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体育影像与国家形象传播
第一节 体育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
国际化、全球化已经成了现代社会的表征。强有力的对外传播能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跌宕起伏的国际涉华舆情中，西方媒体和民众对中国的认知框架并没有发生改变，中国国家形象并没有明显改观。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导致了我国在和平崛起中不断受到非议。根据传播学理论，文化的差异越大，就越需要多样化的传播空间，越需要准确、完整、理智的传播载体呈现文化的多元价值体系。在各种跨文化传播语境中，体育传播是快速提升国家形象的方法之一。体育活动可以超越世界上不同语言、社会、宗教的障碍进行交往和合作，通过一个体育项目甚至一个运动员来认识和了解一个国家。在中外体育传播史上，因体育传播的推进，影响和推动一个国家的政治事务、促进国家崛起的例子比比皆是。
一、体育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对某个国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军事、精神、意识、观念、习俗、环境等方面的综合性评价与总体印象。[1]在和平时期，这种形象构成了一个国家所谓的软实力。世界各国都将国家形象塑造视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和目标，利用一切手段向国际社会展现国家形象。而体育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体育形象的塑造对树立正面的国家形象有重要意义。
（一）体育水平反映国家形象
美国丹佛大学的蒂姆·西斯克曾说过：“一个社会在体育方面的成功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结构运行良好，如果一个社会在体育方面十分出色的话，这个社会在管理整个社会方面也相当出色”。体育兴旺与社会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是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以综合国力为基础，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获得了51枚金牌，全世界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体育强国，同时也看到了一个政治昌明、崛起的大国形象。现代竞技运动已经进入了充分挖掘人体运动潜能的阶段，没有强有力的经济、科技做后盾，要想在奥运会上争得奖牌是不可能的。戴轶、赵茜在《体育与国家对外关系中的作用分析》一文中对奥运会金牌和国家综合国力进行了对比研究中，发现金牌排行榜与国家综合国力排行榜表现出正相关。[2]在国际关系的大国搏弈中，依托体育崛起来维护国家利益的现象比比皆是。体育在美国、日本、德国、前苏联等国的战略崛起过程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世界主要大国的国情不同，采用竞技体育发展的方式和手段不一样，但对本国体育的发展所表露出的民族情绪和心态却惊人地相似，即把体育的发展成就和争取奥运会金牌作为大国崛起的信号和象征。[3]
（二）体育软实力为国家认同提供载体
体育软实力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舒盛芳认为体育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在体育领域里产生的，或者通过体育运动的某种具体活动所表现出的思想、文化的吸引力以及在行为准则、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力量，以促使其他国家受到影响和感染而产生的一种能力。[4]在体育竞技中，代表不同国家的运动员在比赛中的对抗很容易让人想到国家并巩固国家认同感，体育被作为一个合法的竞技场，用来表达个人和集体（包括国家）情感，集体意识、爱国主义、集体凝聚力、国家观念等都依靠体育身份得以阐述和表达。大众传媒通过强化“我们”、“我国”的民族情绪，以区别于“他们”、“他国”，通过夸张本国运动员的成就创造国家认同感。
二、体育传播是塑造国家形象的有效手段
由于体育的全球化和国际传媒对体育的关注，万众瞩目的国际体育竞技赛场无疑是树立、传播国家形象的绝佳场所。体育作为一种超越国界、具有世界性的通俗文化，它可以越过各种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的障碍，通过体育比赛、体育交流来创造国家间相互理解和联系的条件，缓和、协调国家关系，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
（一）体育可以传播重要的国家符号
国旗、国徽、国歌等国家符号象征是历史的共同记忆，通过这些符号可以建构国家想象主体或国家认同。在体育赛场上，不管是什么体育赛事，也不管是在哪个国家（地区）举行，获得冠军，升国旗、奏国歌是一项重要的仪式。另外，在开闭幕式上，各国运动员手执国旗进场，这些赋有象征意义的国家符号借助大众媒体的传播，可以向世界传递一个高度浓缩的国家典型形象。不少国家在树立国家形象对外传播时，都借助奥运会这个超级传播平台，在升国旗、奏国歌、运动员统一着装、服装用品等装饰上都强调国家标识，强化奥运会的国家（民族）的身份性认同，使其成为国家形象展示、塑造和传播的窗口。
（二）体育赛事促进对国家全面认知
从传播规律来看，为了展示并检验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需要借助一次重大的新闻事件来为媒介设置议程，举办重大体育赛事就成了许多国家不二的首选。重大体育赛事的筹备和全方位报道不但能展示国家的综合实力，而且能激发国民的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当一个国家既有正面形象又有负面形象时，通过奥运会这样的大规模媒介提升国家形象是有效的。像1964年东京奥运会，日本不但倾全国之力筹备，花巨资兴建了一流的体育场馆和运动设施，点燃开幕式圣火的人更是选择一位出生于原子弹在广岛爆炸当天出生的大学生，向世界宣示日本将永久汲取战争教训。北京奥运会前英国BBC的民意调查显示：奥运会前将中国当作盟友和威胁的比例，在英国、美国、韩国、印度和巴西分别是：46%和33%、37%和48%、32%和55%、20%和33%、42%和31%；而北京奥运会后，新加坡的《海峡时报》在伦敦、墨尔本、华盛顿、雅加达、吉隆坡、新德里、新加坡和东京等八个城市的街头调查，近一半的受调查者对北京评价积极，伦敦受调查者对北京的积极评价所占比例在奥运会后从27%上升到81%。西方媒体的报道显示，中国国家形象在奥运会后大为改善，中国给世界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开放和自信，是可以信赖的伙伴，中国选择的是一条和平发展道路，融入国际社会的意愿强烈，并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等等。[5]
（三）借助体育赛事宣扬本国民族文化
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核心环节是对外文化传播。文化传播，特别是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及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是奠定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而国家形象塑造本身也是一种以文化为内容的政治信息传播；文化信息背后隐含的是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这也正是“软实力”的核心所在。组织大型的体育赛事无疑可以宣扬本民族文化。北京奥运会上，融汇现代奥林匹克文化特点又体现中国文化创意的奥运产品把中国几千年的灿烂文明推向了世界。北京申奥8分钟的宣传片，作为跨文化的影像文本实现了中国文化内容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下的成功表达，体现中国“天地人和”的精神观念，选用中国式的“人文关怀”来积极而有效地阐释源于古希腊的奥林匹克精神。北京奥运前，所推出的一系列的奥运吉祥物福娃、奥运纪念品无不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奥运建设中推出的奥运景观、奥运特色场馆（鸟巢、水立方等）融合了中西方建筑特色，表现了中国自信的开放心态；奥运会开闭幕式上精彩的有民族特色的文艺表演等，作为物化形态的奥运文化传播着与西方交融碰撞中的中国体育文化。奥运会期间，北京丰厚的文化资源为奥运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最好的载体。
（四）国家领导人借助体育精神展示国家形象
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家形象。在国外领导人中，借助体育展示国家形象也是他们树立国家形象的重要方式。2007年8月13日，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与摩洛哥国家元首阿尔贝二世亲王一起在西伯利亚度假时，在阳光下尽情展示其壮硕的肌肉，普京用他健美的“俄罗斯肌肉”向世界释放出强烈信号：俄罗斯正积极实践“富国强兵”的军事现代化之路，即将重振大国雄风。英国《泰晤士报》网站评价说：“最使其他国家感到困惑的似乎是普京总统袒胸露背的照片。照片上，普京自豪地展示着自己的胸肌。不管普京当年在克格勃学到了什么，他无疑掌握了一个人对于心理战需要懂得的一切。”[6]普京不但展现自己运动的天赋，而且还亲自兼任了彼得堡一家柔道俱乐部的主席，以表达自己对体育的重视。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毫不掩饰自己对体育的偏爱，而且利用大众媒体来展示自己参与体育运动，这在为他们建构人格魅力的同时，也同时向世界宣达了一种信号，那就是这个国家永不言败、富于进取的民族精神。
三、体育传播符合现代国家形象构建的传播策略
按照西方的学科划分方式，国家形象构建实际上是一种策略性传播管理，它包括五个实践“要件”：长远愿景、有效承诺、以人为本、以合作方式解决问题以及与公众建立持久关系。[7]体育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切合了这样的传播策略。
（一）体育传播符合国家形象主体下移的传播策略
从国家形象的表达主体来看，成熟的国家形象战略是多元主体支撑的话语体系。对我国而言，“多元”可以解释为有效的“主体下移”。所谓的主体下移，即把国家的表达权力、资源、机会和关系网移交给民间。[8]一般来说，体育传播具有民间和半官方的色彩，而且体育交往具有国际性、标准化的优点，再加上体育本身所具有的民族性和群体性的特征，这都让体育传播成为促进国家交往的极为便利的外交手段，在新时期国家形象塑造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运用体育传播的优势，这要比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手段塑造国家形象要容易得多，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体育的国际影响力大增，对外体育交流机会日益增多，国内民众对体育的关注度和参与意识同步增强，使得我国体育外交发展处于一个战略机遇期，对塑造我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形象大为有利。
（二）体育传播符合依托文化输出塑造国家形象的策略
从国家形象的传播内容来看，在承认利益争夺永恒性和文化形态多样性的前提下，国家形象战略的重心应当置于意义输出上。[9]在体育传播过程中，不但是体育赛事的交流，同样也是体育软实力进行文化输出的手段。体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本身并不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可以说体育是唯一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开放操纵的文化形式，是一种超越国界、具有世界性的通俗文化。因为这种特点，体育文化具有非同寻常的亲和力，它可以越过各种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的障碍。任何一个国家的传统体育项目都依存于一定的文化背景，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像中国的太极拳、静坐养生、龙舟竞渡等民族体育项目有着浓郁原生态中国文化特征，传达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从国家层面上讲，这些体育项目具有民族性格和气质，能够体现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特色和文化性格。
（三）体育传播符合建构国家形象议题库的策略
同国家形象塑造联系相当紧密的是国际舆论传播，这种舆论通常由媒体把关
人控制，也就是通常人们说的“议程设置”。在国家形象塑造中，利用全球性的媒介事件进行国际社会舆论的引导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利用这样的全球性媒介事件可以为媒体国家形象塑造设置各种议题，如国家的综合实力、社会经济发展、国民素质等等。北京奥运会从申办、筹办到成功主办，不仅是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播过程，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向世界展示和平崛起的中国国家形象的过程，为世界关注中国提供了可能和条件。不过，利用全球性事件来为国家形象设置议题也存在风险，如不注意形象塑造或组织工作有疏忽，就可能会适得其反，令国家形象受损。从国家形象构建的媒体策略上看，利用国际性体育传播塑造国家形象的时候，要熟悉海外媒体的游戏规则，增强对海外媒体事实议程和价值议程的设置能力。从国家形象构建中的议题管理看，要着力构建国家传播议题库。
（四）体育传播符合建构第三方话语同盟的传播策略
从国家形象的对话对象上看，要建构第三方话语同盟，开展国家游说，争取国外第三方意见领袖的支持。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是发达国家最有效的国家形象传播的手段之一。虽然国际体育组织是非政府组织，但是由于其影响广泛，因而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国际力量，会对国际政治产生很大影响。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席位问题有时会被用来当作实现各种各样的政治目的。国际奥委会是拥有200多个成员国（地区）的超级国际组织，与联合国并列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组织，加强与各国和以国际奥委会为首的国际体育组织的合作，更多地参与国际体育事务的管理工作，利用在体育传播组织建立的友好关系建立话语同盟，这对塑造国家形象大有裨益。另外，体育明星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也为构建第三方话语同盟奠定了基础和可能，在美国NBA赛场上取得的成功，集体坛明星、企业形象代言人、文化使者于一身的姚明，在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中具有先天建构话语同盟的优势，从国际社会影响力来看，著名体育人物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在全球化传播的时空语境下，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以综合国力为基础，但在很大程度上又来源于该国的文化影响力，通过既隐蔽又不易引起国际社会的反感和警觉的体育文化进行价值渗透，那就成了塑造国家形象的有效手段之一。在国际关系中，体育传播总是被各国政府当成可利用政治资源的一部分，许多缺乏国际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国家也利用体育运动来寻求认同。后奥运时代，我国体育竞技水平不断提高，国际体育交往日益频繁，如何利用国际体育传播塑造国家形象应该成为破解的课题之一。在国际传播领域，由于信息流动呈现出“中心——边缘”的特点，西方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议程设置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在中国媒体为自己设置的形象效果无法凸显，一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更需要我们采取国家形象塑造的局部突破模式，而体育传播将是这个局部突破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第二节 体育电影叙事与国家形象传播
国家形象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实际力量、真实水平及通过媒体的塑造和传播，反映在人们心目中的综合印象。它包括国际公众和国内公众对国家行为、国家各项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对于一个国家在国际活动中能够产生的影响力、凝聚力和吸引力有着巨大的作用。国家形象是指“在一个交流传播愈益频繁的时代，一个国家的外部公众、国际舆论和内部公众对国家各个方面（如历史文化、现实政治、经济实力、国家地位、伦理价值导向等）的主要印象和总体评价。”“国家形象”既是国家现实的呈现，也是媒介建构的结果。不知道从何时起体育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一个超载的巨型能指：百年屈辱的洗雪，国家实力的较量甚至民族振兴的梦想……
体育，首先被人们看成一项衡量一个民族或者国家强盛与否的标志。据此，世界冠军成为财富和荣耀的结合，而奥林匹克更是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展现自己的绝好平台，在超越国界的世界盛宴中，中国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这几乎是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最理想的自我认证仪式，因此中国体育电影就不可避免的与主旋律精神合拍。中国人常常把包括体育运动在内的竞技比赛与国家、民族的荣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似乎成为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就中国电影来说，电影业的属性是国家形象生成的产业基础，也是其表现形式的现实依据。与西方不同的电影生产体制，造成了中国电影中的国家形象不是好莱坞电影中的那种文化霸权的象征之物，而是社会现实与影片叙事情节相互镶嵌的意义载体。[10]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说过：“体育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前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也坦承：“每天处理的问题90%是政治问题，10%才是体育问题。”所以体育具有隐蔽却又强大的政治功能，也就是这个原因，体育电影成为表达和传播国家和政权的“传声筒”。
一、体育影像传播与国家形象构建
“在国家形象这个大工程里，电影以严肃的责任感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进行批判性审视是必不可少的。批判性审视与主流精神相互补充，才会使我们的国家形象更为真实，更为丰满，更有感染力和渗透力。”当然有别于报纸、电视、网络等其他媒介的国家形象传播，电影中的国家形象传播“并不是一个社会政治概念直接演绎的视觉变体，也不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家概念的翻版，而是指一种通过电影的叙事逻辑建构的一种具有国家意义的‘影像文本’。由这种‘影像文本’所体现的国家形象不仅显现在电影的影像表层结构中，而且也会通过影像叙事体系与社会历史之间产生的‘互文性’呈现在观众的文化想象层面上。”[11]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把体育分为游戏和竞赛两大类形式。游戏类是大众化、娱乐化的，而竞赛类随着文明的发展，已经完成专门化、职业化、国家化的象征性转变，譬如世界锦标赛、奥运会等，尤以奥运会最为突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将竞争体育全球化的标志，它通过体育的途径将世界各国聚集在同一个赛场上。每个参赛个人都必须以“国家”为单位进入赛场。正是由于运动员身份的改变使得竞技体育的社会化水准得到空前的提升，也使每个试图跻身国际社会的国家都不再忽略本国体育运动。[12]林贤治说：“在政治国家中，体育场上的身体是国家身体的具象化，国际间的竞赛，往往使身体服从国家理性实践的逻辑，通过与他者对峙或对决，体现国家的意志，集权主义国家尤其重视体育的这种意识形态性，纳粹了解到，像奥运会这样大型的国家赛事，正是培养民族主义的最佳手段；而且恰好可以借机展示德国战后和平崛起的形象，以掩盖其藐视、挑战、征服文明世界的野心。”[13]希特勒对1936年德国柏林奥运会官方纪录电影——《奥林匹亚》赞不绝口，首先就在于其政治性，他说：“导演赋予了这部影片以我们时代的使命和命运。这部作品赞美了我们党的强壮和优美，它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比拟的”[14]
中国电影一方面被作为重要的教育工具，在令人称奇的光影叙事中承载传达主流意识形态，引导观众精神文化的历史责任；另一方面也被大多数中国人当做最为重要的娱乐消遣方式，作为“寓教于乐”的最佳载体。中国电影作为一种以叙事为主的大众传媒，电影中的国家形象主要由中国国民形象与中国政府形象构成。当然，这里的形象不仅仅是外在符号性的东西，更是一种内在的国民精神和政府精神。再往下细分，电影中的国民形象包括个体英雄与群体民众。其中，电影中的个体英雄往往承载着或理想、或超前的核心文化价值观，与之相对，群体民众则承载着描述国家文化基本生态的功能。作为新时代中国面向全球的重要文化窗口，主流商业大片被赋予重塑与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任务。尤其是，当国家之间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成为国家关系的重要命题，主流商业电影的这一切能被得到自觉的重视与开发。
纵览100多年的中国电影历程，尽管体育电影始终没能成为一种主流的电影类型，但因为体育与国家的特殊关系，而使这类电影始终居于国家形象塑造的前台：上世纪30年代，面对国家被侵略的现实，一代仁人志士提出“体育救国”的口号，以《体育皇后》为代表的体育电影塑造出理想的体育人物形象，以此作为启迪民众的灯塔；新中国的建立使国家重新获得尊严，体育电影开始用新的人物形象歌颂新的制度，以《女篮5号》为代表的影片借助体育人物对国家形象进行意识形态的建构；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岁月，再一次的文化浩劫让体育电影重新寻找自己在国家形象表述中的定位，电影《沙鸥》中的“国家”第一次在反思历史中获得前进的动力；新世纪古老的中国以新貌的面出现于世界面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中国在世界政治外交等领域的影响力，都要求中国国家形象的展示要具有国际化的方式。[15]
二、体育叙事伦理与国家形象塑造
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境下，电影对体育的表达往往有着不同的方式，体育电影的叙事也呈现出其特有的声音。体育电影与生俱来就有一种与其他个体艺术不同的文化传播功能，即对于大众心理的文化建构功能。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受众群体，电影观众正是通过电影的叙事程序完成了对国家形象及主流文化价值观的集体认同。在电影的叙事文本中，“国家形象”有时是“不在场”的，但无论是作为一种叙事主旨，或是一种叙事背景，乃至于一种推进影片情节的叙事动力，“国家的形象”总是出现在影片的叙事过程中。[16]
（一）体育电影的国家意识形态叙事
一般而言，体育电影的意识形态叙事，是从两个层面来进行人民叙事和传达国家意志的。一方面，是体育电影在特定的时代自觉地传达人民和国家的声音。如1954年中国新影厂拍摄的体育片《永远年轻》，通过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反映了中国解放后人民健康向上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体育电影有意进行着宏大的人民叙事和传达国家意志的行为，尤其是在政治意识形态高度集中的国家，这是体育电影更高的伦理需求。可以说，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体育电影，大都成为传送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从中国体育电影诞生起，就已经体现出意识形态强烈的政治倾向。1934年孙瑜导演的《体育皇后》拍摄的直接动因是1933年南京中央大运动场举行的全国第五届运动会，导演巧妙地将体育、身体与启蒙、救亡联系起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电影负载着更重的政治任务，拍摄影片也更多地是一种国家行为，体育电影置放在一个新的体制和话语体系中，其话语也势必国家化并体现出无产阶级的意志和力量。电影很自然地被工具性地纳入到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轨道之中。《女篮5号》本身就是一个“命题作文”，按照导演谢晋的说法，拍摄的缘起是领导决定让他去写体育题材的电影剧本。从表层上看，影片描写的是女子篮球队的指导田振华一生的经历和爱情上的离合遭遇，以及女子篮球队员的成长过程，但实际上“意在言外”，影片的目的不在体育本身，而是通过体育来完成一种意识形态的规训。[17]
（二）体育电影的个体生命叙事
体育电影的生命叙事，是指体育关切人的生存、关切人的意志和成长的叙事，通过体育，显现人对自由意志和生命伦理的追求。体育电影的生命叙事首先体现在体育的励志功能上，这也是全球体育影片关注的一个叙事焦点。而体育电影的生命叙事的另一层面，则是对人性的尽情抒唱。生命叙事的基本精神是坚持以人为本，高高举起人文主义的大旗，关注人尤其是人性的生命状态。探索人性尊严、人性解放的途径和价值是生命叙事的基本任务。[18]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的体育题材故事片创作处于一种自觉、主动到异常活跃的态势之中。面对体育类题材电影价值观念和审美诉求的重新认识及深化，体育故事片逐渐突破早前以强身健体、报效祖国为主的常规化表达，进入到艺术形态上多层次和多样化的阶段。体育题材的影片从以往的为国争光、弘扬民族精神的宏大叙事重心转向了对生命个体的关注；从完成不断地拼搏进取到凸现个体遭遇、情感起伏、个性展现、复杂的心路历程等方面叙事主题的挖掘，在这样一条脉络变化的基础上，人文关怀是在不断深化的。尽管新时期体育故事片存在着各不相同的形式、结构与叙事手段，却不难发现，它们在展现体育精髓和抒写情感内涵方面所显露出的两种主导性创作倾向，即对主人公励志精神的刻画和对其爱国情怀的宣扬。这种倾向已经成为影片创作的两个公共主题，不仅形成了对影像作品叙述方向的引导，更昭示出体育故事片独有的艺术特征与精神文化取向。[19]。
（三）体育电影中的民族体育文化叙事
电影中的国家形象并非政治概念的提纯，成功的国家形象塑造必然是理想性与现实感的平衡。理想性符合政治与商业的基本诉求，而现实感则引导观众的深层情感认同。在全球化语境下，由于西方文化在事实上的强势，要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必然要适应西方文化习惯所主导的国家形象，并求得国际社会认同。但文化全球化也并非是由西方向东方单向的流动，它也包括不发达国家本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渗透，并以自己的民族性、独特性占得世界多元文化的一席之地。中国体育电影题材在传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国际电影中独树一帜的武侠电影就是证明。中国体育电影在题材内容上要坚持表现中华民族的生活特色、民俗习惯、审美方式等，应当立足于传播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越民族就会越世界。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我国的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国体育电影海外传播的根基，是最值得开发的文化资源，在叙事策略上要注意对电影本身的艺术信息、文化信息、影像信息进行合理编排，注重审美心理的疲劳，将东西方思想价值观念和审美体系的冲突淡化消解，让中华体育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异国观众心中深深扎根。
第三节 体育电影思想与国家形象变迁
国家形象既是国家现实的客观呈现，也是媒介建构的结果。如果说，“一部影片与现实的‘缝合’方式，并不在于它非要讲述一个现实的故事，而在于叙事语境与现实语境的‘重合’”，那么国家形象既是自我镜像中的认定，更是他者视域下的关照。严格意义上说，国家形象的建构只有在文化传播的语境中才成为可能。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传播语境的变迁，国家形象呈现动态的流变与改写过程。如果把近一个世纪的中国体育电影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就会发现，在体育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恰恰存在三个阶段：1934年的《体育皇后》女主人公的那一声“体育真精神”的发问表现出电影作为特殊媒介介入体育与国家形象的初始；20世纪60到80年代的体育电影寻找体育国家形象问题的政治解决；20世纪90年代之后体育和电影分别进入商业时代，体育电影在国家形象问题上努力实现文化上的解决，并采取国际化的视角，实现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
一、“救亡图存”思想与“东亚病夫”的国家形象
“救亡图存”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共同主题。电影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娱乐化工具，而总是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交织在一起的，诞生于特殊环境下的中国体育电影更是如此。鸦片战争以来日益危急的国情，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改革运动，身体也被纳入其中，要保国先强种，晚清的开女学、废缠足和军国民运动的发生，无非是其中之一，现代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身体有着相当政治化的内涵，现代的体育引入，尤其是辛亥革命后全国性运动会的多次举办，则将体育和国家形象的建构直接联系起来。[20]作为中国体育电影的开山作代表之一，《体育皇后》无疑是建立在这一历史和话语的基础之上，影片以国民党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为故事背景，其精心拍摄的运动会上的升国旗仪式和各省运动员的入场式，无不呈现出体育所承担的民族国家的寓意。北京奥运会的献礼影片《一个人的奥林匹克》，更是希望通过刘长春一人克服艰难险阻、千里迢迢赶赴美国参加奥运会摆脱“羸弱”的国家形象，用健康的体魄消除“东亚病夫”的嘲讽。《一个人的奥林匹克》恰逢北京奥运之际上映，影片中刘长春的遭遇与国人以其为寄托的“国富民强”的百年奥运梦想终于实现，前后对比更是令人感叹不已。
体育首先是一种教育，是教人们如何使自己的身体更加强壮，但强壮的身体却不是自己的，那是国家强壮的标志和符号。更确切地说，体育强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强大的符号和象征，而国家和民族的强大也体现在体育运动的不断发展和强盛上，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印证的。旧中国需要用强健的身体摆脱“东亚病夫”的形象，就算新中国也需要我们以新姿态、新面貌展示自我，表现自我。在这种语境下，体育在一定意义上就成了自我身份的一种确认，国人需要通过身体的健康和强壮或取得比赛的胜利来确定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强盛，进而展现作为新社会成员的优越感。承担社会责任、唤起民族自尊、鼓舞人民士气、获得观众认可的体育电影，都是那些把“大我”巧妙融入个人化、人性化的“小我”叙事当中，拉近观众与电影的距离，并引起其情感共鸣的作品。
二、“保家卫国”体育思想与“自力更生”的国家形象
1952年，毛泽东同志为祝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二届会议，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大大提升全民体育运动的影响力；1954年，国家体委颁布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暂行条例和项目标准》。虽然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劳卫制”为核心的全民体育运动，形式上是一种全民参与体育运动，但其目的和意义却不仅仅如此。通过全民参与体育运动，建立了一套全民动员、全民参与的组织机制，调动了国民的积极性，为战时动员和国家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全民体育运动为我国体育运动尤其是群众体育运动的发展探索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促进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开始在全国正式推行。群众体育运动虽然只是一种纯粹的体育活动，就其本身的功能而言，是通过体育锻炼达到增强体质、愉悦身心的目的。但是，群众体育运动作为国家、社会事业内容的一部分，必然会受到政治控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家的需要赋予体育运动以特殊的历史使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劳卫制”全民体育运动就是在体育领域以体育运动为手段实现“保家卫国、发展经济”的国家目的。五十年代喊出的“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口号几乎在国内大大小小运动会上都会出现，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才变成了“锻炼身体，建设祖国”。[21]在中国体育电影中，《女篮5号》、《水上春秋》、《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等一批体育影片为民族体育自强而歌，将体育比赛与民族精神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观众中引起极大反响。新中国电影，在体制上，从私营为主体转化成为完全的国营；在性质上，从娱乐、教化、启蒙等多种功能的混合转向了以政治功能为主体；在传播上，从以城市市民为主要对象的流行文化，转变为面向以“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政治文化。新中国电影承担着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重新书写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阐释中国社会走向，完成中国大众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建构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性的使命，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22]。
在中国主流电影的叙事文本中，“国家形象”有时是看不见的，甚至与“国家形象”相对应的象征之物——国旗、国歌、国徽也是“不出场”的。但无论是作为一种叙事主旨，或是一种重要的叙事背景，乃至于一种潜在的推进影片情节进展的叙事动力，“国家形象”总是出现在影片的叙事体系中。[23]借助国旗、国歌、祖国、人民等崇高的社会象征符号，来展示人类精神的壮美，是体育崇高美的最佳表现形式，这是一种内心情感的升华，是其它人体美、动作美等体育美的直观表现形式所无法实现的。体育崇高美的巨大功用，首先是借助个体胜利的象征意义，使运动员（队）与国家民族在道德价值和情感愿望上产生认同，继而利用体育竞赛的胜利，来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进民族凝聚力等目的。
1971年4月，针对我国乒乓球队是否去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毛泽东同志批示：“我队应去”并教导队员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要坚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同月，周恩来同志在接见参加第31届世乒赛运动员时正式提出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指导方针。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方针始终是国内大大小小体育比赛的指导思想及口号，参加国际比赛的运动员也遵循这一方针进行比赛。“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并不是不要体育成绩，而是要在努力争取好成绩的同时，更要强调友谊，这就是当时的辩证指导思想。在国内比赛中，强调“友谊第一”增进了人们之间的感情，通过体育比赛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凝聚力，在国际比赛中强调“友谊第一”展示了中国人友好善良的精神风貌、树立了国人的国际形象。[24]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指导方针，是“讲友谊、讲风格”思想意识的具体体现，这种友好善良的交往行为体现了一种朴素的交往礼仪，但是，这种友好善意的交往行为体现出了一种高尚的思想意识。体育比赛固然是一种竞技活动，需要运动员奋力拼搏赢得比赛，但不能为了比赛而不讲礼仪、友好。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爱国情怀的话语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特别是对于一个曾长期积贫积弱、甚至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体育的盛衰早已超过了体育本身的意义，而是在历经磨难和抗争之后演变成国族寓言和中国人民的一种集体潜意识，爱国主义教育的表现范畴。中国体育电影在建构国家意识形态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从建国初期的《女篮5号》，到北京奥运会期间制作发行的《闪光的羽毛》、《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等影片，传达出诚挚的爱国主义情绪。[25]好莱坞体育电影传达的精神教育范畴可以说也是国家意识形态建构范畴或爱国主义教育范畴。好莱坞体育电影教育场景的风格保持和宏观调配抽象为一种独特的国家观念，表现对美国精神的高度宣扬，具体为冒险、探索、宣扬个性、挑战自我、美国式民主精神等。近现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是一种对抗性的处境，这种处境在八年抗战中达到了顶端，对这个“问题”的实践性解决构造了新中国的基本知识构图：一种强调集体主义的共同文化。由于外部力量威胁的日趋降低并假定性取消，共同体文化本身就裂解为共同体内部的冲突，这就是新时期“人性”话语的历史起源。维护集体利益，新中国需要一种方式去建立和巩固国民的自信心，“体育＋电影”的模式无疑是最潜移默化的。
三、“振兴中华”体育思想与“改革发展”的国家形象
从1976年到1990年的亚运会以前，体育题材的影片中“主人公的最高梦想和目标就是‘为国争光’，情节的最高点往往也是主人公经历磨难之后，在国际比赛中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或进入了国家队。国家意识形态强化的结果使影片中漂浮着‘不可见’的人，影像以频繁的外部动作和掷地有声的人物语言等外向型美学来呈现事件外观。”[26]中国女排在八十年代的辉煌影响力之大、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堪称史无前例，媒体的报道推波助澜，成功地将中国女排的“拼搏精神”升华为思想层面的激励机制，在八十年代的体育传播过程中“拼搏精神”已经衍化为一种政治符号，升华为“振兴中华”的思想理念。体育竞赛需要“拼搏精神”，改革开放后各行各业的发展也需要“拼搏精神”，只有在各自的本职岗位上发扬“拼搏精神”，“振兴中华”的崇高理想才能实现。[27]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落后地位，对民族身份和话语有着极其强烈的渴求，其中，伴随着民族自尊心与实际身份地位的矛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体育赛场上，中国运动员是缺席的，一旦体育赛事上开始出现中国运动员的身影，这促使国人迫切将其搬到银幕之上，以此来强化和强调这种民族话语和精神。在整个80年代的体育题材影片当中，有很多带有这种感情色彩，其中部分地反映出人们对当时社会文化的狭隘理解，同时也反映出当时中国体育电影创作人员的一腔热血和热情。[28]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的扬眉吐气，以顽强拼搏、为国争光为立意的《沙鸥》、《冰与火》等体育影片曾感染了一代国人，《沙鸥》塑造了我国排球运动运动员沙鸥形象，这一形象概况了我国几代人的共同经历，反映了一代青年新的心理气质，挖掘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新思想，影片紧紧地抓住一代运动员对人生的思考，在命运变幻的流程中，集中表现了她们对人生目标的追索与奋斗精神，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感。人们从沙鸥不断遭受打击但是仍然为实现目标而顽强拼搏的经历中，看到了国家兴盛、民族自强的精神支柱。[29]
四、“超越自我”的体育思想和“和平崛起”的国家形象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现代化水平的日新月异，人民生活质量的日益提高，中国力量的崛起已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不争的事实，国人对强国之梦的诉求和信念自然成为电影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梦”不是一种僵化、陈腐的帝国幻象或狭隘的民族主义冲动，而是有待于我们不断去“认识和建构的伦理”。2001年7月，中国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奥运会”就其本身意义来说就是一项重大的体育赛事，但因其影响大、范围广以及商业利益丰厚等原因使得许多国家竞相争着举办这一赛事。奥运会最大的意义应该是在政治上，在国内它可以凝聚人心、振奋精神，起到全国动员的作用；从国际上讲，它可以让世界了解中国。通过北京奥运会让世界对中国实现真正的认同。体育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中国代表团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的成绩正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具体体现，是改革开放30年伟大成绩的集中展示。北京奥运会不仅仅是举办了一场成功的大型综合运动会，更重要是通过“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为中国在和平中崛起、走向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0]
现代西方竞技体育的开山祖，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开创者顾拜旦，用古代希腊奥林匹克竞赛的概念，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西方社会结构进行了一种形态设计。现代竞技体育最终目的是赢取锦标，由此引来了训练、竞赛、团队合作、竞争欲望、规则主义等等社会内容，无不与当时西方的社会主流精神相契合。同时，竞技体育也十分有效地改变着社会基层的结构，无论富裕的上流社会还是刚刚实现温饱的底层劳工，都通过竞技体育结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西方社会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现代的举国动员体制，新的社会组织结构完善了，社会矛盾也转移了，竞技体育带来的精神力量和崭新的民族国家概念深相契合，为社会民众找到了个体、集体与国家三位一体的自我。[31]
电影叙事体中的国家是一种按照现实需求和想象逻辑被建构、被虚拟的想象化的文本系统。它有时与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国家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在这个虚拟的影像国家里，却存在一个与现实的国家相互映照的国家形象。[32]考察新中国体育电影比较成功的作品，就会发现，它们都具有一种人文关怀，有一种对个人感情的尊重和表达，而不是空泛的干巴巴的“大我”的说教。无论是偏重思想性还是偏重娱乐性，影片都在“小我”的刻画和表现方面下足了功夫，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中最为常见的手法是对主人公个人情感领域特别是爱情的着力刻画。[33]《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讲述了中国奥运史上第一人刘长春一路躲避日寇的追杀，在海上漂泊三个多星期，只身参加1932年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十届奥运会的传奇经历。在洛杉矶容纳十万人的体育场，刘长春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站到了男子100米比赛的起跑线上，为了这一刻，他曾经拒绝代表日本侵略者扶持的伪满洲国参加这届奥运会，告别妻儿逃出大连，躲过日本关东军的一路追杀，凭借张学良将军资助的1600美元，坐船在海上漂泊了23天，最终代表了四万万中国同胞的他独自站到了奥运会的跑道上。“中国人来了！”刘长春敲开奥运大门的同时，向世界表达了一个民族不甘落后、不甘屈辱、追赶世界的坚强意志，自此中国人开始了奥运梦想的起跑。作为中国奥运先驱的刘长春，不仅仅是一位英雄，实现了自己的个人理想，还创造了关于国家民族的集体神话，个人理想与民族愿望在他身上得到统一的体现。[34]
作为一种艺术形态，电影首先教给人们的又总是一些生动的人物和故事，而这些人物和故事塑造得成功与否，恰恰与它政治意图的传递效果密切相关。因此，对一部电影进行政治批评，首先要做的自然就是运用自己的思想能力，穿透那些人物和故事，认识并且抓住影片既定的政治内涵、倾向和主题。“从中国形象反映中国变化的视角切入，探讨中国电影里塑造出中国形象的历史与现状、成功与不足的中国电影国家形象研究，是当前中国电影理论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之一”。过去我们较多是对于艺术作品的审美属性、艺术风格、历史地位的研究，现在，面对新的现实境遇，我们把学术研究的视点放在了文化艺术作品的国家形象这个新的维度上，这既是我们把艺术的自律研究与艺术的社会研究密切结合的一种有益探索，也是用理论的方式推进艺术创作的繁荣、促进国家的文化发展的一种积极尝试。近年来，韩国影视作品对外输出的传统与现代兼具的国家形象使其成为文化传播学上的成功案例，而好莱坞电影的美国精神和美国形象更是获得了最大化和最深入的传播。与中国电影一同诞生的体育电影，在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延续着国家形象塑造的内在要求，由于这种“国家形象”居于影片表层的故事之下，并不能被观众直接读到，因此往往被研究者忽略。中国体育电影在国家形象的塑造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并因承载着多方面的国家形象内涵而倍受瞩目，构成世界体育电影格局的中国特色。实际上，正是这种特殊的国家形象塑造，构成中国体育电影不同于西方体育电影的特色，并从总体上规定了中国体育电影的发展路径。[35]
【注释】
[1]郝勤．奥林匹克：历程、要素、特征——兼论奥林匹克传播对北京奥运会的启迪．体育科学，2007（12）．
[2]戴轶，赵茜．体育与国家对外关系中的作用分析．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3）．
[3]舒盛芳．大国体育崛起及启示——兼论中国体育“优先崛起”的战略价值．体育科学，2008（1）．
[4]舒盛芳．体育软实力及其构成要素和价值预判．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08（12）．
[5]邓红英．略论后奥运时代的中国体育外交．渤海大学学报，2009（2）．
[6]刘亚东．强化对外传播 实现国家利益．新闻记者，2009（1）．
[7]冯惠玲，胡百精．北京奥运会与文化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4）．
[8]冯惠玲，胡百精．北京奥运会与文化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4）．
[9]冯惠玲，胡百精．北京奥运会与文化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4）．
[10]贾磊磊．影像国家的文化认同及其现实意义．文化艺术研究，2008（1）．
[11]贾磊磊．影像国家的文化认同及其现实意义．文化艺术研究，2008（1）．
[12]王丽娜．建构与呈现——新中国体育电影文化阐释．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8．
[13]林贤治．一个女人和一个时代．南方周末，2007．
[14]林贤治．一个女人和一个时代．南方周末，2007．
[15]王庆福．论中国体育电影的国家形象修辞．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第十四届年会暨第七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论文，2012．
[16]贾磊磊．影像国家的文化认同及其现实意义．文化艺术研究，2008（1）．
[17]叶志良．从意识形态承载到生命叙事的转换——体育影片的叙事伦理．当代电影，2008（3）．
[18]叶志良．从意识形态承载到生命叙事的转换——体育影片的叙事伦理．当代电影，2008（3）．
[19]刘洋．新时期以来中国体育故事片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15．
[20]陈惠芬．左翼电影的都市和性别叙事：以《体育皇后》为例．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
[21]李强．时代的标记：新中国体育传播中的政治观念探析．现代传播，2011（7）．
[22]尹鸿，凌燕．新中国电影史．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1．
[23]贾磊磊．影像国家的文化认同及其现实意义．文化艺术研究，2008（1）．
[24]李强．时代的标记：新中国体育传播中的政治观念探析．现代传播，2011（7）．
[25]黄璐．体育电影制作的一般规律．体育科研，2011，32（5）．
[26]龚金平．新时期终归体育故事片．当代电影，2008（8）．
[27]李强．时代的标记：新中国体育传播中的政治观念探析．现代传播，2011（7）．
[28]卿清．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体育题材影片的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论文，2010：4．
[29]杜剑锋．作为类型电影的体育电影——评介新世纪以来的几部中外体育故事片．当代电影，2008（8）．
[30]李强．时代的标记：新中国体育传播中的政治观念探析．现代传播，2011（7）．
[31]赵宁宇．中国体育电影概览．电影艺术，2008（4）．
[32]贾磊磊．影像国家的文化认同及其现实意义．文化艺术研究，2008（1）．
[33]郭学军．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建构——试论新中国体育电影三表征．大舞台，2009（5）．
[34]杜剑锋．作为类型电影的体育电影——评介新世纪以来的几部中外体育故事片．当代电影，2008（8）．
[35]王庆福．论中国体育电影的国家形象修辞．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第十四届年会暨第七届“中国影视高
层论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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