再说我们拿得出来，又不是拿不出来，只要儿子能成材就行，计较这计较那干什么？”既然他母亲如此说，我一个当父亲的还能说什么呢？武昌起义捐的20000两白银，他说是想捐一个道台做，催得急，是我们老弟兄四个共同凑的。只是我儿用计用到我们老弟兄四个的身上了，细想起来，此计用得真有点太损了，我就是诸葛亮，恐怕也防不胜防呀！”说罢，望着孙中山及满屋的宾客，不由爽朗而自豪地笑了起来——自己有如此大手段的儿子，他怎能不豪情满怀呢？儿子出生时的怪异现象及32年前算命先生说的话又在脑子里一闪而过，他更加认识到自己的儿子不是自己能约束得住的，“我行我素”是他天生的秉性，他所做的一切，细想起来，在无影无形之中我不都是在顺着他的意思在做吗？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干出武昌起义那样掀天揭地的大事来。刘子敬陷入沉思之中……

捐款之事被孙中山在父亲面前一一点破，刘公自己也感到事情做得有点太滑稽，也顿觉有点不好意思，但他深知父亲不是看财奴，也不是那种不通情达理之人，于是走到父亲的身边，笑着向父亲说道：“爹，今天我大哥孙先生在此，还有孩儿这么多的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朋友，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算了，再说下去让孩儿我感到多不好意思呀！今天是爹的六十大寿，趁此吉时，我再给二老敬两个酒，祝二老六十岁生日快乐！祝二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同时也望二老大人大量，凡儿子所做的失礼之事，皆能予以海涵与谅解。为此，我当着我大哥孙中山及众位好兄弟的面，向二老赔一个不是。”说着，即向二老深深地鞠了一躬。

坐在刘子敬身边的孙中山也忙站起身来，说：“我与刘公小弟早已结拜为兄弟，忘年之交情谊更深。如果小弟哪里做的有不周之处，都怪我这个当大哥的指导不周。在此我也给二老敬酒，表示歉意。”

刘子敬夫妇见孙中山如谦恭，也忙站起身来，端起酒杯与孙中山的酒杯碰了一下，刘子敬无限荣幸地说：“先生是举世闻名的大人物，是我们“中华民国”黎民百姓的领袖，谁对先生不是崇拜之至？我们一个庶民百姓过生日，您能亲自来祝贺，使我家蓬荜生辉，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哪里有见怪之理？再说您现在是暂时的困难，写下了借条，等革命胜利了，国家富强了，您不是还要还的吗？”

听了刘子敬幽默诙谐的话，满堂宾客无不哈哈大笑。

众革命党人平日难得同孙中山一聚，今日遇上刘公父亲的六十大寿，大家相聚一堂，怎不兴趣盎然呢？众人除向刘子敬夫妇敬酒外，也频频举杯向孙中山敬酒；孙中山是何等谦虚、活泼、平易近人的伟人啊，他除了向二位老人敬酒，也频频同自己的战友、自己的部下敬酒，有时还有几句简单的亲切的体贴入微的问候之语。整个宴席自始至终都充满了欢声笑语，充满了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的骨肉亲情。

充满激情而富有情趣的宴会在宾主皆大欢喜的氛围中结束。刘子敬夫妇及刘公将孙中山及众宾客送至大门以外，同大家握手，同大家话别，众人皆有那种依依惜别之情。

第二天，刘子敬将刘公叫入室内，说道：“看来你在外闯荡，人缘还不错，孙先生还来给我祝寿，为父这一辈子算知足了。明日你表兄（指潘善伯）回老家，你托他把那匾带回去，镶在我们的大门上。一来表示对孙先生厚赠的尊重，二来借孙先生大名教育刘氏子孙。你看如何？”

刘公忙说：“父亲所言极是。”刘公便遵父嘱，请人为匾额做了个大木箱，托表兄潘善伯把它带回了襄阳。

刘公的后人将数期《民报》、孙中山写给刘公父亲刘子敬的借条以及孙中山所赠送的金字贺匾像珍贵的文物一样保管着，可惜的是1935年夏天汉江流域一次百年罕见的大洪水一夜之间荡平襄阳县东津湾的大旺洲，孙中山的题匾不幸被波涛滚滚的洪水冲走；在洪灾中舍命保存下来的《民报》及孙中山所打的借条，大家视为珍品，一直在卧室的皮箱中保管着，可惜1938年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中不幸被毁。

袁世凯于1913年10月采用极卑鄙下流的手段当了专制独裁的大总统，但他还是不满足，又朝思暮想地想开历史的倒车——不当总统，要当皇帝。袁世凯要当皇帝，孙中山、刘公、蔡锷等革命党人便与袁氏又展开了生与死的拼搏战。其结果：

违背约法命归天，小丑跳梁争表演。

刘公誓志护约法，联军成立鄂豫陕。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