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

一、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

早在19世纪末已经有人在中国介绍马克思，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开始影响我国，则是在五四前后。五四运动带来的思想大解放无疑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凋敝的景象也给急于模仿西方资本主义的中国人敲响了警钟，开始寻求新的救国之路。恰好这时，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使中国人民燃起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无视中国主权，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转让给日本，这更加助长了中国人民抵制帝国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图10-1　《新青年》杂志封面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有李大钊和毛泽东等。李大钊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1918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情地歌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从此中国革命和知识分子开始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来重新思考中国问题。之后，他又在这一杂志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一系列文章，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这些文章提供了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的范例。毛泽东也通过其主办的《湘江评论》杂志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思想，歌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同时，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激发大家起来向旧势力、旧习惯作斗争。

图10-2　《湘江评论》创刊号

除了李大钊在北京创办的《新青年》、毛泽东在湖南创办的《湘江评论》外，上海的《星期评论》、杭州的《浙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和天津的《觉悟》等，都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有影响的刊物。与此同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如“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等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中，也蕴涵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他们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审视中国的教育问题。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就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家的代表。他们初步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教育观点。

专栏

《新青年》

《新青年》是一份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至1922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由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群益书社发行。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以及鲁迅轮流编辑。自1918年后，该刊物改为同人刊物，不接受来稿。《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宣传民主与科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受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新青年》在后期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许多高级共产党员都受到过《新青年》的影响。

(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教育是决定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之一，要建立新教育制度，必须首先改造社会经济结构。李大钊指出，社会有“基础与上层”，“基础是经济的构造”，“上层是法制、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1]。“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2]企图以教育去点滴改革是绝不能达到目的的。1920年12月，毛泽东在给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指出，共产党人不首先夺取政权，“安能握得其教育权”，以教育为工具的温和的改良主义“事实上做不到”，因为“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以资本主义教儿童，这些儿童大了又转而用资本主义教第二代的儿童”^[3]。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政府”、“军队”、“警察”、“银行”和“工厂”。毛泽东对教育问题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正确地解释了教育和政治、经济的关系，指明了劳动者要取得教育权首先要取得政权，不能对统治者抱任何幻想。

(二)教育上人人机会均等，劳动者必须有受教育的机会

李大钊站在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立场上，认识到改革中国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劳苦大众争取教育权的斗争。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的分析，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主的虚伪性。“劳工们辛辛苦苦生产的结果，都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所掠夺”，断非今天的民主主义所容许。“资本家夺去劳工社会精神上修养的工夫，这种暴虐，这种罪恶，却比掠夺他们的资财更是可怕，更是可恶!”^[4]他主张在教育上人人机会均等，劳动者必须有受教育的机会。因为知识是引向光明的明灯，劳动者需要知识。同时他也指出:不同的阶级提倡的教育机会均等的要求是有区别的，他揭露资本家实施的所谓童工教育的实质，认为那只不过是“想要造就些更有用的奴隶，还可以猎取温情主义的美名罢了”^[5]。而劳动者所需要的则是把自己从奴隶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教育，“一个是想管治他人，一个是想把自己的生活由穷苦中释放出来，两种阶级的利害，根本不同;两种阶级的要求，全然相异”^[6]。

(三)知识分子要和工农大众相结合

李大钊指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7]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和邓中夏都提倡“工读”，积极组织和参加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和到劳苦大众中去的活动，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1919年，在《新生活》这个五四时期著名的通俗刊物上，李大钊就以“工读”为题，发表了“使工不误读，读不误工，工读打成一片”的意见，并主张把“耕读传家”这句中国乡村里的俗话改为“耕读作人”^[8]。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通过报刊、杂志向中国人民介绍苏联的教育。如《新青年》杂志专门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刊登了《苏维埃的平民教育》、《苏维埃的教育》、《俄罗斯的教育状况》、《革命的俄罗斯底学校和学生》、《俄国的社会教育》等文，报道俄国十月革命的教育。

由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教育思想的发展就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9]虽然当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教育问题的人很少，但它一经出现就给人以耳目一新、充满希望的感觉。在我国20世纪20年代众多的教育思潮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独树一帜，为我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