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国家形象

印度曾有过灿烂的古代文化，与中国一样都是文明古国、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摆脱“冷战紧身衣”后，如今的印度领袖们想在世界发出更有力的声音，希望协助建立新的规则与规范，管理世界事务。

同时，新德里对国际机构和谈判桌上的制高点垂涎已久，眼睛总盯着势在必得的战利品：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印度对加入世界重量级组织的渴望，意味着与冷战时期相比，印度苦大仇深的形象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印度在全球阶梯爬升到何种程度，与它的国际形象会有直接关系。

对此，印度政府有清醒的认识。比如，在过去10年内，印度“国父”甘地的雕像悄悄在全球数十个城市竖立起来，从秘鲁的特鲁希略到德国的奥斯纳布吕克等。通过“非暴力先知”甘地进行扩张，印度软实力得到加强。

一、感觉良好

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开放，经过10多年的发展，进入21世纪，印度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经济快速增长，社会欣欣向荣，自由媒体日益壮大，突飞猛进的信息技术行业正席卷全球，到处是新兴的国际性公司，例如印孚瑟斯技术（Infosys）、维布络信息科技（Wipro）和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ata Consultancy Service）。

这些成就足以让新德里的品牌大师们盲目自大，一些洋洋自得的口号（例如“不可思议的印度”和“印度大放光芒”）横空出世。同时，也增强了长期植根于众多印度人内心的特殊主义：经济快速增长、民主政治充满活力、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国际形象受人尊敬。他们相信，印度注定在世界上占据特殊的道德地位，并将在改善世界中扮演重要作用。

显而易见，历史是印度特殊主义的根源之一：印度次大陆是世界上最古老和最杰出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此外，它还源于印度人引以为傲的多样化传统，即非暴力、民主、宽容、世俗。而且，在这个以印度教徒为主的国家中，多种族、多宗教和多语言共存。美国人常常认为，印度倾向于从道义的角度来看待外交事务——这正是特殊主义的表现。

早在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尼赫鲁——印度独立领导人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重任在肩。”他恳求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冲破困境，帮助“（全世界的）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枷锁”。印度独立以后，印度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是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作为开国元勋的尼赫鲁的理想更加明确：他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明确提出：“印度以它现在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我不相信中间地位。”

1991年，当财政部长辛格试图说服议会进行经济自由化时，他宣称“当一种新思想到来之时，世上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暗示着印度成为全球经济大国的时机已然到来。

印度的大国情结植根于他们自认为深厚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上，有着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因而对印度来说，并不存在印度是否应成为世界大国的问题，只是什么时候的问题，并且是越早越好。

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引下，印度进行了军事准备和对外传播两方面的准备。

作为南亚次大陆的第一大国，印度长期以来一直谋求成为世界性的军事强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发表的《年鉴2005：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显示，2004年印度的年军购额跃居世界第一，达到了23．75亿美元。在同一年，印度还修改国家军事学说，一改过去被动防御型的“拒止威慑”战略为“主动出击、先发制人”的“惩戒威慑”战略，强化了常规武器威慑与核威慑并重的军事方针。同时，为了推动国有军工企业转制，印度政府这几年来煞费苦心。一方面印度政府逐步谨慎地推动国有企业的私营化进程，同时鼓励私营企业进入国防领域；另一方面适应军工国际化的趋势，鼓励本国军工企业与外国军工企业建立合资公司，并通过许可证的方式从俄罗斯等国引进武器装备生产线，进行授权生产，这些努力目前来看成效不错。印度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两个战略目标：一是继续保持并加强在南亚次大陆的绝对军事优势；二是“挟洋自重”，希望能一跃成为全球军事强国，与其他核大国平起平坐。

在对外传播国家形象方面，印度也做足了工作，因为外部印象会影响本国所处时空中的舆论环境，会影响到外国政府的对印政策，并作用于印度崛起的历史和走向。

二、形象资本

目前，印度的国际舆论环境是很好的。印度作为一个在军事和经济上只具备中等实力的国家，在国际政坛上却发挥着远大于自己实力的影响。特别是进入21世纪，西方国家舆论出于某种目的，更是把印度捧上了天，印度也因此在外交和经济等方面收获了许多实际上的好处。

曾经在很长时间内，因为种姓制度，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新德里对于推进本国领导、形象和成就缺乏热情，印度给人的印象是乱糟糟、不平等、低效率，每天都生活在对“恐怖主义和贫困的恐惧之中”。近些年来，印度经济快速增长，耀眼程度仅次于中国。而且，一些机构预测，印度经济的高速增长期的持续时间有望超过任何一个亚洲国家。受此刺激，印度对“有声有色大国”的追求更加坚定。顺应国际潮流，软实力的建设更是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次。作为千年文明古国的印度，决心通过发挥本国的历史、经济和文化优势，把一个积极正面、值得信赖的印度推向世界。

印度的国家形象资本十分雄厚：博大精深的文化、稳定的民主制、有声有色的全球外交以及人数众多且成就突出的海外印度人都是印度发挥软实力的基础。正是由于印度通俗文化的这种强大影响，使得印度在其硬实力还未形成规模的时候，它的文化软实力已经在相当地域范围内有着广泛影响。这不仅改变了其旧有的贫穷落后的形象，还给世人展现了一个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新形象，进而为印度获得不少利益。

政治、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绝非空穴来风、无所凭借。通常，它是伴随着经济影响力而来的。现代足球运动兴起于19世纪的英国——当时全球影响最大、最富有的国家，这项运动所有重要的规则都是由英国制定的。好莱坞电影对全球的影响，也是在美国崛起、成为全球第一强国之后实现的。因此，软实力的影响通常要滞后一段时间，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显现出来。新闻媒体在国际上要获得影响力，也需要一段时间来赢得受众。

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传播秩序的调整，国内政治改良、不断壮大的经济和日益改观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为印度媒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然而，由于全社会较低水平的教育普及率和较落后的信息传播硬件设施等原因，印度在全球国际传播中的分量没有得到充分展开。比如，印度的信息传播硬件设施比较落后，同时，因为开放的媒体管理政策，所有的印度人都在用脸谱、谷歌等，本国并没有影响力大的互联网公司和应用。

三、理论思考

国家形象是国际舆论和国内民众对特定国家的物质基础、国家政策、民族精神、国家行为、国务活动及其成果的总体评价和认定。由此可见，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它的认知的结合；它是一系列信息输入和输出产生的结果，是一个结构十分明确的信息资本。

一般而言，国外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其重要背景就是冷战。正是冷战，突出了国际政治的象征层面。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新技术、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和普及孕育了学术界在国家形象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方面的丰硕成果。其中，对国家形象概念的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的特点。

从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界定国家形象，可以从三个维度展开：其一，国家地理空间，也就是国家的“地理形象”。通俗地说，就是地图形象；其二，国家的“敌意”或“友好”；其三，国家“强大”或“羸弱”。

从市场营销的角度界定国家形象，也可以划分为三组：其一，整体国家形象，一个消费者对一个特定国家所有描述的、推理的和信息化的信念；其二，总产品的国家形象，是对一个特定国家产品或者对来自某个国家所有产品质量的整个认知与感觉；其三，特定产品的国家形象，是消费者对特定国家的某类产品的全部认知。

从国际政治角度出发，学者们频繁运用诸如“威望”、“声望”及“国家品牌”等概念来解读国家形象。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认为：威望政策的目的，就是“使别国对自己国家实际拥有的权力，或者它自认为拥有的，或想使别国相信它拥有的权力产生深刻的印象”。罗伯特·吉尔平强调：“威望就是实力的声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声望。然而，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以及与此相关方面的能力，而威望主要是指其他国家对一个国家行使其权利的潜力、能力和意愿的看法和认识。”傅立民指出：“国际威望，又称‘国际声望（名望）’或‘国家声誉（名誉）’，是指一个国家通过把国内道德、知识、科学、艺术、经济或军事等成果向他国投射而获得一种理想的国际形象。”印度学者伊斯塔·罗伊在其《世界分裂：国家地理频道上的国家品牌》一书中引用英国品牌专家西蒙·安霍尔特的观点，从操作技巧上来理解国家品牌。罗伊认为：“国家品牌利用令人迷恋的视觉符号来‘固定’国家形象。”^[2]

四、构成要素

目前，印度新德里正为争取202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而努力，并打算以高速发展的经济实力和软实力来吸引世界的注意力。总体而言，印度的国家形象构成主要包括以下部分：

（一）民族底色

印度的软实力有着很深的根源，其软实力崛起并没有政府的操控。尽管政府对文化传播的支持是带有政治意图的，不过到目前为止，印度软实力的战略优势，譬如对非洲、阿拉伯、阿富汗等地区国家的友好，很大程度上都不是刻意而为的。

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印度曾为犹太教、信祅教、基督教数个分支以及穆斯林提供了庇护和宗教文化自由。印度并不会强行同一化它的国民：每一个人，尽可以保留自己的特性。这塑造了印度包容的国家理念：一个国家可以包容不同的阶级、教义、肤色、文化、饮食、信念、服装和风俗，但仍然达成了一个民主共识。

光辉灿烂的文化是印度另一个无价之宝。印度从未来和过去中获益，得益于其传统文化，譬如印度草医学和瑜伽的全球吸引力，以及其庞大兴旺的海外侨民创造的新的国家形象。过去印度人的形象是耍蛇者或者躺在钉床上的苦行僧，现在已经变成了软件专家和电脑极客。

宝莱坞不仅给英美的印度侨民，也给整个世界带来了炫目耀眼的娱乐品牌。在阿富汗，印度最大的国家财富就是印度连续剧大受欢迎，它们被翻译成达里语在阿富汗电视台播放。20世纪末，印度餐馆在全世界的地位已经和中国洗衣店在美国的地位一样重要。在英格兰，印度咖喱屋雇佣的员工比钢铁、煤矿以及造船行业加起来还要多。

约瑟夫·奈认为，在信息时代，软实力通常代表着“更好的成功故事”的那一面。在某种程度上，印度已经变成“拥有更美好故事的国家”。这是一个新闻自由、大众传媒发达、国民创造力惊人的社会。当文化和国内现实符合时，利用文化创造软实力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二）边缘地带

世界体系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一种有广泛影响的理论。它试图用中心边缘依附关系、世界劳动分工和阶级冲突等变量来分析世界体系的历史演变，从而解释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发展史。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沃勒斯坦和霍普金斯等。

该理论认为，世界经济体的极端不平等性造成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层级结构。英、美等发达国家居于体系的“中心”，一些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属于体系的“半边缘”，某些东欧国家、大批落后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处于体系的“边缘”。“中心”拥有生产和交换的双重优势，对“半边缘”和“边缘”进行经济剥削，维持自己的优越地位；“半边缘”既受“中心”的剥削，又反过来剥削更落后的“边缘”，而“边缘”则受到前两者的双重剥削。

尽管印度的经济、地位和当初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但总体而言，印度在世界上的形象还是一个落后的边缘国家，一些西方大国对印度的认知仍充满无知与冷漠、傲慢与偏见。比如，美国国会众议员格瑞·阿尔克曼曾半是认真半开玩笑地指出，在印度独立几十年后，不少国会议员仍然认为“IndiaPakistan”是一个独立的英语单词，意在略显夸张地讽刺许多议员仍不知道印巴分治的事实以及对印度次大陆地区的轻视导致了解贫乏。即使那些熟悉印度事务的议员，也对印度充满了蔑视。^[3]纽约州前参议员、曾担任美国驻印大使的丹尼尔·莫伊尼汉在谈到印度时曾经如此奚落道：“除了传染病，印度还能出口什么？”另一位曾担任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近东和南亚小组委员会主席的李·汉密尔顿在一次关于印度的听证会上也这样嘲弄印度：“我不知道印度竟有那么多的困难、疾病、问题令人如此绝望。”^[4]

西方对印度的负面认知源自战略、政治、经济、社会和方方面面。而印度作为“镶着金边的抹布”，授人以柄的事太多，个中表现已如前面章节所述，在此不再赘论。

（三）不结盟运动

冷战时期，印度外交的一个大战略是“不结盟”，即印度坚定拒绝与其他国家建立任何战略联盟。不结盟对于崛起中的印度也算是一个较好的选项。这个承诺能够让一个国家独立于纷繁芜杂的联盟之外，并让印度有机会通过推动“印度例外论”来对抗传统国际政治中的马基雅维利式规则。最重要的是，它承诺说，印度能够在不受外部势力的操纵下，独立设计自己的道路——这个目标对于一个过去备受殖民煎熬的国家来说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从战略和政治层面上看，在冷战的高峰期，美国国会认为印度虽然宣称奉行中立和不结盟政策，但在实际的对外政策中却倾向于站在苏联一边，是美国“努力团结和领导亚洲自由国家对抗苏联谋求世界霸权的主要障碍”。

冷战结束后，印度外交有些偏离此前所遵循的不结盟政策。在一段时期里，印度似乎想促进曾一度被拒之门外的结盟政治：2011年10月，它和阿富汗签署了一份战略协议；2007年，它曾和日本达成过类似协议——两国因对中国的共同关注而成为一丘之貉；美印关系也在明显升温，活跃的武器贸易、联合军事演习、美印民用核协议都是例证。

进入2012年，种种迹象表明：不结盟正在通过后门回归印度外交政策。比如，印度一家颇有影响的智库发表了一篇题为《不结盟2．0：21世纪的外交和战略政策》的报告——自冷战结束以来，印度还没有一份如此全面、深入的外交和战略政策报告。报告建议印度以“战略自主”作为其外交政策战略的基石。“战略自主”是当年大多数不结盟国家使用的冷战术语，意思是在国际政治中不参加任何大国集团。“2．0”表示这是新版本，与冷战时期的“1．0版”既有联系，又有不同。该报告虽不是政府文件，但有强大的官方背景：提出这项报告的专门小组成员包括若干资深外交政策思想家，如印美核协定首席谈判代表希亚姆·萨兰大使、国家安全顾问希夫·尚卡尔·梅农和退役中将普拉卡什·梅农等。

另一个迹象出现在曼莫汉·辛格总理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他较为模糊地提出：与美国和中国保持同等距离的外交政策；在遏制中国的问题上持保留态度，将同时与美国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有意思的是，提出等距离原则的辛格总理曾与美国签署民用核能项目协定，从根本上使印度外交政策发生了最具决定性的亲美转变。

这也不令人惊讶，作为两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在建立国际金融秩序、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中印天然拥有共同利益，并已实施重要战略合作。同时，印度主流的“联美制华”理论也有很多缺陷。由印度国家特征及其利益多样性所决定，世界上没有什么“天然的”国家集团，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或地缘政治的，完全适合于印度；在全球层面，美国的国际结盟体系明显开始走下坡路——因为作为美国结盟体系支柱的经济军事实力、在金融和能源领域中的支配地位已不稳定、不可靠了。历史证明，凡与美国正式结盟的国家往往都发现自己的战略自主权受到损害——如果与美国结盟，一旦中美关系略有好转，印美关系就会成为牺牲品。

（四）“后来居上者”

冷战结束、印度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其在西方的重要地位日益突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反恐战争中的盟友、潜在的巨大出口市场、难得的机遇”等溢美之词不绝于耳。

在地缘政治上，美国认为：印度由于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冲突，以及由于它被伊斯兰恐怖主义所包围，正生活在一个严酷的环境中；印度已经成为美国在亚洲地区制约中国崛起的战略力量，美国应当支持印度在世界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希望印度发挥更大的维持和平的作用。在国家制度上，随着美国在世界上“扩展民主”战略的实施，印度作为民主国家的战略价值开始显露出来，认为美印之间共享“民主、法治和世俗主义”价值观，只要两国继续践行这些价值观，美印关系将会更加成熟；印度可以在美国的民主输出战略中充当合作伙伴，增加对印度次大陆的关注能够给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民主传播带来好处。^[5]

然而，负面的因素与看法也很多，印度腐败盛行和没有能力带领印度人民脱离贫困也是众所周知的。甚至，国际上很多人士怀疑印度是不是有资格成为超级大国。2012年，印度全年经济增速下降到不足7%，虽然增长依然强劲，但是，对于印度这种不发达的国家来说还是太慢了，而且通货膨胀不断上升。坊间印度“奇迹似的经济增长”即将结束的说法甚嚣尘上。国防工业进展缓慢，军队现代化因此停滞不前。而且，印度经常因为一些不光彩事件成为全球焦点。2010年在新德里举行了英国联邦运动，腐败与低效率使印度蒙羞。2012年夏天一次大规模停电事故，波及人口超过600万，这让许多人怀疑：一个连基本服务都不能提供的国家怎会梦想成为世界强国？

当然，因为印度并不自称是高效社会，这部分缓解了国际社会的质疑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