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初步导入

清末留学日本是中国近代留学史上波澜壮阔的一件大事，从1896年到1918年间，留学人数蔚为壮观，“挟希望来东游者如鲫鱼”^[1]，1905、1906年人数分别高达8000多人^[2]。尽管他们留学的目的和动机各不相同，但由于受到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学者的影响，在学习西方先进思想的动力驱使之下，他们中有不少人在日本初步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以翻译为途径，通过办报纸、杂志等渠道将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同时，亦使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随之在中国大地得以传播。

在1896～1918年间，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不多，报刊的数量也有限，大多是转译自日本社会主义者的作品，而且以介绍性的文章居多，其基本内容主要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节译文和马克思主义作家的生平介绍，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介绍更是寥若晨星，只在很少的篇目中涉及相关的内容。因此这一时期只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传播的萌芽期，但正是这种初步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导入及后来大规模和实质性的传播起了思想先导的作用，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翻译、撰写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

清末民初这段时间，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以社会科学性质的居多。据不完全统计，从1898年梁启超创办《清议报》至1911年《中国青年学粹》出版，10余年间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绝大多数为社会科学性质，这为留日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广阔的园地。1900年留日学生在东京建立了第一个爱国团体“励志会”，创办了一种专门译载资本主义社会各种思想著作的杂志《译书汇编》，对马克思主义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最初传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以译载18、19世纪欧美和日本的政治社会学说为主，强调要着重介绍“学理”，因此作为一种先进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也被介绍进来。它的发行数量也很可观，“在上海设有总发行所（先是育才书塾，后是开明书店），北京、天津、河北、安徽、江西、广东、广西、湖北、四川、河南、山西、浙江、江苏，以及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均设有代售所，其中尤以江浙一带为最多”^[3]。此外，留日学生创办的其他一些刊物，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贡献，如《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民报》、《天义报》、《浙江潮》等，成为当时一道独特的风景。

《译书汇编》：1901年第2期译载了日本人贺长雄著《近世政治史》中的《社会党镇压及其社会政策》，该文介绍了马克思和欧洲的社会主义学说。资产阶级革命派马君武1903年2月15日发表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籍》，也提到了马克思及其学说，并称赞马克思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出：“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匙。”^[4]并在文章结尾附录了马克思著作的书单，列举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使国人初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

《游学译编》：为留日湖南籍学生所创办的月刊，由东京游学译编社编辑，1902年11月创刊于日本东京，编辑的目的是“专以输入文明，增益民智为本”^[5]。该刊自创办到1903年11月3日，共出了12册。第10册发表了公开大力宣传革命的《民族主义之教育》一文，提出“革命者，今日支那民族最大之幸福也”，并总结历史得出，要重视进行革命的教育，认为历史上宋江、张献忠、李自成等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其民族无善言革命之教育也”^[6]。教育服务于政治，各国民族要起来革命，推翻旧的反动体制，就首先必须对民众进行革命的教育。

《天义报》：1907年春，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用其妻何震的名义在日本东京创刊，该刊刊载了不少留日学生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部分译文，第一次译载了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写的序言等，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第16～19卷合刊号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1章“绅士与平民”（今译作“资产者与无产者”），指出：“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这样就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7]该刊还刊载了民鸣译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序言》的部分内容，译文后附有编者按语云：“案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学说，最有裨于历史。”^[8]

《浙江潮》：系浙江留日同乡会主办的一个革命倾向较为明显的刊物，编辑兼发行者主要有马君武、鲁迅、蒋方震等。无政府主义者江亢虎于1903年10月10日在第8期上发表了《新社会之理论》一文，介绍了共产主义，他指出：“该派创始人为法国罢勃（Baboeuf，巴贝夫），其后劲为犹太人埋蛤司（Karl Marx，马克思），今之万国劳动党，其见象也。”^[9]认识到“劳动者，为地主、资本主垄断其生产机关，由是生屈从、生社会之穷困、生精神之卑屈，为政治上服从之原因”^[10]。该文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是所见史料中较早运用唯物史观的论著之一。鲁迅在该刊中发表了5篇译作，他在居里夫人发现镭后，撰写了《说鈤》一文，文中对新元素镭（鈤）作了最初的介绍，表明了他对科学的重视，体现了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民报》：系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刊物，是同盟会的机关报。朱执信于1905年底、1906年初在第2、3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活动，并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10条纲领，其中第10条纲领明确指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设立无学费之公立小学校，禁青年之执役于工场，使教育与生产之事为一致。”^[11]并进一步评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资本积累学说。在早期翻译的其他一些论著中，也有不少提倡教育平等、主张实行义务教育的言论，如刘师复在《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中指出：“儿童满六岁以至二十或二十五岁，皆入学受教育。无论男女，皆当得最高等之学问”，“学校教育，采用适宜之万国公语，以渐废去各国之不同语言文字，而远近东西全无界限”；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论生计及普通教育，则必一致普及，尽人得而享用之”。^[12]宋教仁于1906年6月26日，在该报第5号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中也指出“十六岁以下之少年，当课以义务教育”^[13]。

《新世界》：1911年11月7日创刊，是辛亥武装起义时期在上海发行的快报。1912年6月朱执信在第2期发表了《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即马克思）之学说》，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共产党宣言》的内容。他还详细地解释了其中第10条的内容：“青年作工，不但绝彼教育之生涯，即于体育亦大有妨碍。必禁之，而使入无学费之公立小学校受相当之教育，乃为平等”；并指明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设立无学费之公立小学校，禁青年之执役于工场，使教育与生产之事为一致”。^[14]

（二）翻译日文社会主义著作，介绍马克思主义

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掀起了译介日文社会主义论著的热潮，他们翻译了相当数量的社会主义著作，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论述了教育平等、教育与政治、教育与经济的辩证关系等内容，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导入起到了启蒙作用。

1903年10月5日，《浙江潮》编辑所出版了日本人幸德秋水著，中国达识社译的《社会主义神髓》，该书作为一本宣传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著作，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阐述了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和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合理性，并在文中提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书》，说：“今日之文明，一则灿烂之光天，一则暗黑之地狱。翱翔于灿烂之光天者，千万中一十而已；堕入暗黑之地狱者，世界人类之大多数也”，“故虽学校林立，而不得受教育之自由”。^[15]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社会政治体制。

1903年3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留日学生赵必振翻译日本人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书中有“加陆马陆斯（即卡尔·马克思）及其主义”一章，简要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称马克思为“一代之伟人”，“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介绍恩格斯是马克思的“有力之同志”。文中还对《资本论》大为赞颂，称赞《共产党宣言》是“一大雄篇”，并摘引了《宣言》的最后一段话，译文是：“同盟者无隐蔽其意见及目的，宣布吾人之公言，以贯彻吾人之目的，惟向现社会之组织，而加一大改革，去治者之阶级，因此共产的革命而自警。然吾人之劳动者，于脱其束缚之外，不敢别有他望，不过结合全世界之劳动者，而成一新社会。”^[16]这是《宣言》最早的一段中译文，也是对公平、平等的最早宣传。

1902年11月赵必振还翻译了日本人幸德秋水著的《广长舌》一书，这是一本介绍社会主义的有代表性的、比较通俗的读物，书中系统介绍了社会主义的目标，肯定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并驳斥了反社会主义的观点。书中指出教育受经济发展的制约：“今日社会之第一急切主义者，胃腑之问题也。不先解决此问题，则一切教育、宗教、政治之问题，均不能得其主眼”；“然无金钱，则教育之制度不能立也”。^[17]表明了社会经济基础是解决教育问题的前提条件，没有经济作保障，任何教育的民主化、普及化都是空谈而已。

《翻译世界》是一份以翻译社会科学专著为主的综合性期刊，由留日学生马君武、马一孚、谢无量等人合办，马君武担任主编。1902年11月30日创刊，上海翻译会社编辑并发行。在1902年12月至1903年1月第1－3期上连续刊载了日本人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一书，这是第一本对马克思生平及其学说进行较系统介绍的著作，对我国近代社会主义学说的传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中《社会主义与教育》和《理想之社会》2章的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导入起了先导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社会关系决定教育的阶级性质。

首先文中把历史上的教育区分为封建社会的教育，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指出教育受社会关系的制约，与人类的社会发展形态相适应，因而教育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其次，教育具有阶级性，主要表现在社会关系决定着人们受教育的权利。从封建社会至今，不同的阶级接受不同的教育，现实资产阶级的教育也是阶级的教育，和封建时代的教育制度没有本质的区别。作者揭露了资产阶级教育的实质，即“……究有财力者，始得蒙教育之恩化；而无财力者，则不得受教育”，因此指出“现今之教育制度，得蒙教育之福者，唯受教育者能之，而得受者又必限以资力。……而有为之青年，虽欲志学，唯财匮故，终不得达其志者实多。如今之入宏壮华丽之学校者，要皆财产家之子弟也。贫民之子弟，不问其求学之志如何，皆不得入其门也。是教育之利益，亦为少数之财产家得专擅之”。^[18]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投资办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教育平等，普及教育才有可能。由此阐明了教育由社会关系决定这一全新的教育观。

第二，教育对社会具有反作用。

文中分析了普及教育的重要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教育对于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重要意义。教育服务于个人，从而间接地服务于社会。一方面教育对个人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盖人之出生，非即有高尚之性格，伟大之能力也。必假教育而始发达之”，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要以教育“……涵养其道德，炼磨其实力”；另一方面，受教育可以使子孙后代更好地发展，父母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必然对孩子的成长产生重要作用，指出“欲有良儿，不可不先有良父母”，教育不能普及，“不仅个人受一时之累于目前，且使社会人民受无穷之累于将来也”；认为受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有重要作用，对社会的进步同样有重要作用，“夫社会者，为一大有机组织，以人人互相团结提携而成者也。一人无教育，即损社会之一部，社会必不能完其圆满之幸福”。^[19]因此人人受教育，对于社会国家的进步有着重要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初步导入的特征

1．多元性

留日学生导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初期，导入者大部分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中既有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有资产阶级的改良派、革命派，呈现出了多元化的态势。他们各自以不同的心态和目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并不是要宣传和服膺马克思主义理论，而目的在于说明无政府主义更优于马克思主义；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则是，利用社会主义运动“影响全球”的威力去胁迫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而作为更具先进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带有一定的工具理性色彩，其目的在于使这些学说“溥遍于吾国人士脑中”。但不管其动机如何，他们都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为国人初步接触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教育思想提供了一定的理论知识。

2．间接性

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某种程度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间接传播，或者说在客观上为随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导入造声势、打基础，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准备了广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条件。留日学生早期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介绍，主要夹杂在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之中，大部分是通过译介社会主义著作零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由于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尚处于初步的接触阶段，因此也就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专门论述，更没有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专著。但是留日学生在各类译介论著中或多或少地论及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内容，他们在批判封建旧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的基础上，肯定了社会主义教育和无产阶级教育的优越性和可行性，为中国思想界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为1919年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

3．初步性

首先表现在导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内容比较零碎和粗浅，主要限于某些观点的介绍，有的还进行了有意无意的曲解和篡改。其次导入主体对教育理论知识的掌握也很有限，他们大多不是早期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活动家，而是革命者和政治家，他们往往站在社会的前沿，从改革社会的角度出发导入马克思主义及其教育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只是作为向读者灌输的一种“新知”，作为林林总总的西方政治学说中的一派，因而不可能有全面系统的理解和认识。

从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留日学生所翻译介绍的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论著，都在不同程度上渗透着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平等、教育与社会关系、教育的阶级性，以及反对封建专制教育、资产阶级教育等内容。这些内容的导入和传播为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选择中国教育的出路提供了精神食粮和思想武器。尽管从传播内容和途径上来说，不免流于肤浅和单一，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导入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