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的含义

国家形象包含“国家”和“形象”两个要素。广义的“国家”指一切治权独立的政治共同体，它可以笼统地包括希腊“城邦”、罗马“帝国”、近代“民族国家”、东方的“专制王朝”以及非洲的“部落”等等。每一个统治权大致完整，对内足以号令成员、对外足以抵御侵犯的政治实体，即为国家。[6]这个定义中的国家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括近代开始兴起的“民族国家”，也包括近代之前出现的古希腊“城邦”和古罗马“帝国”以及其他氏族组织。对此，许多学者并不认同，他们认为，欧洲古典时代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古希腊“城邦”、故罗马“帝国”等只能是某种政治共同体的形式，不能算作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近代开始出现的“民族国家”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经典定义是，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这一定义揭示了国家的本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与旧的氏族组织有两点根本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而不是按“血缘关系”来划分，第二点就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取代“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的职业化“军队”，而且还有“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等附属物。[7]马克斯·韦伯基本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他认为，“国家是要求在一定领土内独占、合法地使用暴力的人类群体。”[8]民族国家就是以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为基础的主权国家。[9]温特将国家的一些附带成分剥离出来，从而发现国家有着某种“共核”（commoncore），他认为国家有着五个基本特征：“制度—法律秩序；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有组织暴力的组织；具有主权的组织；社会；领土”。[10]笔者倾向于将国家界定为近代以来兴起的民族国家，国家应该具备几个基本的要素：独立的主权、唯一的政府、有组织的暴力组织（军队、警察等）、既定的国界、固定的人口。

“形象”一词最早可追溯到《周易》，《周易本义·系辞上传》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象者，日月星辰之属。形者，山川动植之属。变化者，易中蓍策卦爻阴变为阳、阳化为阴者也。”[11]《周易》所言的“形象”指的是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山川动植客观存在的形状和样貌，天地万物及其形象都在不断发生变化。

中国古代书画界多认为客观存在的事物形状和样貌是形象的本源，而形象则是指在本源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观察、思考、选择和加工之后创作出来作品。如清代书画家沈宗骞认为：“六书之有形象，即画之源也。且画之为言画也，以笔直取万物之形，洒然脱于腕而落于素，不假扭捏，无事修饰，自然形神俱得，意致流动，是谓得画源。”沈宗骞明确指出“形象”源自“万物之形”，事物的形状和样貌谓之“画源”。清代画家布颜图认为：“峰峦林麓，必当熟读于胸中。盖山川之存于外者形也，熟于心者神也。神熟于心，此心练之也。”布颜图强调画者将事物的形状和样貌“熟读于胸中”，于是“形”转化为“神”，即事物的形状和样貌映入意念之中。[12]书画家创作出来的“形象”，其实是“形象”的符号化，作者对客观事物进行观察、思考、选择和艺术加工，通过作品将形象记录下来，这个过程经过了作者“意念”的作用，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大众传媒塑造国家形象的过程，与书画作品呈现事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相同。不论是书画家，还是媒体的记者编辑，都通过各自的表现方式，塑造着事物的形象，然后经过媒介（书画作品、大众传媒等）传达给受众，受众选择性地接受和理解，在头脑中生成形象。

“形象”的本源是客观存在的、不断运动的物质世界，物质是第一性的，物质的运动也是客观存在的。任何“形象”，都不可能脱离客观事物而存在，客观事物本身的优劣美丑，对于形象的建构起着决定性作用。当然，所谓的美丑又取决于建构者审美的价值判断。这个问题属于美学领域，超出了我们的讨论范围，在此不再延展。本书所讨论的“形象”概念包含三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层面，指的是事物及事物的运动变化表现出来一定的形状样貌，即“源像”，“源像”是客观存在的，具有可观性；第二个层面的形象，指的是经过文字和图片等符号表述出来形象，大众传播媒介所呈现或表述的正是这一形象。媒介不会将形象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而是经过了媒体人的主观思考、选择和加工，所以，媒介呈现的形象具有主观性；第三个层面，指的是公众头脑中的事物形象，形象被媒介符号化之后进入信息流通环节，投影到受众的头脑，受众对进行选择性接受和理解，在头脑中生成事物的形象。

国内外有不少学者对“国家形象”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表1．1中列举几个有代表性的定义。

表1．1 国家形象的定义

① 管文虎：《国家形象论》，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② 汤光鸿：《论国家形象》，《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4期。

③ 孙有中：《国际政治国家形象的内涵及其功能》，《国际论坛》，2002年第3期。

④ 杨伟芬主编：《渗透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续 表

① 李寿源主编：《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大众传播的独特风景线》，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9年版，第305页。

② 张昆：《国家形象传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页。

③ 李智：《国家形象：全球传播时代建构主义的解读》，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

④ 吴友富：《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⑤ 徐小鸽：《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国家形象问题》，载于刘继南主编：《国际传播——现代传播文集》，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⑥ 刘继南、何辉：《中国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⑦ 刘小燕：《关于传媒塑造国家形象的思考》，《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2期。

⑧ 张毓强：《国家形象刍议》，《现代传播》，2002年第2期。

⑨ 李彦冰：《政治传播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中国传媒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第22页。

续 表

① 转引自李正国：《国家形象构建》，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② 转引自吴友富：《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从表1．1可以发现，现有国家形象的定义大同小异，在表述上各有侧重，我们可以从中提取关于“国家形象”的几个基本要素。

其一，国家形象的主体。国家形象建立在国家的客观现实的基础之上，国家形象的主体是“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或者具体来说是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地理以及所作所为”，在这一点上不存在争议。只不过有些学者在定义中明确地指出了国家形象的主体，有些则忽略了主体或者表述得比较隐晦。

其二，国家形象的受众，有的学者认为国家形象的受众是国外公众，有的学者认为应包括国内公众和国外公众。

其三，国家形象的中介是大众媒介，且媒介是国家形象生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由是观之，媒介在国家形象的建构过程中极为重要，它选择性地呈现国家的状况样貌，将其塑造的国家形象传递给受众，从而左右着受众头脑中的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