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传播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至列宁主义阶段后开始出现的新趋势，其实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世界各地落后国家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过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被剥削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解放、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既是必要的，又是必然的。

（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和民族化

由于马克思主义集中地反映了资本主义时代的本质特点，适应了改造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和民族谋求解放的时代需求，所以很快超越了其创立时期的狭隘地域和民族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向全世界传播的过程，就是它同世界各族人民相结合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马克思主义的全球传播，就是一个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进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化进程中，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纷纷把马克思主义与本民族、本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相结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又不断地民族化，多样化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过程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更为深刻的世界化过程，它以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前提，但比那种强调原生状态的经典式或教条式传播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因为它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在世界上的一些民族中生根、开花和结果，并因此而深刻地改变了这些民族乃至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世界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不仅面临着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诘难和挑战，而且还要解决其内部出现的诸多问题，克服自身发展过程中由各种原因导致的种种困境和理论迷雾。正是在回答这些诘难和挑战、克服这些问题和困境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地实现着历史性的发展及理论内容和思维方法上的自我超越、自我完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每一次理论创新和飞跃，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打上了民族化的印记，其结果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理论形态，它们标示着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客观进程。

（二）民族化传播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运用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马克思、恩格斯面对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关系和发展进程，回答的是当时的经济、社会、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提出的重大问题，制定的是当时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他们的理论学说就是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和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因此，原创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具有时代性，其形式也是民族的，是时代内容和民族形式的统一。当马克思主义传播运用于其他地区、其他民族时，就有一个同当时当地历史事实、实践条件、发展过程及其民族特点相适应、相结合的问题，由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传播的重大任务，使这些国家、民族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必须首先解决的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传播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运用于具有不同于它的原生地的特点的其他民族国家，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运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因此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然要求。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就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明确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这段重要论述，除了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正确性，还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必须着眼于实际历史条件的变化，同当时当地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就是要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不能离开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进程来谈论他们的理论，否则他们的理论没有任何实际价值。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2]。后来列宁也讲到：“民族是社会发展到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工人阶级如果不‘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如果不成为‘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就不能巩固、成熟和最终形成。”^[3]马克思曾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明确指出贯彻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策略必须从各民族国家的具体实践出发，他强调“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而不是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至于在夺取政权后应该怎样做，马克思也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而是认为“在将来某个特定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4]。所以他们坚决主张各个国家的工人政党要胜利地领导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必须以本民族领导者的身份从自己国家的历史条件出发，制定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同本国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相结合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在19世纪70年代，继马克思、恩格斯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这种不分国别的国际工人政党之后，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立为标志，具有国别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纷纷建立，就是马克思主义同各国工人运动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列宁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只是一种指导性思想原则，只是为一种科学理论奠定基础，在运用时只能从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正在进行的革命实践为根据，指出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5]。还说：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则时，“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6]。为此，就必须要查明、弄清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他还预见性地指出：“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7]正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运用，列宁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进程，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理论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具有俄罗斯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形态——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

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具体实践，既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马克思主义在具体运用中同实践着的民族主体相结合，既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传播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各民族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采取什么样的民族形式，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是由各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各国国情的多样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必然要采取丰富多彩的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实践的理论，实践着的理论总是要同特定民族主体相结合，其结果一方面是普遍真理被具体运用，另一方面具体实践经验和民族文化优秀成果被概括和提升，最终融汇形成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的新型理论，并成为该民族、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打上民族性的烙印。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传播，是先进文化同多样性的民族文化的有机融合，绝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绝对普遍的世界文化去掩埋和替代其他国度、其他地区的民族文化，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多样性的民族文化的关系，是一般和个别、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当马克思主义作为处于时代前沿的先进文化，对多样性的民族文化的发展进步产生影响和作用时，居主导地位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并非单纯的文化关系，而是通过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民族实践建立起来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从内容上必须适应民族实践条件和满足民族实践任务的需求，从形式上必须尊重民族文化习惯和传统，符合当地民族风格和心理状态，采用有助于传播和运用的通俗的民族形式，只有内容上具有针对性、适应性，形式上实现了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克服民族差异，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特定民族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实现民族化、本土化的同时，也是民族实践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化，最终是马克思主义在民族运动中得以传播和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传播是民族民主革命之需

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其政治经济学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延续，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列宁不仅揭示了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面临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危机，而且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逻辑地延伸和扩展到受帝国主义剥削、压迫和侵略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他认为民族殖民地问题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总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要互相支持，只有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落后的被压迫民族在先进民族帮助之下可以越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列宁主义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既表现在对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一般性动态分析，也表现在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当时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从而获得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传播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有资本主义就有民主革命，有帝国主义就有民族革命。资本主义向相对落后的民族国家蔓延，必然发生这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资本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把落后民族、落后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将这些民族国家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必然发生这些国家争取自由独立的民族革命。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蔓延和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也把埋葬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带到了这些落后的民族国家，使这些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既面临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又面临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这种情况只有在资本帝国主义时代才会凸显，这时这些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本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在赢得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后，才谈得上社会主义革命。所以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最高阶段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传播的宏大背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传播是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大趋势。

（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传播是社会主义运动之需

既然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运用“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那么无产阶级在不同国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方式、战略策略乃至所经历的道路都不会是一样的。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不拘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多国同时发生的预测，一切从本国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谱写了社会主义一国胜利的历史篇章，也开辟了俄罗斯民族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列宁主义的形成表明，国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总是要具体落实在特定国家的民族主体身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转化为现实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传播的丰硕果实，而列宁关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总结和理论认识又以鲜明的民族化形式为科学社会主义增添了新内容。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传播的成功典范，与之相对照的则是第三国际无视民族差异推行“苏联模式”的失败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亚十多个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国际无视这些国家、民族的历史沿革和具体国情上的重大差别，将以斯大林为核心的苏联共产党创建的社会主义“苏联模式”视为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加以推行，而将那些从本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注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民族特色的国家视为异己加以打压。这种把“苏联模式”绝对化，甚至作为衡量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唯一标准的做法，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传播的基本原则，严重地破坏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阻塞了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道路。这一历史教训从反面告诉人们，不仅社会主义革命、而且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顺利发展，都有一个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苏联模式”，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贯彻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用中国化亦即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坚持走自己的路建设社会主义。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尊重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又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全部历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上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一次次胜利的同时，在理论上也推动马克思主义持续发展，获得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亦即中国化理论成果。当代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功经验再一次告诉人们，要推动社会主义运动胜利发展，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