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中国化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中国化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2]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也是如此，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发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直接碰到的、既定的理论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文化根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23]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其意图和预期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要求。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基础。有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的直接指导，有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的推动，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才得以形成并获得不断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既是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斗争的学说，也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建设的学说。9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的全部历史，也就是始终贯穿其中的思维方式的发展变化史。每次思维方式的重大变化带来的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的重大变化。以理论自身所蕴涵的思维方式作为理论发展分期标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迄今经历了革命思维期、由革命思维向执政思维转向期和执政思维期三个阶段”^[24]。在9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由于所经历的上述三个相互衔接的历史阶段思维方式的不同，也就使得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呈现了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一）革命思维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1921～1949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党的第一要务就是组织和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武装斗争，推翻当时的反动统治。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内的党所进行的一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都是在革命思维下的理论创造，都是紧紧围绕夺取政权的革命实践而展开的。

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的开端。正如一些学者提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曲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个序曲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准备。”^[25]从党的一大闭幕至1927年这段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的初步创立时期。党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着眼点放在学习、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但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还没有达到比较深刻和全面的认识，因而这一时期还只是处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的初期推行阶段。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不但没有结束，反而加快了步伐。党在创建人民军队，开辟根据地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不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提出了一系列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独具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观点，取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的突破性进展和成就，使得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得以形成与确立。在这一时期《古田会议决议》和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的初步形成与确立，进一步提出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部队，使之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服从无产阶级领导、服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等基本思想。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中国化的理论框架更加完备，理论内容更加系统全面。这主要集中地体现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论述中。《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和军队历史上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教训，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作了系统全面的概括，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体系。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的丰富和发展，从而为最后夺取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二）革命思维转向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1949～1978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革命思维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随着夺权革命实践的完成而胜利结束，预示着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必须扬弃传统的革命思维，与时俱进，开始形成执政思维下的中国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然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得不够清晰，在革命思维和执政思维交织作用下，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内的党的一切理论创造，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由革命思维向执政思维转向的特征。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是正与误同在，突破与挫折并存。

从1949年到1966年是革命思维向执政思维转向的初步形成期。总的来看，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从革命思维开始走向执政思维，并获得了重大的突破和发展。这一时期，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历史阶段，思想政治教育以过渡时期总路线为中心，在正确的方针、内容、方法的共同作用下，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绩，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谱写了极其光辉灿烂的篇章。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上的新突破，带来理论上的大突破。这集中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论断的提出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但由于后半期受“左”倾思想的干扰，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又出现了重返革命思维期的迹象，导致其走了弯路。1966年至1978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脱离了正确的发展轨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在指导思想、领导体制、方针原则、内容方法上都出现了严重的错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捣乱，思想战线上长期充满了胡言乱语”^[26]，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在错误的路上可谓是愈走愈远，从而严重地脱了轨，变了形，走了样，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三）执政思维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1978年至今）

“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27]一定程度上，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思维对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巨大破坏，才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执政思维的根本大转向。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28]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彻底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实现了由革命思维方式向执政思维方式的更新。执政思维30多年来，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在内的党的一切理论创造都是执政思维下的理论创造，都是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的理论创造。30多年来执政思维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总是以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作为纠偏与创新、丰富与发展的动力源泉，彰显了其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

二、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理论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不仅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而且同样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对促进人自身发展的作用，把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看作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因为“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29]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生产实践，展现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并随不同历史阶段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历史的推移和时代的进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历史时期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以时代意义，不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理论中国化的向前发展。

（一）“三育两有”新人思想

社会主义事业是全新的事业，全新的事业需要全新的人去巩固和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我们党面临着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更加艰巨的任务，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人的问题，就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三育两有”社会主义新人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在中国具体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如何巩固和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育人思想扬弃的产物，为培养什么样素质的社会主义新人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育人之路，初步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了“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和有文化的劳动者”^[30]的“三育两有”育人思想。他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31]可见，德育的目标，就是要求全民具备“共产主义的道德”；智育的目标，就是要求全民拥有“比较完全的比较广博的知识”；体育的目标，就是要求全民拥有“健全的身体”。关于德、智、体的关系，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精辟的论述说:“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思想中，德育是方向和灵魂，智育是主体和中心，体育是德智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三者相互促进，不可分割。

（二）“四有”新人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步入了新的征途，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改革开放背景下产生的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第二次飞跃的重要成果，这种飞跃不仅表现在它成功地指导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而且还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推进，产生了“四有”新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四有”新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论中国化的第二个理论成果。这个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合乎历史规律的体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从革命思维转向了执政思维，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主要的任务。邓小平把社会发展与人的培养紧紧联系在一起，认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32]所以他在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的同时，又提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的重要论断。邓小平认为要发展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培养一批又一批“四有”社会主义新人。所谓“四有”就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有”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又有其特定的内涵。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是对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要求，有文化则是对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方面的要求。“四有”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一个总体培养目标，是一个结构严密的体系。“有理想，有纪律”最重要。“理想”是核心，是灵魂，是奋斗目标。“纪律”是实现理想的保障。“道德”和“文化”是实现理想的重要条件。“四有”各构成要素，彼此结合，相互促进，共同体现了社会主义新人发展的要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三）“七有”新人思想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基础的发展变化，在继承“四有”新人思想的基础上，对“四有”新人思想提出了进一步的具体要求，使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论中国化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为指导，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着眼于“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明确地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写入党的纲领性文献。江泽民讲:“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33]江泽民将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界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并为此提出的“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发展目标，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认识上的一次伟大历史革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没有发达的物质财富做支撑，我们只能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不做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理想状态。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从哪些方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或者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全面发展具体包含了什么内容，江泽民以“七有”理论形态进行了新概括。“七有”新人思想与“四有”新人思想一脉相承，又赋予了符合时代发展的新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理论中国化的又一理论新成果。

“七有”新人思想是“四有”新人思想基础上的丰富和发展。江泽民认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时期，人的全面发展可以具体化为“七有”。即“应该有崇高的理想，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献身精神，有丰富的知识和真才实学，有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有高度的纪律修养和高尚的道德风尚，有坚强的意志和健康的体魄。”^[34]“七有”理论不仅用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献身精神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对崇高的理想进行了具体化，还提出了“有高尚的道德风尚”“有丰富的知识和真才实学”“有高度的纪律修养”社会主义新人素质的基本要求。上述思想，不仅体现了“七有”对“四有”思想的继承性一面，还增加了“四有”以外的体力和意志方面的内容。

（四）“四个新一代”新人思想

在新的历史时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新人的培养，在提出“培养什么人”“事关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35]思想的同时，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而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第一次将人的发展目标明确摆在了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落脚点的位置上，凸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别是在人的问题上的突破性认识。以人为本思想的提出，集中体现了人的自身发展从工具性到目的性的根本性转变，是党的执政治国理念向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巨大回归。以人为本不仅是一种社会发展价值追求，更是一种现实实践。这是由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辩证关系所决定的。对于什么是新时期、新阶段人的全面发展，或者新时期、新阶段人的全面发展具体包含了什么内容，在继承和发展党的社会主义新人育人思想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要求，胡锦涛提出了“四个新一代”的育人思想。“四个新一代”思想的提出，推动了在新世纪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论中国化的新发展。

“四个新一代”思想是“四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所谓“四个新一代”是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85周年之际，对全国青年提出的必须具备的素质要求。即“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新一代，品德高尚、意志顽强的新一代，视野开阔、知识丰富的新一代，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新一代。”^[36]其中“理想远大、信念坚定”讲的是理想、信念的问题，指的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品德高尚、意志顽强”讲的是品德的问题，指的就是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视野开阔、知识丰富”讲的是科学文化知识的问题;“开拓进取、艰苦创业”讲的是解放思想大胆开拓的问题。从逻辑结构安排看，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理想信念，解决了“为了什么而发展”；“品德高尚、意志顽强，视野开阔、知识丰富”解决了“要发展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开拓进取、艰苦创业”解决了“用什么样的精神去发展”的问题。“四个新一代”与“三育两有”新人、“四有”新人、“七有”新人思想一脉相承，又赋予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客观需要的新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四个新一代”新人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三、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理论中国化

“没有明确的、深思熟虑的、有思想性的内容，宣传鼓动就成了漂亮的空话。”^[37]中国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科学与否，直接关系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制约着“生命线”理论的实现程度。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历经90多年的结合，形成了丰富的中国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这些教育内容大体上可归结为：一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教育，二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三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四是艰苦奋斗精神教育等。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之所以能够形成上述明确的、深思熟虑的、有思想性的基本教育内容，既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的指导，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归根意义上是源于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的要求。

（一）“双基”教育

所谓“双基”教育，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中国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教育内容，是“生命线”理论实现的最为关键因素之一。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双基”教育思想形成的奥秘就在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运用于中国具体实践，与时俱进地推进理论创新的结果。

1.基本理论教育

把马克思主义始终作为中国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最为重要的教育内容的思想依据。关于理论教育的极端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早已有过明示:“如果不给工人以严格的科学思想和正确的学说，那就同传教士所玩的一套空洞而无聊的把戏没有什么区别。人们没有正确的理论什么都做不成。”^[38]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上述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俄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列宁强调:“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法。”^[39]“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40]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经典作家的上述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最为重要的教育内容。“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41]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具体针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把它们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不仅在于它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更重要的它们是指导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能够解决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2）基本路线教育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基本路线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列宁在回顾苏维埃共产党的发展过程时指出:“任何一个代表着未来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说服大多数人民相信其纲领和策略的正确。”这个任务在革命时期，“都是占据首要地位”^[42]。在他谈到今后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并把斗争中心转向经济建设时又指出:“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纲领教育了无产阶级政党，同样应当以它来教育我国千百万劳动者。”^[43]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政党无论是进行革命，还是进行建设都要重视纲领教育，实际上也就是要重视基本路线的教育。马克思主义理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始终把基本路线作为重中之重的教育内容，是因为党的基本路线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教育思想来源于中国革命实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第一条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经过20多年不懈探索，由毛泽东1948年4月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总结概括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总路线和总政策。”这条路线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因为它正确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问题，支配和决定着党的各项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指明了全党前进的总的方向和目标。

过渡时期总路线教育思想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形成的。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基本理论，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的基本思路是毛泽东在1952年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首先提出的，经过一年多的完善和发展，于1954年2月的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获得正式批准。过渡时期总路线，它规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指明了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步骤。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建设实践呼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教育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进行了新的探索，对中国的现实国情作了新的分析，逐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为了保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邓小平特别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要教育后代。”^[44]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是一个根本原则问题，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中国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只有在人民群众中间深入广泛地、持久地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让党的基本路线真正深入人心，才能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三个主义”教育

所谓“三个主义”就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从其社会的功能来看，社会主义是我们奋斗的前进方向，爱国主义是我们走向这个方向的精神动力，集体主义是能够实现这个走向的基本行为准则。在中国，爱国主义就是爱社会主义祖国，爱集体就是爱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大集体。党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指引，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归根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要求。正如《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所指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三位一体，有机地统一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45]

（三）“三观”教育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对无产阶级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对无产阶级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在世界观教育方面，他们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46]在人生观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产阶级那里，金钱就是幸福、就是人生目的、就是人生价值，他们讲:“资产者都为了多赚钱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装满自己的钱袋。”在批判资本主义人生观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又提出了无产阶级的人生观：“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47]在价值观方面，他们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给予了批判:“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和神圣的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和学者变成了他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48]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也非常重视对苏联人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特别是在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方面，他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应当“把培养团体成员的完整的社会主义世界观当做首要任务”^[49]，应当“把树立严整的革命人生观作为主要的目的”^[50]。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进程中，党在吸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上述思想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要求，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的思想。

（四）艰苦奋斗精神教育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始终贯穿着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关于艰苦奋斗精神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非常少，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的产物。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历来以勤劳节俭、不怕艰苦著称于世。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都是生动表现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精神的典故。“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古人的格言，都反映出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艰苦奋斗教育的民族。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离不开艰苦奋斗精神杠杆的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取得也需要艰苦奋斗精神这个精神支柱。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是党团结人民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取得一切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

四、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原则方法理论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和方法，都是为了实现中国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革命、建设实践中的“生命线”的地位和作用。“生命线”理论的实现，不仅要看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切合程度，还要看思想政治教育在原则方法上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结合程度。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原则，就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为达到最好的教育效果，教育者必须遵行的法则或标准。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就是指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在既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任务指引下所采取的教育方式或教育手段。在9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紧密相结合，积极吸收、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部分，提出了一系列的最基本、带有指导性的中国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和方法。

从形成的时期看，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形成的中国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可分为传统原则和新时期凸现的原则。所谓传统原则，就是在革命年代或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的中国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这些原则虽然形成于中国革命年代或新中国成立初期，但因其适应了人的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规律，至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具体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原则和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原则。所谓新时期凸现的原则，就是指在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形成的中国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这些原则有的在中国革命年代或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经产生了思想萌芽或得到了初步的论述，但总的来看，这些原则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才被明确地提出并被深刻地论述的。具体有精神鼓励与物质鼓励相结合原则和教育与管理相结合原则。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形成的传统原则，还是新时期凸现的原则，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积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果。

“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在主体方面的某个手段，主体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相联系。”^[51]关于工作任务与工作方法的关系，毛泽东比较形象地比喻道:“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52]毛泽东的这段论述，同样也适应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可见，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对于实现“生命线”理论意义非常重大。与原则一样，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形成的方法，根据其形成的时期可分为传统方法和新时期凸现的方法。传统方法有典型教育法、说服教育法、齐抓共管法等；新时期凸现的方法有分层教育法和舆论导向法等。无论是传统方法，还是新时期凸现的方法，既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又凸显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客观要求。

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指导，在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的实际问题过程中，合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理论——中国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方法论。理论创造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种探索性、创造性活动，总要受到一定条件限制。正如恩格斯所讲:“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条件下进行认识，而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53]中国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方法理论，是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逐步加深认识，不断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