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

（一）开唯物史观阐发伦理学观点的先河——李大钊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李大钊是中国伦理学史上用唯物史观分析道德问题的第一人，其《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两篇文章是运用唯物史观阐发道德问题的光辉篇章，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中国得以建立的奠基之作。其中前一篇是参照界利彦的作品，以唯物史观和达尔文进化论为基本观点写成的。这两篇文章确立了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道德思想，从社会经济生活这一最本质的东西出发，精辟地论述了道德的社会作用和发展规律，说明了道德的起源、本质等问题，批判了“道德不变”、“道德复古”、“道德无用”等种种谬论，积极呼唤新道德。

1．道德的起源和本质

李大钊比较准确地领会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要旨，将道德及其变更与物质、经济等的变化联系起来。他指出道德不是永恒的、抽象的，而是一个历史范畴；道德具有历史性，不同社会里的道德具有不同的内容；道德不断地进化和发展，没有什么永恒的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样式，“物质上应当更新，道德上应当复旧”的说法是错误的。因此“一代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纲常，什么名教，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需求，而有所变革，且是必然的变革”；道德是社会的本能，“道德这个东西不是超自然的东西，不是超物质以上的东西，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他的本原不在天神的宠赐，也不在圣贤的经传，实在我们人间的动物的地上的生活之中。他的基础就是自然，就是物质，就是生活的要求”；“道德是精神现象的一种，精神现象是物质的反映，物质既不复旧，道德断无单独复旧的道理，物质既须急于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因为物质与精神是一体的，因为道德的要求是适应物质上社会的要求而成的”；道德是产生于社会经济生活并由社会经济决定的上层建筑，作为上层建筑和表层的精神构造，它的基础是物质和经济，由经济关系决定并为经济服务，因此“道德既是因时因地而常有变动，那么道德就也有新旧的问题发生。适应从前的生活和社会而发生的道德，到了那种生活和社会有了变动的时候，自然失了他的命运和价值，那就成了旧道德了。这新发生的新生活新社会必然要求一种适应他的新道德出来”。^[80]鲜明地表达了适应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道德观念是服务于社会的，并对生产力起促进作用。

2．批判旧道德，呼唤新道德

李大钊在批判中国传统的旧道德时指出：“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仪，那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那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所以“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的义务的道德”。^[81]随着中国经济制度的变动，孔子的学说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通过“政治上的民主主义运动”和“推翻孔子的孝父主义、顺夫主义、贱女主义的运动”^[82]等实际行动来抗拒旧伦理、旧道德。他进一步批判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一些代表孔门而贱视劳工的心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论证了旧道德灭亡的必然趋势。

道德受经济的制约，孔子的学说不是“万世师表”，现代的社会经济组织已经发生改变，孔子的伦理道德必然也要发生改变。他认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伴随着“现代经济组织”的发展和“劳工阶级的自觉”，发生了“劳工神圣”的新伦理，这是新的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已经出现了新道德，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道德，它“不是神的道德、宗教的道德、古典的道德、阶级的道德、私营的道德、占据的道德；乃是人的道德、美化的道德、实用的道德、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创造的道德”^[83]！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在论述道德问题上，李大钊以唯物史观取代了两千年以来封建旧道德的唯心史观，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虽然他的一些思想在后人看来未必精当，但是他的遗文却是“革命史上的丰碑”。

（二）无产阶级的教育纲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浙江义乌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读书，因受十月革命影响在日本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结识了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并阅读他们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919年6月应五四运动感召回国。在途经杭州时，受浙江第一师范校长聘请，担任该校语文教员。在闻名全国的“一师风潮”流血事件之后，陈望道回到家乡，并进一步认识到改变社会制度的重要性。在义乌县分水塘村的一间小柴屋内，他翻译了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的伟大著作《共产党宣言》。

那时他经常与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邵力子等在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建党问题，并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对陈望道译出的《共产党宣言》很重视，1920年8月，在国际共产主义者纬经斯基及研究会成员的帮助下，《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

《共产党宣言》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译著中最重要的一本，全文共分4章，其中在第1、2、4章中有10处论述了教育问题，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尖锐地抨击了资产阶级教育思想，阐明了教育的本质、教育的作用及其发展规律，表达了无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和所采取的措施，为无产阶级的教育指明了方向，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教育观。

1．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共产党宣言》阐明了教育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一种社会现象的全新教育观。在第2章中，阐述了教育主要划归为上层建筑范畴，作为上层建筑的教育由生产关系或所有制关系决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因此驳斥了资产阶级在教育方面对共产党人的责难，指出：“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社会的教育吗？那教育底方针，不是根据社会的状况而定的吗？社会不是已经借了学校和其他方法施展他直接或间接的干涉吗？”“你们把那关于自由，教育，法律，等等资本家的解释作标准，来攻击我们主张废止资本家的财产，是没有用的。你们想一下罢，你们思想本身，不过是你们资本家的生产状况和资本家的财产状况底产物。正如你们的法理，也不过将你们阶级的意志定为普天下底法律。这种意志底本质和倾向，也就跟着你们阶级所以存在的经济条件决定的。”^[84]同时，《共产党宣言》中也辩证地表明教育要为政治经济服务，共产党人“不过要改变干涉底性质，使教育脱离权力阶级底势力”，^[85]即共产党人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就是要使教育作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取得政治经济统治权之后，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教育。这一思想的提出，对于驳斥当时社会存在的教育“超政治”、“超阶级”的错误观点是极其有力的。总之，对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辩证论述科学地揭示了教育的本质、教育的作用和教育的发展规律，批判了资产阶级对教育的错误认识，即“在资本家看来，正如阶级的资产消灭，就是生产本身消灭；阶级的教育消灭，也就是一切教育消灭”^[86]，强调指出阶级的所有制和阶级的教育都是历史的范畴，而生产和教育却是永恒的范畴。

2．无产阶级的教育斗争及其策略问题

资产阶级的教育是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或所有制关系服务的，而无产阶级的教育要成为无产阶级斗争的武器，由此阐明了消灭资产阶级教育、争得教育权的必要性，要求无产阶级在进行政治、经济方面的斗争的同时也必须进行教育方面的斗争，这样才能使无产阶级的教育为无产阶级培养各类人才。所以，《共产党宣言》首先号召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前，要开展教育领域的斗争，消灭资本主义的教育，进而要改变资产阶级那种自以为“作为自然和真理永远不变的法则”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这样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才能“……用他的政权渐次夺取资本阶级的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底手里，就是集中在组织权力阶级的劳动者手里；这样做去，那全生产力就可以用最大的速度增加了”，^[87]从而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的权利。其次，它指出了无产阶级争取受教育权的斗争策略。《共产党宣言》认为，在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第1章中还阐明了各种“教育因素”在无产阶级斗争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权力阶级为了产业进步的缘故，已经刻刻向无产阶级坠落，……无产阶级也因此得了智识和进步底新种子”^[88]。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把本身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交给了无产阶级，同时，工业的进步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无产阶级的生活待遇也得到了一定改善。这样，无产阶级也就具有一定能力，采取恰当方式去争取受教育权。

3．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共产党宣言》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却是独立而有个性，活人反而成了附属品没有个性”，揭露了资产阶级教育的实质，认为他们的目的是把工人及其子女训练成为资本家创造利润的工具，即资产阶级“恐怕丧失的教育，在大多数人不过是一种机械动作的练习罢了”^[89]。这种对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的分析和关于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的论证，本身就是关于人的片面发展与全面发展历史前提的科学论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受旧分工体制的束缚，牺牲了自己的个性，变成了资本家操纵的机器，处于不自由的片面畸形发展状态。因此只有消灭阶级的教育，使广大人民都享有受教育权；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才能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从而促进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产党宣言》在阐述社会主义建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几个重要问题时，明确指出：“……对于一切儿童施以免费的教育。废止现行儿童底工厂劳动。联络教育和产业的生产等等。”^[90]取消现有的对儿童进行的不合理的工厂劳动，从儿童实际的条件和发展需要出发，把教育真正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把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而所有的这些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所以《宣言》进一步强调要用“社会教育代替阶级的教育”，“这种‘社会教育’就是当时理解的共产主义教育”；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这里的家庭教育指“只能被理解为私人的教育，即为私有制家庭利益所左右的教育”，因此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实际上就是“用共产主义教育代替资本主义教育”。^[91]

总之，《共产党宣言》提出的教育措施，初步确定了无产阶级在教育领域的斗争纲领，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它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教育问题的看法，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育观。《共产党宣言》在我国的翻译和出版，成为当时批判封建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教育理论的精神武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也为我们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三）近代中国教育哲学的鼎力之作——林砺儒的《教育哲学》

林砺儒的《教育哲学》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的鼎力之作，他作为一名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知识分子，敢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通过自己的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实在难能可贵。该书不仅表现出了对旧教育的抗议和挑战，而且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发展。该书除“序”外，共分六讲。第一讲，总论，论述了教育哲学的实质；第二讲，教育的本质；第三讲，教育目的；第四讲，教育的效能；第五讲，教育方法；第六讲，现代教育学演进之鸟瞰；最后在“结语”中，作者分析了百余年来资产阶级教育学的进步与失败之处，指出它的进步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与科技的发展，它的失败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的局限。因而大声疾呼：“教育苦不平等社会之桎梏久矣！”并希望有一个新的社会革命和教育革命的到来。他直言不讳地阐明教育哲学的“客观性、实践性、阶级性、战斗性”，阐述了教育的一些基本问题，内容充满革命战斗精神。

1．教育哲学的实践性和阶级性

教育哲学是对教育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从哲学的高度进行研究和探讨，从中找出一般的规律，作为教育理论和实际的指导，林砺儒认为这正是教育哲学实践性的体现。教育是有阶级性的，教育哲学作为教育理论的指导，也表现出阶级性的特点。文中指出任何时代的教育哲学“都反映所属的时代的经济生活状况，反映当时自然科学知识底程度，并表现特定社会集团底利益和希望”^[92]。教育哲学的发展要符合于它所处的时代的要求，必须与它所在时代的社会背景相一致，因此旧中国的教育哲学必须是适合中国解放和中国改造的教育哲学，这也是它战斗性、斗争性的体现。

2．阐明了遗传、环境、教育和人的实践活动在人身心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林砺儒认为遗传和环境等因素在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遗传只是可能的倾向，而没有特定的内容”^[93]。人类知识的传承需要通过教育培养合格的人来进行。他肯定了许崇清对杜威“教育即生长”学说的批评，指出杜威的观点忽视了人的实践活动，忽视了教育这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在人类从可能性的发展转化为现实性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人类的生长不同于动物的生长，“人类底生长是人类底社会的过程，人类底社会底发展”^[94]。同时他也批判了历史上许多的哲学家，如欧文、纳托尔普、费尔巴哈等关于环境决定论的观点，认为他们片面夸大了教育的作用，把人完全看作环境和教育的产物，这样就把社会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人高于社会之上。在此他暗含了人的发展受环境、教育、遗传素质和人自身发展主观能动性等多种因素制约的观点，认为受教育者的人是作为认识活动的主体加入教育过程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

3．教育的社会功能

教育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林砺儒认为：“教育这种上层建筑物，不拘在理论上，抑或在事实上，对于经济关系之发展，以及社会的生产技术之发展，确有一种反作用存在着。我们可以说，教育在整个社会发展上，在文化演进上，有其推动的作用，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95]他鲜明地指出了教育对政治经济有反作用。与此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它不能和生产相分离，科学技术的提高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但是他最终强调说教育是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教育这种上层建筑“被社会的生产力所决定的，且随着经济关系之变动而变动”；“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庞大的上层建筑全体，也或慢或急发生变革”。^[96]

4．确定教育目的的依据

林砺儒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描述，指出教育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教育目的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不同的时代，教育受所处时代条件的限制，教育目的也各不相同。教育目的的制定要反映它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要反映生产力对经济科技发展的要求，符合儿童身心的规律。他批判了杜威的教育无目的论，指出教育目的不是“统治阶级计划用来捍卫他们自身的权利……”“也不是乌托邦者辽远地瞻仰于琼楼玉宇白云深处底教育目的”，而是“……在实践过程中切实学习，深切领会”；^[97]教育目的要符合政治的需要，要考虑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他认为在当时的社会中，革命的教育目的“……乃是以受教育者底内在的活动及需要为基础”，这是当今教育的“最高指导原理”。^[98]

林砺儒的《教育哲学》是我国较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育专著之一，它从当时的教育现状出发，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教育的真面目，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了阐述，明确了教育的阶级性和革命意义，引导和鼓舞了广大的青年投入革命的斗争实践。

中国近代史上的赴日留学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洋务运动的无功和甲午战争惨败后，赴日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运动。留日运动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舒新城先生说：“戊戌以后的中国政治，无时不与留学生发生关系，尤其是军事，外交、教育为甚……”^[99]指出了留日学生在近代社会变革和教育改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们引进各种先进的教育思潮，介绍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使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深刻革命，从而使中国近代社会走上了追求马克思主义的新道路。

从留学史的角度研究留日学生，往往多关注留日学生的政治、革命活动以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社会主义学说的传播，很少有关于留日学生在近代中国导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研究论著。19世纪末20世纪初，早期的留日学生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思想导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也随之在中国大地传播开来，使国人从中汲取了改造中国教育的养料，在此之后，留日学生不断出国学习，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归国后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介绍到中国。这些留日学生在导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过程中发挥着主体性的作用，形成了一支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有生力量，在这当中涌现出了一批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先进分子，他们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阐述教育问题，揭示教育本质，谱写了中国教育的新篇章。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当时种种社会条件的限制，留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和制约，尚不可能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也会存在种种缺陷和不足，这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壮大，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同时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要与中国国情相适应并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然而，我们不能否定留日学生在近代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过程中所作的贡献。他们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所做的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为我们以后更好地学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指明了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