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法勤工俭学生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导入

当时我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的先进分子们，充分利用在法国能比较系统地阅读到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便利条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很快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他们在选择、认同、导入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这一时期并没有出现专门介绍或论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著作或文章，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主要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马克思主义一起导入中国的。

（一）导入的渠道

1．翻译、编著出版物，学习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广泛传播，使留法的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和革命青年得以直接接触到马列原著，因而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取得了重大收获。

蔡和森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比较活跃的人物。起初，由于学习法文时间短，法文基础差，他“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以蛮看报章杂志为事”^[139]。他不顾严重的哮喘宿疾，用字典学法文，以惊人的毅力，只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猛看猛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考茨基》等著作的重要章节。此外，他还收集了百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册子，并预备将收集到的各类小册子分四类（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无产阶级革命之四种利器、俄罗斯革命后之详情、世界革命之联络与方法）编译成一套丛书。周恩来在法国更是苦心孤诣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名著，精心研读《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经典著作，反复思索，并结合国际国内革命斗争实际进行了分析研究。当时的留法学生、中国少年共产党党员张若名也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浅说》、《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等法文原著。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当时译为《告少年》）、马克思的《历史要走到无产阶级专政》（《法兰西内战》的一部分）、《离开政治的性质》（马克思1873年在伦敦所作）、布哈林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罗索夫斯基的《何为无产阶级专政》，阿多拉茨基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几个原则》等马列主义著作的译文，也出现在一些由留法勤工俭学生主办的进步刊物上。

除翻译马克思主义原著外，他们还搜集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刊物杂志。如《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共产主义者通讯》、《共产党月刊》、《俄事评论》，以及有关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文件等。特别是旅欧党团组织建立后，针对党团员的思想水平不高的情况，更要求在理论上重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中使用的基本教材就是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旅欧党团组织有计划地将其自编为《共产主义教程》，并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体系，将其最根本最重要的理论观点，分成若干专题，用通俗的语言系统地加以阐述。其中包括：共产主义教程、列宁主义、马克思的经济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社会科学概论、社会科学讲义、社会主义讨论集、共产党计划、共产党宣言、人生哲学、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到自由之路、哲学问题、第三国际决议案及宣言等等。他们也学习有关革命导师的生平介绍，如《马克思传》、《列宁传》等；阅读反映俄国革命和建设情况的《俄国革命纪实》等小册子和法国共产党人主办的《人道报》、《时报》和《平民报》等进步报刊上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在阅读法文、英文和德文版的作品时，对其中最重要的章节、段落，也有计划地翻译成中文刊印，以便其他同志阅读时能够省力。为了便于开展学习活动，旅欧党团组织还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会”、“研究分会”等专门负责组织、安排有关学习事宜的机构。

2．组织社团，宣传马克思主义

除翻译、编著出版物，学习马克思主义外，当时出现的许多进步社团，对于团结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其中比较活跃的有工学世界社、劳动学会和勤工俭学学会、中共旅欧支部等。

工学世界社：其前身是工学励进会，于1920年2月组织成立，宗旨是“以工学的精神和方法，谋世界的改造和进步，它要使世界成为工读的世界”^[140]。同年8月，改名为工学世界社，并将宗旨确定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它把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成立最早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团体。该社搜集了几百种新思潮书报杂志和各种小册子，其中有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法国共产党主编的《人道报》、《共产党月刊》、《俄事评论》、共产国际出版的《妇女报》、《女权报》等，由社员分头进行翻译和研究。他们还组织了一个工学世界通讯社，经常向国内各报刊发稿，报道留法勤工俭学和华工运动的情况。

劳动学会和勤工俭学学会：劳动学会于1921年初在巴黎组织成立，后迁至克鲁邹。它比较注重华工教育。其成员经常在星期日或节假日同华工交谈生活、工作情况，议论国内外时事，以启发华工的阶级觉悟，选择、培养革命积极分子。赵世炎、李立三等人还利用工余时间，帮助华工组织工会、华工俱乐部和工人夜校。“二·二八”运动以后，以劳动学会为核心，联合其他勤工俭学团体，组织成立了勤工俭学学会，提出工读、互助、改造社会三信条，组织会员一边力求自救，一边学习社会主义。

中共旅欧支部：1922年6月上旬，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1923年2月，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其日常工作主要有：设立共产主义研究会，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设立学生运动委员会，专门负责勤工俭学生工作。其日常活动包括筹备成立统一的华工总会，增进华工团结；开办华工夜校、华工俱乐部，举行报告会、讲演会等，提高华工群众阶级觉悟，并从中选择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团组织中来。它还设立了出版委员会，负责编辑、印刷和发行党团组织的内部通讯和机关刊物等。

这些社团常常展开热烈的讨论，中国的出路问题，社会改造问题，青年的前途问题，人生观和世界观问题，以及教育理论、妇女解放、劳动问题等等，都是讨论和争辩的中心。有些团体还进行批评、反省，彼此勉励，共求进步；有些则和群众建立了密切联系，经常到劳动人民中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和进行宣传活动。这些进步社团进行了许多革命活动和社会活动，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培养了其组织能力，使他们受到了集体生活的锻炼，提高了认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些革命团体中，出现了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必要的准备。

3．出版刊物，导入马克思主义

在翻译、编著出版物、组织社团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许多刊物也都陆续刊载了一些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论著以及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和材料。其中有些虽然是纯学术性的介绍，并不表明作者或译者相信马克思主义，有些观点也不一定正确，但大量发表这样的材料，在客观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有利作用，这也说明当时谈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个思想潮流。

《少年》可谓当时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最具进步性的刊物，它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内部刊物，于1922年8月1日在巴黎创办。《少年》为16开本，手刻油印，每期30～50页不等。作为理论性刊物，其主要内容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论证中国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抵挡当时在中国留法学子中广为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少年》初为月刊，第10号以后改为不定期刊，至1923年12月10日，共出版13期。1924年2月1日，根据国内团中央的指示，《少年》改名为《赤光》。《赤光》为半月刊，16开本，每期12页左右。从创刊起截至1925年“五卅”运动时期，已出版33期。该刊大量报道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并帮助读者理解事件的起因、背景、沿革和趋向；经常发表一些由先进的共产党党员翻译的、从马克思主义法文原著整理而成的文章，及他们的一些学习心得和宣传提纲；驳斥旅欧中国青年党喉舌《先声》周报上鼓吹的国家主义派的观点。《赤光》的印刷份数和发行范围都比《少年》要多要广，其战斗性也更强。

（二）导入的特点

1．多元性

由于留法勤工俭学生出国前没有或很少接触到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所以对救国之道如何？真理在何处？仍然感到茫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赴法的目的和动机各不相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具有多元性。

一部分人是为了个人求学寻找出路；有一部分人则想通过留学，回国后用“科学”、“教育”、“实业”等手段来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还有一部分人虽然是为了寻求救国拯民之道，但却没有明确的目标。当他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之后，对于书中所描绘的美妙远景十分向往。比如以肖子升等少数人为代表，他们主张温和的革命，主张以教育为工具。他们还成立了无政府主义组织，出版无政府主义的刊物。这不论在思想体系上，还是在组织活动中，都与早期共产主义者形成了差异和分歧。

而少数先进分子，如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等，从一开始就是怀着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十月革命经验，以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宏愿而奔赴法国的。他们认真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报刊，并写了很多文章同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进行论争。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们认为，“教育救国”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是痴人说梦。只有社会物质生产得到发展，才能为教育的发展提供基础性条件。因此，必须变革生产关系，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才能实现教育的真正发展。

2．选择性

当时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新思潮名目繁多，科学社会主义只是其中的一派。留法的勤工俭学生把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主义都当作社会主义来接受，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极其模糊的。

在起初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这主要是因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刚开始传播，许多进步青年虽然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感觉兴趣，实际上却所知甚少。未来的美好社会令他们神往，可是这种美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用什么方法才能够实现？他们的认识还不很清晰。而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标榜自己是主张“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他们鼓吹“劳动神圣”，认为工人农民才是社会的主人。这直接导致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勤工俭学生中的一度流行。

许多先进青年对工读互助团也曾抱有过很大的热情。他们希望把它作为一个可以依靠的团体力量，并在这个团体中养成互助和劳动的习惯，把它看作改革社会的实际运动的起点。但是，这种被极度理想化了的小团体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是不可能有生命力的，再加上内部的意见分歧和利益冲突，这类小团体不久便相继夭折了。

当然，受这些思潮影响的青年中的多数人，毕竟不是真正对无政府主义或工读互助主义有深入系统的了解，更谈不上执著的追求。他们只是一时受到这些新学说的吸引，对它发生了兴趣，便欲在实践中作一尝试。一旦发现这条路走不通时，也就改变了想法。由于实地考察了欧洲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对各种派别的形成、现状、发展趋势都有了比较直接和具体的了解与分析，他们对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就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周恩来在对欧洲当时流行的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种种思潮进行认真比较后，认为“社会主义之不可侮，实已成了必然的趋势”^[141]。“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施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142]。他断言：“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143]

由此可见，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的先进分子最终抛弃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并不是一时的冲动或趋时行为，而是他们对于各种学说、各种救国方案进行反复的比较和缜密的思考之后所作出的抉择。

3．初步性

无论是翻译、编辑出版物，还是组织社团，创办刊物，与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和革命学说相比，这一时期并没有专门的文章、刊物或书籍介绍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只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部分，与其同步导入中国的。这一时期的先进分子也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解，蕴含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认识中。

以刊物为例。这一时期先后出现的法国华文报刊，以政党为依托的政治性报刊占据了主导地位。随着政治斗争的逐渐展开，各党派报刊自然地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这类报刊是适应党派斗争的需要而创办的，重在说理驳论，政论是其主要手段。如，《赤光》几乎每期都有驳斥文章，在编辑方法上，每期除了一两篇较长的讨论外，大都是一事一议，长不过数百字的精悍短文，说理透彻，文字通俗。除此类宣传与鼓动为主的政治性报刊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以华工、留学人员为对象，旨在对其进行教育的报刊，它们对华工及留学生的生活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但在介绍西方科学知识、进行文化教育，研究学术以及沟通旅欧学人与国内联系方面，它们很多持中立立场。

此外，这一时期的传播主体也还未深入活跃于教育舞台的教育家或者学者。就留法勤工俭学生群体而言，他们大多知识水平不高，具有教育理论基础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尽管他们中间也出现了后来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如徐特立等，但在当时，他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认识也是很初步的。更何况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始终坚持“以工兼学”，保持其“教育救国”的理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当时未能更加深入、系统的导入中国的原因之一。

4．实践性

与俄国曾经经过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多年介绍、翻译、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具有思想理论的准备阶段不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开始便是作为一种救治社会的急药和指导人们行动的指南而被接受的。导入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主要不在于研究它，而在于运用它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因此，实践性便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

深受五四运动影响的留法勤工俭学生，早在预备班积极准备赴法期间，就有部分人参加了这场运动，他们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努力方向。可以说，他们一开始就是抱着明确的目的参加勤工俭学运动的，他们十分明确地把法国作为自己寻求救国新思想的目的地。

以周恩来为例，为了考察欧洲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情况，深入了解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形势，他抱着“理愈明，信愈真，感愈切，革命的精神遂能愈久而愈坚”^[144]的信念，经常往返于法、英、德、比诸国之间进行实地考察，并撰写了大量通讯和文章。他不但亲身参加了勤工俭学生的几次重大斗争，而且组织并领导了旅欧党团组织的工作，带领一大批革命青年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实践了自己的信仰。正因为周恩来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所以受到广大勤工俭学生的尊敬和爱戴，成为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中坚持实践第一的典范。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以数千人的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形式，以影响遍及全国的宏大声势，猛烈地冲击和批判了封建教育的贵族化传统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旧观念。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走向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学理，而是科学的、革命的世界观、方法论，是观察世界、拯救国家、改造社会、推动革命的思想武器。尽管在当时，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有不甚明确的地方，但可贵之处在于，他们从来就是把这个理论作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革命的科学，而不是作为凝固的、僵化的、万古不变的教条来看待。他们强调，学习这一理论，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同人民群众的实践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