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素质决定着创造财富的终极能力

五、国民素质决定着创造财富的终极能力

笔者认为，素质是一个五维度的模型，由技能、眼界、思维、伦理操守和进取心组成。第一个层面是技能层面，也就是处理具体问题的能力；第二个层面是眼界层面，即观察客观世界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第三个层面是思维层面，即思维对客观世界出现变化的适应性；第四个层面是伦理操守层面，也就是个人碰到利益冲突时的利他情怀和捍卫原则的坚韧性。第五个层面是进取心，这是人不断开拓新局面和提升境界的主观愿望。就个体而言，只有五个维度均衡发展，才能称得上是高素质的。素质就像是一个由五块木板构成的水桶，如果五块木板都很短，桶的容积不会很大；如果五块木板长短不一，桶的容积同样不会很大。只有在五块木板比较均衡、而且长度发展到比较长的时候，桶的容积才会比较大，素质就到了特定时点的极大值。在一个社会中，如果高素质的个体多了，整个社会的素质就会高，创造财富的能力就会强。

图1-2　素质的五维度模型

中国人的素质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五个维度的均衡性不够。和其他国家的人比较起来，中国人素质中的技能因素是占有优势的。中国人的聪明，主要是体现在技能因素上。近年来中国的应试教育愈演愈烈，考试的题型越来越怪，考试的难度越来越高，但是这似乎难不倒聪明的中国学生。在现代社会中，仅靠技能来创造财富是不够的。以中国的菜系为例，可以说普天之下，中国人的烹饪水平无出其右，充分反映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经营的餐馆，其经营规模和盈利水平能够和肯德基相比。由此看来，仅有技能因素，只能算一个当兵的料；具有技能因素再加上眼界和思维，可以成为一个将才；再加上伦理操守和进取心，才能够得上帅才的标准。一个社会中，大部分人的素质只能当兵，关键是要具备足够数量的将才和帅才，这个社会才能成为立体型的，才会有高度。

中国人素质中的第二个问题，是传统“劣根性”对于发挥聪明才智的阻碍。至今仍然大面积存在的传统“劣根性”，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众多国民对于“抄近路”的迷恋。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抄近路”的小聪明几乎无处不在。因为在小事情上“抄近路”养成了路径依赖，所以在大事情上“抄近路”成了下意识的习惯。例如，对于在温州出现的高利贷危机，就是起因于部分实业经营者，因为其实业经营的环境因为汇率、质量安全标准等原因恶化，这些经营者不是积极地下大力气转型，而是将资金用于投机和放贷，奢望获得轻松的高收益，这就是“抄近路”。或许有部分人抄近路取得了成功，但是抄近路的人多了，经济泡沫的崩溃就不可避免。郎咸平先生在若干年前曾经指出过中国存在制造业的资金转移到房地产、股市，既造成房地产和股市泡沫，也造成了制造业空心化问题，从今天的实际情况看，郎咸平先生的预警是有先见之明的。因为抄近路是相当多人的潜意识，所以他的预警并没有人去认真对待。二是“雁过拔毛”的潜意识。“雁过拔毛”是一种自利倾向，在执行具体任务的过程中寻求自我利益。“雁过拔毛”的潜意识对官员素质的影响最大。当前，提起官员素质，一般人往往就想到贪污受贿、枉法徇私等违法乱纪的行为，本书不讨论这类违反法纪的问题。在法纪的红线内，“雁过拔毛”的潜意识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腐蚀官风的作用。在历史上，皇帝划拨的赈灾粮，在到达灾民手中时，往往被克扣过半，这就是雁过拔毛。现时各部门对权力的争夺，背后的动机还是雁过拔毛。屡禁不止的公款吃喝，也是雁过拔毛的习性使然。对于社会反响强烈的行政审批，虽然历经多轮改革，仍然费时费力，在背后推波助澜的仍然是雁过拔毛的习性。因为大部分官员对于各自有利的事情抢着管，想精简都很难。三是中国人绝大多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表里不一、心口不一的习性，而且绝大部分都缺少独立人格。这样的习性，使中国人的社会很难进行有效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成本很高。缺少独立人格主要表现在，在家听父母的，出门听朋友的，在单位听领导的，人和人之间只有血缘、亲情和利益关系，在多数时候都只有利益标准，而没有是非标准，在利益冲突面前不讲公平正义。

转变人的素质之所以重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国民素质决定竞争的模式^[7]。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动力，孙力提出了竞争的两种模式，即竞优和竞底。所谓竞优，就是以提升人的价值为手段和目标，来提高竞争力的竞争方式；所谓竞底，就是以打压人的价值为基本手段，从而获得暂时的竞争力提升。孙力指出:

竞优更多是依赖人的聪明才智，由于对大脑的开发既能提高人的价值，也没有止境，因此竞优是一种向上的进化。而竞底则是一种向下的沉沦，它考验人对生理、心理极限的忍受能力。哪里的人能够接受更低的薪酬水平，更恶劣的劳动条件，血汗工厂就迁移到哪里。竞底有极严厉的底线限制，如果击穿底线，一定会引起灾难式的危机，如2008年中国爆发的毒奶粉事件，它击穿的就是婴儿死亡的生命底线。

表1-1　竞优思维和竞底思维的不同^[8]

第二是国民素质决定着制度的效率。我国改革开放33年的历史，在经济发展方面而言，就是引进国外的经济制度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本地化的历史。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是建立在西方国家国民素质的基础之上的，这样的经济制度移植到中国以后，是不是会被异化，中国专家的研究并不深入。其实，因为国民素质引起的制度异化，不需要专业的分析研究就可以一目了然。以婚姻登记制度为例，其基本精神就是通过登记给婚姻双方提供一个法律保护的凭证。因为许多福利政策以登记证书为出发点，国内太多的人，为了在福利利益面前或动迁分房时，为了多得到利益，不惜通过“假离婚”或“假结婚”的手段，取得这个法律凭证来获取利益。再以招投标制度为例，其基本精神就是寻找最优的供应商或买主，被引入国内以后，所有的程序都被学习到了，但是其“择优”的精神被丢掉了。对私营业主来说，招投标成为压榨对方利益的杠杆；对公营业主来说，招投标成为照顾关系户的平台。就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土地招投标，也演变成了推高房价的源头。再以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为例，政府和经济学家期望通过职工持有股票这一形式，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机制，以消除国有企业的弊端。事实证明，许多改造后的“股份制公司”其实只是“翻牌公司”，运行机制并没有改变，在没有垄断保护的领域，国企的竞争力无法与民企相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加上伴随股份制改造过程的是国有资产的流失，以致许多经济学家悲叹“淮桔成枳”。还有，中国为解决企业融资问题引进了股票上市制度，引进了投资基金制度，其结果，上市制度不尽如人意，投资基金制度也不尽如人意。投资基金中，追逐即将上市企业的资金是过量的，而支持创业的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又是不足的，这个结构性失衡现象的背后，是投资者的素质在起作用。中国缺的不是钱，也不是制度，而是投资者的素质。这样的案例还可以列举很多，都是朝着一个指向，那就是制度的效率，取决于制度调节对象的素质。如果素质高，制度的基本精神就能够在实施的过程中得到贯彻；如果素质低，制度就会被异化，甚至南辕北辙。许多中国人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聪明来对待创新和转型制度的调节，是提升财富创造能力的一道死穴。

按照财富创造的视角，国民中两个群体的素质提升最为关键。首先是企业家的素质进化。笔者认为，企业是创造财富的主体，自从企业出现在人类社会开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企业＝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的阶段，这是企业的初始形态，只有掌控物质资源的人才能够成为企业家；第二个阶段是“企业＝资本＋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的阶段，这个阶段起始于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在英国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发扬光大。这个阶段，企业家以调度资本为核心，因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物质资源对企业的重要性下降；第三个阶段是“企业＝技术＋资本＋人力资源”的阶段，这个阶段起始于全球化浪潮，在新经济的兴起过程中发扬光大，只有能够在市场中实现技术和资本结合的人才能够成为企业家。这三个阶段反映了一种趋势，就是对企业家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只有素质高的企业家，才能领导企业制胜。有一位专家^[9]指出:

随着教育的普及，创新所需要的知识已经普遍，不再为少数人所控制，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具有了创新的基础知识，掌握了创新的基本方法和能力。随之而来的，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也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这个层次总是站在以往的企业家所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知识化基础上的，成为新一代企业家进化的起点。企业家进化有两条基本途径:一是环境的变化迫使企业家方式改变，通过市场淘汰和筛选，使企业家得到进化；二是通过企业家自我学习和组织，在竞争压力下，使企业家整体人力资本得到提高。……如果我们把企业家创新能力分为模仿能力、模仿创新能力、独立创新能力和大规模系统创新能力等层次，在不断的竞争中，具有模仿能力的企业群体会逐渐为模仿创新所取代，再被独立创新、系统创新的企业家所取代，仅有模仿能力的企业家越来越难以进入企业家过程。

对中国企业家素质的认识，要建立在对中国经济体系的观察之上。除了受到垄断保护的企业以及和权力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行业，如房地产等企业之外，在中国市场上，中国企业处于打苦工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企业处于价值链末端的地位也是十分明显的。改变这个现状，就是转型的目标。改变现状不能用狭隘民族主义的办法，要靠素质提高以后的中国企业家，带领企业在市场上与外资企业一决高下。以手机企业为例，当苹果公司在2007年进入手机市场时，中国已经有大量的手机企业在这个细分市场上，但是没有一个中国企业的经营能够望其项背，这就体现了企业家素质的差异。再如2000年以后韩国的三星公司快速崛起，至2010年期销售额达到约10 000亿元人民币，其经营的领域包括芯片制造、液晶和TFT、手机和电子消费品等，这些领域中同样充斥着大量的中国企业，同样没有一家中国企业能够望其项背。中国25年的高科技产业运动，成就的卓越企业渺若晨星，创造财富的绩效总体上不如传统产业，也直接反映出中国企业家素质的不足。当前中国企业家的素质总体上处于企业发展第二阶段的水平，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家素质相当，这是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冷静看待的起点。当前建设创新型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提升企业家的素质，同时，这也是一个国家创新和转型的基础。

其次是政府官员的素质。政府官员作为一个人，“雁过拔毛”的习性在职务行为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只不过有的表现得粗俗一些，有的表现得文雅一些。政府官员作为中国人，表里不一和心口不一的毛病也是普遍存在的。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任何的法律、规章、制度都是无能为力的，最终要靠政府官员素质的提升。在学习科学发展观的活动中，笔者曾经贡献过一个观点，科学发展观主要应该由领导干部来学，越是级别高的领导干部，要求的标准就应该越高。一个领导干部，如果要具备科学发展观，前提是要具备科学的政绩观；而领导干部要具备科学的政绩观，前提是要具备科学的人生观。科学的人生观是政府官员素质的症结。如果政府官员的人生观继续沉迷于中国人“迎合、升官、待遇、光宗耀祖”的传统，其生命的价值就建立在阻碍社会进步的代价之上；反之，如果政府官员的人生观建立在为社会进步的努力过程之中，其生命的价值就会留下芬芳的痕迹。如果政府官员的思维能够转换，他们就会发现，人生观转型之后，退一步海阔天空，其生命的质量更高。政府官员的人生观转型，需要两种手段:一是自身的修炼；二是逐步推进政治改革。在中国，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需要。政治改革要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最关键的，是要把当官转变成“一桩苦差事”。当官的过程应该是艰苦的，而且级别越高，艰苦的程度就应该越高。当然，艰苦不一定是物质条件的艰苦，物质条件应该满足官员地位的尊严，艰苦主要是指要为社会的发展殚精竭虑，身体力行，在公众的监督和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态度履行职责。这个艰苦的过程，将会为官员留下宝贵的无形资产的，这个无形资产在任期结束后可以转化为学术、财富和其他社会地位。推动政治改革，一方面要加强舆论监督，迫使党政领导干部、公权部门在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轨道上逐步推进改革；另一方面要加强行政透明化，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不让改革成为少数人牟利的手段。加强舆论监督和行政透明化，将会有效地促进“改善党的领导”。这样的改革既符合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加强舆论监督和行政透明化，将推动政府官员素质的转型。官员素质的转型将会有利于企业家素质的转型。这两个群体的素质转型，将会带动全体国民素质的提升，创新和转型就形成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1]摘自《觉讯月刊》1952年第4期。

[2]在历史上，伴随着对外扩张和外族侵略，中国是不缺少对外开放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闭关锁国体现了国家的实力，如果没有实力，想锁也锁不住。闭关锁国与思维僵化相结合，封堵了产业进步的可能性，丧失了发展机遇，从而种下了近代中国遭受的民族悲剧的种子。

[3]作者陈金安，见百度文库。

[4]《IT经理世界》，2011年第17期。

[5]见百度文库。

[6]企业的增加值率是指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创造的价值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企业创造的价值包括利润、员工工资、缴纳税收、折旧以及公积金等内容。

[7]孙力:《竞底——中国企业之殇》，山西出版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

[8]孙力:《竞底——中国企业之殇》，山西出版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9]张耀辉:《技术创新与产业组织演变》，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