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法勤工俭学生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

留法勤工俭学生通过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勤工俭学的切身感受，通过直接从法文阅读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运用这些理论对中国的现状进行分析，实现了思想认识上的飞跃，这不仅标志着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产生了我国最早的一批具有较高理论水平的马克思主义者，更由于他们与国内的联系及陆续归国后的宣传活动，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在国内更广泛传播的一个新高潮。

（一）理论层面

如前文所述，由于留法勤工俭学生导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初步性，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主要是蕴含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同马克思主义一起导入中国并得到广泛传播的。

1．周恩来与天津《益世报》

周恩来在旅欧期间，经常和邓颖超及觉悟社其他成员保持通信联系，并以记者身份给天津《益世报》撰写通讯报道。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2月到1922年3月，周恩来署名恩来、翔宇、周翔、周恩来等，共为天津《益世报》撰写了57篇近25万字的通讯报道和评论文章。^[145]

周恩来从到巴黎的最初时刻起，就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报刊，特别注意了解和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他认真学习、热情宣传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革命精神，实地考察了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罕见的1921年初煤矿工人大罢工的情况，撰写了《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等文章寄给天津《益世报》，高度赞扬了英国煤矿工人及其家属团结战斗的革命精神，认为“其精神，其魄力，其勇敢”真是“难能可贵”^[146]，向勤工俭学生、华工和国内群众宣传介绍。他主张“智识阶级与劳动阶级接近”，对劳动界要“组织之引导，智识之诱进”。^[147]周恩来亲自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生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斗争，他充分利用《益世报》这一媒体，用18天时间连续报道了《勤工俭学生在法之命运》，呼吁勤工俭学生团结起来，并就此号召国人。针对当时欧洲流行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究竟哪一种才是最科学的并能够正确地指明人类社会和中华民族前进道路的，究竟用什么方法来改革社会对中国是最合适的，年轻的周恩来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和探索。他讲求实际，决不盲从，从英国矿工罢工风潮到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状态；从德国赔款问题到参战国之间的盟约；从西欧大事记到俄国西部大旱；从英、法、德到大西洋；从太平洋到日本，到中国及山东……他踏踏实实地对每一事件的实际情况进行考察，对于一切主义推求比较，审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并借助《益世报》向国人阐释，宣传革命思想，把倡导国人觉醒视为自己的使命。

这些通信报道和评论文章，使国内广大青年和读者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提高了觉悟，知所趋避，引为借鉴。

2．蔡和森与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1918年成立于湖南。其会员的活动主要分为两支：一支在国内，主要在湖南；一支在国外，主要在法国。积极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学会成立后在国内首先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学会讨论会员向外发展的一个主要措施。在毛泽东、蔡和森等的提倡下，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有四十八人，占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148]

在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潮流中，毛泽东并没有加入赴法队伍，他有自己的想法。他自己曾解释道：“要有人到国外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知识，研究些新的有用的革命道理，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同时，也要有人留在国内，好好研究本国的问题。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的还不够，把我的实践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149]此外，当时许多新民学会会员，也都希望毛泽东留在国内，为学会在国内的发展打好坚实的基础。事实上，毛泽东对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生的热情工作，受到了大家的好评。就这样，具有同样志向、同样抱负的年轻人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向海外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另一部分则就中国的许多事务进行调查和研究。而蔡和森和毛泽东，分别成了他们的杰出代表。

一方面，新民学会通过蔡和森等会员直接从法国输入马克思主义学说。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旅法新民学会会员在法期间，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俄国革命经验进行了学习和总结。从蔡和森给毛泽东、陈独秀的长信来看，当时他把一些读书心得传入了国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结果适与有产阶级的唯理派相反。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和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至于堕入迷阵。”^[150]蔡和森在通信中，明确指出自己的立场是“肯定唯物观，否定唯理观”^[151]，他认为唯物观由马克思寻找出来，是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另一方面，新民学会又通过以毛泽东为核心的许多会员从中国现实生活和具体国情之中吸取营养，力求从实际运用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蔡和森的来信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毛泽东在1920年12月1日的回信中，指出无政府主义、德谟克拉西主义行不通，用和平的手段、教育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也做不到。他不仅自己赞同蔡和森的意见，而且通过宣传，使新民学会在长沙的大多数骨干会员，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此基础上，他还把蔡和森的来信编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这些通信集刊行以后，对启发会员思想、提高其认识，起了很大的作用。

3．张若名与北京《晨报》

张若名是五四运动的先驱，1920年与周恩来、郭隆真等一同赴法。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党团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学共产主义”。张若名与周恩来、郭隆真等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研究会”，采取互教互学的方式，轮流担任主讲。张若名的法文进步很快，加入“少共”时已能阅读法文版的马列主义书籍，经常担任互教互学小组的主讲人。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张若名将小组会上的讲稿整理成文，发表在《赤光》上。这些文稿还得到周恩来、郭隆真的协助，油印成册，发给共青团员和旅法华工。1924年周恩来回国后，也将这些小册子带回并组织出版，后来，张若名的这些文章被团中央编入了介绍马列主义的通俗读本中。

1925年3月，中国青年社以上海书店发行的名义，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浅说》一书，共计四编两万多字，其中三编为“一峰”（张若名笔名）所写，即第一编“资本”（张若名在法国写的《剩余价值》），第三编“阶级斗争”，第四编“帝国主义”（张若名在法国写的《帝国主义浅说》）。这些文章逻辑清晰，说理透彻，表达通俗易懂，因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再版9次，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的奇迹。^[152]这一现象，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马列主义的迫切需求，也反映了张若名传播马列主义的重要贡献。

在研究马列主义的同时，张若名还以北京《晨报》驻法特邀通讯员的身份，先后写了20多篇稿件寄回国内。这些文章涉及领域广泛，包括留法勤工俭学问题、华工问题、德美关系问题等。其中，发表在1924年3月18日邓颖超等主办的《妇女日报》上的《现代的女子以怎样的解放为满意？》一文，是其运用马列主义来研究妇女解放问题的又一力作。

此外，赵世炎、王若飞、陈毅、罗学瓒、向警予等还给国内的《新青年》、《少年世界》、《晨报》、湖南《大公报》、北京的《少年》等报刊写文章，报道法国和欧洲工人运动的情况，歌颂了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力量，并对各国反动政府和统治阶级镇压工人运动的行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在文章中表现出了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心，认为只有依照马克思主义和世界革命的经验来改造旧的社会制度，才是中国的真正出路。

（二）实践层面

留法勤工俭学生陆续回国后，一大批人，如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邓小平、王若飞、罗雪瓒、向警予、李维汉、李富春、聂荣臻、蔡畅等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为缔造新中国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不少人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其中有些人在以后的岁月中，成为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还有一大批学子，归国后参加了教育科研工作，充任学校的教员，用毕生所学，寻求救国强国之路，他们从20、30年代起，大多成了各项事业的骨干，在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作出了优异的成绩，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1．徐特立的留法岁月及其教育实践

徐特立（1877—1968），湖南长沙人。1919年9月28日踏上赴法勤工俭学的征程，此时已42岁，有了20多年的教龄，是湖南教育界的知名人士。

徐特立赴法勤工俭学的最初动机源于其“教育救国”思想。作为一个教育救国论者，徐特立希冀通过到法国勤工俭学，学习科学知识，了解、考察法国、比利时、德国等的中小学教育情况，以便回国后从事教育工作，培养救国救民的人才，从而使中国走上国富民强的道路。

到法国后，徐特立努力学习，刻苦钻研科学知识。他在木兰省立中学补习法文，在圣西门钢铁厂做学徒工，在巴黎大学学习自然科学，丰富了科学理论，为其在延安时期领导延安自然科学院、培养中国第一代科学技术人才奠定了雄厚的知识基础。同时，他对法国中小学教育的历史与现状、益处与弊端、成功与失败、教程与教材、教学与实验、课堂与社会、教师与学生、教师与家长等一系列问题，作了缜密的考察、分析和研究。为了丰富教育思想，完备其对教育改革方案的设想，徐特立还自费赴比利时、德国等考察教育事业。回国后，他将这些中小学教育的成功经验融入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创造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经验。

但是具有强烈爱国心的徐特立，很快在实际斗争中提高了认识，彻底转变了立场，与时俱进，从教育救国论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

1923年归国后，他把后半生大部分时间仍投身于教育工作。1924年在湖南创办了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后任校长。1927年，担任中央革命根据地教育委员，根据苏维埃教育总方针和毛泽东的建议，发动群众，以勤俭办学的精神，促进了苏区教育事业的发展。1931年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代部长，兼任苏维埃大学副校长。抗日战争期间，他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亲自到各地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他一再指出，要把“生产当做教育的手段”，“把附带的非主要的劳动”“分一部分给儿童去做”，“宜采取半工半读制，有系统地进行二部教授以至三部教授”。^[153]在日寇扫荡，蒋军封锁，经济极端困难，“上至总司令下至伙夫”皆“无薪水”^[154]的情况下，各地创造了“民办公助”、“以生产养学校”、“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等办学形式，得到了徐老的热情支持和赞扬，有力地指导了各解放区教育事业的发展。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他以古稀之龄朝气蓬勃地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中，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他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发表了很多见解精辟、论述深刻的文章，他一再提倡，新中国也要搞勤工俭学，因为它可以“劳力与劳心并进，手和脑并用”，可以“培养和发挥青年的创造和才能”，^[155]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徐老的工作，为我国勤工俭学、勤俭办学光荣传统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徐老这些思想和实践，正是从留法勤工俭学中汲取的经验。

2．其他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归国实践

何长工（1900－1987），湖南华容人。1920年12月15日赴法，先后在法国、比利时勤工俭学。1924年回国后，在家乡一带从事农民运动和兴办新式学校。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抗大”教育长和副校长等职。^[156]在办“抗大”的过程中，他坚持发扬勤俭办教育的光荣传统。在日寇疯狂扫荡的情况下，“抗大”几迁校址，有时“在青纱帐里上课”，有时甚至“在壕沟里上课”。但“抗大”的规模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几所“抗大”分校在敌后办校时，“为了解决经济困难，减轻人民负担，开展了生产节约运动，提出‘节约一分钱，增加一分抗日力量’的节省开支的口号。在生产上，各伙食单位保证蔬菜自给、烧柴自给”。“星期日，成群结队的学员有的上山砍柴，有的到外地背粮”。1943年“抗大”迁回陕北后，又和边区军民一起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正因为“抗大”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勤俭办校的校风，所以成了当时著名的红色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出了一批批栋梁之材。何长工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熊雄（1892—1927），江西宜丰人。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3月转入德国学习，同年6月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不久转为中共党员。1923年3月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1925年从莫斯科奉调回国，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大队副队长。1926年1月，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并实际主持政治部工作。他根据“军事与政治打成一片”的教育原则，制定政治教育计划，向军校学生灌输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知识。他孜孜不倦地教导青年要分清敌我、热爱工农、团结群众；要做到不贪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抛弃个人功名利禄观念，为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和工农的利益而奋斗牺牲。他建立和健全了各项工作制度，努力办好《黄埔日刊》。通过定期举行政治讨论会、政治测验、政治讲演竞赛，组织宣传队、“血花剧社”，参加军民联欢会和民众运动等多种形式，对军校学生进行生动活泼的革命思想教育。同时政治部还大量编印校报、期刊及各种宣传品，发至全国各省和海外，广泛传播革命思想。

黄齐生（1879—1946），贵州安顺人。1919年11月22日，与校友王若飞、刘锡麟等赴法勤工俭学。在欧洲约三年期间，他曾到过英、法、比、德等国考察文化教育，并受王若飞等革命青年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1923年回国，返回贵阳协助校长凌秋鹗治理达德学校。1925年任视学，视察黔北20余县教育。1926年，出任遵义县省立第三中学校长，大力推行改革措施，积极传播新思想。1929年举家赴南京，与陶行知在燕子矶晓庄学校共事，从事实验性乡村教育研究。1930年，在上海同黄炎培等推行农村建设教育。1931年夏，经黄炎培、江部渔介绍，任昆山徐公桥农村改进实验区总干事，兼农村讲习所主任。任职期间，相继在山东邵平县乡村建设研究院及河北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担任文史教席。1934年秋南归上海，受黄炎培聘任为中华职业教育社漕河泾农业团总干事，不久又应邀到广西任贵州基础教育研究实验部主任。1936年，重回贵阳主持达德学校。

熊锐（1894—1927），广东梅县人。早年在梅县桂里小学教书和汕头《大风日报》当编辑。后赴日本留学，五四运动爆发后，于1919年回国。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继而转到德国。1922年6月，先后加入旅欧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共旅欧支部工作。1923年1月至1924年1月，任中国国民党旅欧执行部和巴黎通讯处政治委员。1925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奉命回国。1926年上半年，应聘担任广州政治讲习班教授，同时在广东大学专修科学院和广大附中任教。同年9月被聘为妇女运动讲习所教授。

张若名（1902—1958），河北清苑人。1920年11月7日赴法勤工俭学，是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最早成员。1930年，获里昂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年底回国，任北平中法大学文学院教授。1948年应聘为云南大学教授。1953年，在中文系创办了文艺批评教研室，在中国最早讲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杨杰（1900—1981），安徽怀宁人。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先后在法国巴黎大学和里昂中法大学学习，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后，先后任北平地质调查所技师，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西北大学、北方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北京地质学院任教授，后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王德耀（1903—），江苏灌云人。1921年赴法勤工俭学。1925年获里昂中法大学硕士学位，1931年获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先后任北平大学、西北大学、厦门大学教授，厦门大学校长。

以上只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方面比较突出的代表人物。尽管他们从事的工作不尽相同，或直接参与教育教学工作，或主办、编辑报纸杂志，或从事专门技术工作，但他们都通过自身的工作及其影响，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