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县电影公司改制中的零和博弈

第二章　区县电影公司改制中的零和博弈

区县级电影公司是负责广大电影二级市场和农村电影市场发行放映工作的基层职能部门,长期以来属于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性质。伴随着这两个市场的逐渐萎缩、震荡,区县级电影公司的职能、性质乃至编制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以“改制”面目示人的“改革”呈现出多头博弈的特征,而在国家以“企业经营、市场运作、政府买服务”的“2131工程”政府行为客观上对农村电影市场进行托底的时候,这种博弈体现出更为复杂的情状,本文立足重庆,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对此态势予以简析。

2002—2007年,重庆下辖的黔江、铜梁、梁平、武隆、荣昌、巴南、南川、合川等多家电影公司完成改制,而万州、大足、綦江、永川、北碚等区县电影公司的改制处于进行时。这些公司的改制模式大多遵从的是由事业单位转向国有企业公司或者多种所有制性质(集体/私有)股份公司。从事业单位转制,表示此单位及其员工不再进入事业编制序列,而由国有向私有或者集体股份性质企业的转变则意味着产权的变更。

相当多的区县电影公司的改制过程本身,特别是在涉及到产权变更时候呈现出多方角力的零和博弈态势——即不同的利集团在利益相互影响的局势中通过策略选择和操控减损他方利益,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

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担负起“以电养文”(指以电影的收入贴补其他文化项目支出)重担的基层电影系统自20世纪90年代二级电影市场的持续走弱和农村电影市场的凋敝以来,电影发行放映主业运营困顿,时至今日,基本陷入围绕固定资产的盘活/增值为核心的“以副养主”局面。

如今的区县公司大多是“一院公司”,即所辖只有一家城镇影院(有的公司甚至已无影院,后文详述),其放映收入相当有限,且各地极不均衡,即使加上农村电影2131工程中的管理提成费用也难以维系公司庞大的日常开支,其支柱性收入来源是以门面出租、多种经营为核心的副业收入。如地处文教区的北碚区电影院2007年票房收入仅为96371元,重庆主城区以外经营状况最好的涪陵电影院2005年度发行放映收入为829896元,而其房屋租赁收入为1532772元,租赁收入占到总收入的65%。在调研中我们发现这种状况在各区县公司极为普遍,以固定资产盘活为核心的收入是各公司主要的收入来源,也是公司得以维系正常运转的保证。而其固定资产得以盘活和增值的关键在于这些公司旗下以直系影院为核心的物业大多是集中于各区县街道的黄金口岸,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与升值空间。这也给改制以及改制过程中产权变更中的多头博弈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区县电影公司也已经很难负荷多年来“功能内卷化”⁽¹⁾、“人员过密化”等诸多国有单位通病带来的负担。如合川电影公司,2007年7月改制前有人员106人,其中离退休职工35人,在职职工71人,账面资产总额285万,负债262万,净资产仅23万。公司历年欠发职工工资及福利费约177万,累计欠社保局养老保险费32万。在这样的情势下,区县级电影公司大多已经成为了当地财政的包袱,在“GDP出政绩”的片面政绩观与评价体系的影响下,地方基层职能部门更多出于为当地财政“减负”和“抛负”的考虑,着力推进区县电影公司的“改制”工作。而对于地方政府还是区县级电影公司来说,不管改制是“要我改”还是“我要改”,改制中的矛盾焦点也都是利益分配的问题。

大足县电影公司的改制是我国区县电影公司改制中比较典型的零和博弈模式。调研中我们获知大足县电影公司退休职工和公司机关管理人员2006年的工资到2007年底仍未支付,大足、龙水两个电影院职工每人每月仅靠200-300元的低工资维持生活,2005年以来,公司已无力再为在职职工缴纳社保统筹金,全体职工医保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截至2007年4月,公司欠职工费用共870933元。面对如此沉重的负担,大足县电影公司于2000年就在重庆各区县公司中较早主动提出了改制的问题,并提出电影公司是国有资产,电影公司的职工属于事业单位编制,在改制的过程中人员应该得到相应的安置,但财政紧张的大足县无法妥善安置。

2003年,改制未果的大足县电影公司拟对大足影院进行改建,希望借提升影院硬件条件来盘活电影主业,经当时主管部门批准提出了影院的改建方案,并自筹了改建经费,效果图都已设计好,但政府换届后将影院改建工作喝止。原因在于大足影院是位于大足县城中心商业步行街的黄金路段,商用价值高,升值潜力大,相关部门准备将这一片区以及原图书馆、文化馆片区进行商业规划和开发。若是拆迁,电影公司对其影院自估价800万-1000万元,而相关政府部门估价400万元。作为置换条件,这些片区的地产开发商先垫资在地理位置相对偏僻,人流较少的石刻广场上方修建了集图书馆、文化馆、电影院三合一的文化艺术中心。笔者实地考察过这个艺术中心,其相较于原大足影院来说,从人气、人流上讲肯定是不利于本身就不景气的影院主业放映,更致命的是,这里的门面出租价格远低于原大足影院的闲置门面出租价,而如前文所述,固定资产的租赁是该电影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若是搬迁,必将对电影公司的生存造成毁灭性打击。于是,电影公司死守原大足影院这个阵地,拒绝搬迁,并以此同相关部门叫板。

在开发商依据合同要强行拆除原大足影院的情况下,相关部门开始将公司改制提上议程,但至2007年底仍无具体操作方案。在改建不允许,改制又无具体实施方案而陷入进一步僵持的状态下,电影公司迟迟不搬入新建影院,老的影院设施又相当破旧,屋顶有多处破漏,座椅,放映器材几乎不能使用,长期无法正常营业,导致整个大足县城已经没有可以放映电影的场所。2007年12月,原大足影院已经关闭了很长时间,其院标已经不在,门口挂着服装展销的海报。

巴南区电影公司于2001年开始进行公司体制改革,公司资产评估价值为400万,与300万元公司债务相抵,剩余部分用于职工整体安置。公司资产在改制完成后以零资产的形式转移到由电影公司(含川剧团)原有职工集体参股组建的巴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在因建设协信商业广场拆除了原巴南影院后,该公司计划在原巴南剧院基础上重建新的电影院,然而原巴南剧院所在的“党校片区”也纳入了旧城整体改造规划,所有建设项目被冻结,而其整体改造的招商融资又因各种原因一直没有成功,于是巴南电影院的建设迟迟不能进行。为此巴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曾于2002年4月,2002年8月5日,2002年8月25日,2002年9月,2002年10月,2003年4月,2005年7月,2006年4月数次提出解冻剧院项目建设,但报告迟迟未决,2006年,该区领导指示:将巴南剧场拆除,修建临时设施。电影公司认为,临时设施投资大风险高,临时设施既无房产证,又无土地证,而且按规划要求有效期仅为两年。若对原建筑排危加固,估算资金需200万。电影公司认为这是“饮鸩止渴,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²⁾于是也不同意这样的处理方案,那么时至今日,改制后的巴南电影股份公司也已经没有电影院作为经营的阵地,只能在原公司宿舍楼下的几间房子里面办公,经营业务也只限于少数门面的出租收入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并且,因为无处可建影院,该公司五年多前从原巴南电影院拆迁得到的800万影院专项建设金也随着通货膨胀,而逐年贬值。2007年8月,该电影公司经理在给区委的信中写道,“尽管区的有关领导高度重视并多次召开相关会议进行研究、商议但都未形成统一意见,我们还发现上级领导的有关批示,意见也很难落实,会议散,事就了,时间一天一天地拖下去……”

以上大足县的案例是在改制过程中的非合作博弈导致电影公司无影院经营,在城区无电影可放,而巴南区的案例则是在改制完成后依然由于地产开发的原因丧失了影院。在区县电影公司改制中影院建设让位于城市改造和商业地产开发,城镇居民电影文化消费权益让位于GDP数值的案例屡见不鲜,这似乎也成为文化工作“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鲜活注解。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一些地方政府对于区县电影公司“改”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革掉经济包袱,改制在相当程度上也只是遗弃电影文化发展和建设的一个由头,其间并无实质性统筹经济建设与文化发展和谐共建的考量,而当经济包袱这盆洗澡水泼出去的时候,一并泼走的还有基层电影文化阵地和在此基础上的镇乡百姓文化消费权益。这在不断鼓吹提升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强调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当下当是不太和谐的一个调子。同时应该看到,2002年以后中国电影市场体量在整体回暖、复苏、攀升,而相当多区县二级电影市场依然十分萧条、呆滞,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地区已经在所谓的改革过程中丧失了影院这个电影主业阵地,二者互为因果,造成恶性循环。而在地方政府重视电影文化建设、基层电影公司努力经营的区县,近年来的电影市场随着电影大环境的好转,收入也呈大幅上扬的态势。如涪陵电影公司下属的太极影城自2003年加入重庆万和院线,在2006年又筹资30万升级改建了三个小厅后,不仅在硬件上成为重庆市区县中条件最好、档次最高的专业电影院,也是各区县中经营得最好的一所,近年来的年票房总收入⁽³⁾分别为:

与改制相关的利益博弈还出现在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的实施之中。尽管早在1998年广电总局就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农村电影放映“2131”目标的通知》(广发影字〔1998〕822号文件),但各省区市真正落实相关配套经费、贯彻推展此项工作是2000年以后,而重庆地区2131工程的贯彻落实就是在2006年市财政拨出3300万元专款实施惠民工程以后。实施惠民工程后,政府以出资买服务的形式对农村电影市场实行了托底,为农民提供公务服务性质的电影,这一块没有风险的蛋糕也就引来了不少利益的纷争。

如原南川区电影公司经改制和产权变更为纯粹私营性质的南川金色电影公司,现由一汪姓经理承包经营。由于汪经理和原南川区的农村放映员关系紧张,惠民工程开始实施后,放映员们不愿意聚集在其公司的领导之下开展工作,南川区的农村电影放映也不能够像其他地区那样在当地电影公司的组织下统筹管理,农村电影放映员们于是自己组建了一个“新农村电影管理站”,希望来承接惠民工程。一边是改制后的金色电影公司,本该顺理成章接下惠民工程,另一边是农村放映员的自发合作组织,不受私营性质的金色电影公司约束和管辖,也希望得到这个香饽饽。两家相争,惠民工程一度陷入停顿。在此局面下,南川区文广部门出面协调,将原本城乡统筹管理的惠民工程一分为二,实行两家分片放映,明确各自放映权限:南川城区的惠民工程放映交给金色电影公司,城区的每场露天电影补助180元;其他乡镇区域的放映则交由掌握了乡村放映网络的“新农村电影管理站”承接。而这个管理站对惠民工程的放映又分成两部分,对农民的放映按照惠民工程的实施流程进行放映,即放映员到农村进行放映,按国家规定领取放映补贴;对于学校学生放映的部分,新农村电影管理站又另外成立一个放映队,该放映队的放映员则没有享受到国家有关农村中小学电影放映的政策,这些放映员与新农村电影管理站之间是合同雇佣关系,他们没有按放映场次、放映人数来领取补助,而是由新农村电影管理站发给工资。国家所发的放映补助除工资外,剩下的归新农村电影管理站所有,它势必影响到放映员的积极性和放映效果,这种做法也与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的相关政策相悖。这样做究竟是否有利于惠民工程的健康发展,是否会损害政府为农村百姓买电影文化服务的效果,都值得我们思考。

【注释】

(1)指企业功能逐渐朝着只为本单位员工生存的方向转移,而渐离为社会服务的方向。

(2)详见《巴南区人民代表大会十一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大会发言材料》,第39页。

(3)表格内数据根据《涪陵电影公司放映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