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县电影公司当下文化语境下的生存

一、区县电影公司当下文化语境下的生存透视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农村文化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单一化逐步走向多元化,从集体文化消费逐步走向个性化的文化消费。对于农村区县电影公司而言,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集中体现在观影者文化消费的方式多元化。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的文化消费已经不满足于看场电影那么简单,电影也逐渐从最富号召力和影响力的一枝独秀淡出文化消费的中心而退居边缘。在电视、音响、影碟机、网络、图书、报刊杂志、各种休闲方式以及各种文艺团体演出蜂拥围攻之下,电影公司不得不以沉默的姿态淡出,而电影只有放下原有的高贵与电视、网络以及报刊杂志等联合,以影院放映以外的方式融入到现代人的生活中。

(一)当下县区电影公司经营特点

随着农村电影市场的颓势加剧,电影公司的生存日益陷入窘境。在多年历史尘埃的层层堆积中,重庆市区县电影公司当下经营呈现出了一些相同的困难。

1.历史负担沉重

由于改革开放初期电影业的快速发展,电影发行放映规模和从业人员数量极度膨胀。1981年3月,中影公司在长沙召开全国农村电影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贯彻中央大力发展农村小集镇建设的精神召开的。会议推广了湖南、四川、安徽、湖北等地积极发展集镇电影院的经验,对于小集镇电影院及放映队伍的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截至1989年12月31日,忠县有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机构1个,各类放映单位96个,其中国办电影院6座(县城2个、集镇4个);集体放映队73个,(乡办66个、村办7个);空虚体放映队8个;工矿和其他部门办(对内俱乐部)9个。从事电影放映事业人员244人,其中管理人员26人,放映人员218人。在农村电影业蓬勃发展阶段,重庆市各区县电影发行放映都呈现出经营规模和从业人员数量大幅增长的态势。但是随着市场的逐步滑坡,个体放映队纷纷停止放映,工矿和其他部门电影放映单位也相继解体,作为国营单位的电影公司发行放映也日渐萎缩,但是属于国家事业编制的大量职工成了电影公司甩不开的沉重包袱。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转轨,电影公司由全额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转变为自收自支的企业化经营的事业单位。这种转变对于电影公司的考验显得极为严峻,面对尚不健全的市场,加之经验的缺乏,电影公司的经营无可抑制地下滑。电影发行放映业的不景气,造成大量职工闲置,设备运转率不高,公司经营连续亏损,处境尚好的公司勉强维持运转,再加上电影公司庞大机构的维护维修费用以及大量离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等支出,捉襟见肘的财务状况,使在职职工工资无法得到保证,只能领取生活基本费用。以万州电影公司为例,截至2006年底,公司累计亏损250万元,净资产收益率为-70%。而这种状态由于农村电影市场持续性的低迷,加剧了恶性循环。大量电影从业人员纷纷另谋出路,电影公司沉重的肉身背负着历史遗留的种种诟病,高负债经营的步履,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更显蹒跚和乏力。

2.功能老化

看电影消费,如今成为大家休闲娱乐的一种方式,如果到了电影院,发现还不如在家看看影碟来得舒服惬意,那没有人愿意再去影院为电影买单。而这种情况就重复地在区县电影公司上演。一般区县电影公司和电影院,都坐落在区县的中心地段,如今走近这些地段你只能隐约看到昔日的辉煌,真实地摆在眼前的是即将纳入城市旧城改造的片区。应该说电影公司在1980年代初的辉煌阶段经营规模的膨胀,为今天留下了数目不小的一笔固定资产,包括电影公司办公楼、电影院、商业门面以及大量放映设备和片源。

然而历经时间的冲刷,如今这些固定资产功能已经极为老化,无法满足现代观影需求。电影院内部装修陈旧,座椅破损严重、放映设备严重老化,缺少供暖制冷设备,坐在其中看电影几乎无法与休闲娱乐沾边。随着如今观影者消费心理及消费需求的转变,这种电影放映功能老化的状况,已经越来越成为制约农村电影市场发展以及电影公司、电影院自身发展的瓶颈。改善日益老化的影院功能,成为当下打开电影市场的重要一环。

3.政企关系不够明晰

政企彻底分开是进行电影宏观管理的基础,政府电影主管部门的职能转变是改革发展的既定目标。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电影公司及电影院都属于国营单位,主要依靠行政拨款维持正常的运营。在当时的情况下,电影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成为商品,当时的电影业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计划经济的电影业。各级电影公司受上级电影公司和地方文化部门的双重领导。这种双重领导在当时的情况下,为地方电影发行放映单位获取更多的发展机会确实带来了一些便利。但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种双重领导逐渐成了作为自收自支企业化经营的电影公司开拓发展的桎梏。市场经济需要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建立。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双重领导有所弱化,但相对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还相距甚远。尤其是地方文化部门对电影公司的领导,使得电影公司无法根据自身发展的要求,量身打造经营发展规划,既打消了电影公司经营者的创造性积极性,又养成了靠政府靠主管部门的依赖性和惰性,从而故步自封,严重束缚电影公司的良性发展。实行政企分开,赋予电影公司经营自主权,是其走出重重围困,焕发生命力的基本前提。而目前重庆市区县电影公司中经营现状比较乐观的几家电影公司如江津、忠县等都与当地政府的支持和放权给公司自主经营息息相关。

(二)县区电影公司生存现状透视

重庆市直辖十年以来,各项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部署,重庆市农村文化的发展也被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尤其是成渝两地城乡配套改革试验特区的确定,更给农村文化建设带来了政策的支持。农村电影工作作为政府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部门的职责,同时又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播科学文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陶冶情操,科技致富都是十分重要的。党和政府对农村电影工作的重视,正是农村电影和区县电影公司发展的绝好契机。但是必须承认,农村电影公司由于多年来历史积垢的重压,以及现代经营环境的复杂严峻,其生存现状呈现出特殊环境下的经营策略和生存途径。

1.电影放映功能的整体弱化

电影公司的放映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电影院的放映活动,电影院承担了城区、所在重要集镇以及所属各部门的电影放映工作;二是各种电影放映队的放映活动,包括电影公司所属的放映队、厂矿及其他部门以及个体放映队的放映活动。在电影业繁荣时期,电影放映活动极为火爆,观众观影热情非常高。以大足县1985年为例,全县每日平均有61388人次观看电影,占到当时大足县人口总数的约10%,平均每人十天看一场电影,这个数目相对于现在平均每人3年看一场电影的单薄数据,实在可以说天壤之别。而这种差别伴随着电影业的逐步走低无可避免地成为了一种无奈的现实。电影业的凋敝,致使重要集镇电影院和部门电影院不得不关闭,厂矿部门及个体放映队也都无法继续放映活动而宣告停止。目前基本上各区县只有电影公司的城区电影院和放映队继续坚持放映活动,不过这种放映更多的是缘于政府宣传、爱国教育以及电影公司自身维系的必要,加之影院的设备、环境、服务条件的低下,整体放映功能显著弱化;而电影公司的放映队伍则根据实际放映的需要进行精简,主要完成电影下乡和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系列影片的放映。随着国家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以及中小学生爱国主义系列教育电影放映的出台,放映队的放映活动得以延续和扩展。

由于经营压力的加大,大多数电影公司领导层考虑到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职工生存的需要,对电影院实施对内承包经营。承包者自主经营影院,负责解决影院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问题。这样的做法确实激发了影院经营者和工作者的积极性。但由于市场现状及影院功能老化的现实困境,即使经营者用尽浑身解数,仍感到经营乏力。永川电影院的龙经理提起电影院的经营,显得愁容满布。他在2002年承包了永川电影院,当时电影院刚进行装修改建,但硬件设备仍然不够理想。为了招揽观众,他们加大电影广告宣传力度,并通过偷换电影片名,增加欲望化色彩,配合大幅性感美女的宣传画,但是这种方法一次奏效,可次次使用便无人再去上当。电影院的观影人次每天平均约三十人,票价三元,放映日收入仅九十元。龙经理讲有的时候整个影院只为一两个人放映,但又不能不放。影院拿片一般通过私人片商,以分账式与片商合作。这点微薄的收入再除去片租和放映成本,不要说利润,基本工资都无法保证。由于文化部门的监管,不允许随意接待低俗的表演团体,影院只能靠会议包场,爱国教育电影包场等来维持运转。

南川电影公司已完成体制改革,电影院的经营显得比较随意。当我们到达影院调研时,汪永平经理正在谋划大放映厅增加小放映厅的方案。影院舞台上散布着外来表演团体的帐篷和生活用品以及表演音响设备。汪经理坦言,现在电影放映只有在节假日或者大片放映期间票房会稍好些,平时的放映观看者寥寥无几。不过令汪经理比较满意的是南川的广场电影放映效果很好,每天都会有200到400位观众云集,只要天气状况允许就坚持每天放映一场,每场政府补贴180元。

北碚电影公司所属的北碚电影院,于2003年加入保利万和院线。院线意味着应该“以资本或供片为纽带,由一个发行主体和若干影院组合形成,实行统一品牌、统一排片、统一经营、统一管理”,以此为原点来扩大电影市场规模,促进电影资源的流动,从而建立良性运转的电影市场机制。但是由于北碚电影院多年失修,环境、设备也无法与重庆市区新型影院如保利影院、UME影院、环艺电影城等影院相媲美,再加上尽管加入院线,但作为二级院线的影院,拿片时间无法与市区规模效益俱佳的一级影院同步,放映的滞后严重影响了票房,并形成恶性循环。北碚电影院加入院线以来,电影放映实现的票房令人堪忧,与重庆市中心区的环艺电影城存在巨大的落差。(见表1)

表1　2003—2007年北培电影院、环艺电影院的票房收入　　　单位:元

由上表可以看出,随着北碚影院功能的弱化,加之拿片时间的相对滞后,票房逐年下跌,处于恶性循环。而重庆市中心区的环艺电影城却因地利、环境、服务及一级院线的优势票房逐年稳步提升。

2.固定资产的盘活与租赁化经营,成为电影公司收入的主要渠道

随着电影放映功能的逐步弱化,电影公司的经营者也不断地转变经营策略,单纯依赖电影放映的收入来维持电影公司的运营是不可能的,也是愚蠢的。电影公司作为国家文化体制下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不动产,包括办公楼、影院、底部商业门面等等。因为电影公司一般的处城区的中心地段,随着地产、房产市场价值的不断飙升,电影公司的这部分固定资产已不断升值,这笔价值不菲的资产,成为公司维持和发展的救命“稻草”,同时由于城区的中心地段,是城区开发的重中之重,打造商业中心的宝地,因此电影公司的资产成为各大开发商关注的焦点。电影公司在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充分盘活现在资产,力求资产价值经营效益和市场价值最大化。基本上有以下三种形式:

(1)资产整体出售或置换。电影公司资产整体转让给开发商,再由开发商提供价值相当的货币或新建固定资产,新建资产不足部分以货币补偿。这种情况下电影公司资产更新速度快,新资产可以很快投入使用,闲置部分和经营门面实施租赁化经营,收取租金。铜梁县在电影公司重组中采取了这种方式。由开发商以500万元买下原有电影院资产,开发商在原有电影公司基础上新建房产,拿出评估值相当于电影公司原资产价值的部分房产给电影公司使用。随着公司改制的完成,电影公司个体经营者王经理充分利用新开发的资产,积极开拓市场实施多种经营,取得不错的收益。这种方式在大足县电影公司资产处置方案中被地方政府确定为备选方案之一。

(2)资产重置并将新资产闲置部分出售出租。为了加大资产使用效益,争取经营利润最大化,将不能有效利用的部分资产出售或者置换,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产,增强其再生能力,充分提高资产利用率,增加公司经营收入,用以应对电影公司运转所需。忠县电影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表现出了足够的胆识和经济头脑。2002年以周经理为首的忠县电影公司领导层,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以在建工程抵押方式自筹700万元贷款投资建设电影公司大楼,该工程列为忠县十大形象工程之一,并直接拉动忠县旧城改造的实施。新电影大楼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从改造前的99万元,猛增到1200万元。随着房地产价值的攀升,新增公司资产随着继续增值,为公司持续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公司安排六层以下为经营用房,以上部分作为职工住宅以680元/平方米出售,不仅解决了职工住房问题,更有效地利用了原有公司资产。六层以下的经营用房使用情况。(见表2)

表2　六层以下的经营房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年

由上表可以看出由于出租资产、承包经营每年实现收入金额为5+10+45+ 15+2+2=79万元,占到公司全年总经营收入的60%,成为电影业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公司收入的主要渠道。

(3)现有闲置资产租赁化经营。这是大多数电影公司电影放映之外的经营方式。如万州、涪陵、南川、江津、长寿、潼南、合川、开县、北碚、大足等。以涪陵为例说明房屋租赁在经营总收入中所占比重。(见表3)

表3　房屋租赁在经营总收入的比重　　　单位:元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涪陵从1999到2005年期间,房屋租赁收入平均占到总收入的比例为:(76%+66%+59%+72%+64%+64%+65%)÷7=66.6%。也就是说房屋租赁收入成为公司经营收入中主要的收入渠道,也是公司得以持续经营的主要力量。这种状况在各区县公司极为普遍。

3.积极开拓农村电影市场,电影放映服务市场化起步

我国的农村电影市场极为不健全,这也使电影公司在闯市场中显得有些茫然。不过路子是靠着不懈地摸索出来的。而重庆市各区县电影公司可以说正处于逐步摸索的过程中。如何把电影的放映打开农村市场,拓宽放映渠道,以多样化的服务满足群众看电影的需要,同时也逐步改善电影公司的生存困境,成为电影公司经营者苦苦思索和实践的内容。近年来,各电影公司充分发挥电影作为“银幕上的教科书”的功能,纷纷开展了“影企联姻”、“影政联姻”以及个人包场等电影放映服务。通过影企联姻,电影公司在放映电影的同时通过幻灯片和醒目条幅为企业做广告宣传,企业为电影服务买单。江津电影公司多次与移动公司合作,开展“移动伴我行,百村千场送电影”下乡活动。通过电影这种易于接受的传统大众娱乐产品,在群众中间广泛宣传企业产品、企业文化、企业精神,实践证明,以电影为平台宣传企业、宣传产品具有独特的商业效果和社会效益。几年来江津市电影公司还曾与中国海尔、涪陵卷烟、嘉陵摩托、保险公司等大企业联姻送电影下乡上千场,令合作企业获得非常满意的效益。“影政联合”是电影公司与政府机关部门合作,通过电影的平台为政府宣传方针政策,使得群众在轻松愉悦的状态下,了解国家方针政策,有利于政府部门在群众中工作的展开,也以渗透的方式提高民众的政策水平。各家电影公司多次与税务、财政、计生委、交通局、司法局及卫生局等部门合作,广泛宣传税收政策、计划生育政策、交通管理规章、法律制度及农村合作医疗等各项政府文件精神,取得极好的宣传效果和社会效益。个人包场,也是电影放映服务市场化的一项内容,电影公司以树文明新风为己任,以减少片租的办法,鼓励农民每遇婚丧嫁娶等重大家事,以电影包场代替大操大办甚至搞封建迷信,这样不仅表达了主人的盛情,也为周围群众送上一份精食大餐,可以说一举两得。

为拓展电影市场,积极推进电影市场化经营,各家电影公司纷纷采取一定的奖励措施,鼓励个人、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销售电影,提高社会、经济两个效益。江津市在电影销售中,采取按一定比例提成,用于解决推销中的必要费用。具体办法如下:个人向社会推销包场电影放映:35毫米每场350元以上、16毫米每场150元以上,按超标准金额的50%提成;个人推销会议电影包场或推销团体成人票一次20张以上,按收入金额的10%提成支付;个人推销“影企联姻”放映按收入金额的20%提成支付;社会人员或有关单位、部门为公司中小学电影放映或农村电影放映给予支持或直接参与工作的,按公司获得发行(分成)收入的12%支付宣传、工作经费和劳务补助、奖励;个人在拉企业赞助,取得直接收入或使公司减少费用支出的,按相应金额的10%支付。通过这样的激励措施,电影公司在拓展市场方面便有了更大范围力量的支持。

同时电影公司还开展各种与电影有关的社会活动,精心培育电影市场。例如搞影评征文比赛、国产电影卡拉OK赛、电影周、演讲比赛等等,使电影更贴近群众,培养农村电影意识的形成。

4.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的组织实施,管理费成为一项稳定收入

1998年,朱镕基总理在文化部报告上批示:农村电影很重要,农民欢迎,应该办好。根据总理的指示:国家两部局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农村电影放映“2131”目标的通知》(广发影字〔1998〕822号)。2000年,国家计委、广电总局、文化部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实施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的通知》(计社会〔2000〕2463号),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计委都相继下发了几个贯彻落实农村电影“2131工程”文件。重庆市政府非常重视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和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电影两者的协调配合,不仅为推进重庆市农村电影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也为区县电影公司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政策的支持和收入的来源。长寿区和忠县都是中小学生爱国教育电影放映的先进单位,忠县仅2001至2005年,全县中小学校年均放映爱国主义教育电影6000余场,观影师生达24万人次。长寿区从1992至2005年,靠着该区健全的放映网络和行之有效的宣传效果,将爱国主义教育电影做得红红火火,直到2005年禁止收取学生电影费,这项放映工作才不得不停止。

经过了一年多的沉寂,2006年为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05〕27号)中关于积极发展农村电影放映,实施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加强农村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影片放映的精神,在市委市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由市委宣传部、市财政局、市教委、市文广局共同下发了《关于印发〈重庆市农村电影放映惠民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委宣〔2006〕398号),在全市开展农村电影放映惠民工程,重庆市每年从市财政拿出3300万元用于电影放映设备购置和演出场次补贴,遵循“政府引导、财政支持、市场运作、公共服务与有偿服务相结合”的原则,将覆盖重庆市9986个行政村和357万农村中小学生,确保农村中小学生每年观看爱国主义教育影片3至6场,实现农村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

惠民工程是新世纪在农村贯彻落实“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活跃农村人民群众文化精神生活,进一步落实科教扶贫政策,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的民心工程。为此,全市各区县政府领导高度重视。作为地方文化部门电影发行主映单位,电影公司顺理成章地承担了惠民工程的组织与监管工作。由于之前电影放映的萧条,各乡镇电影放映队都已解体,整个区县的放映网络基本全线瓦解。此时,电影公司充分发挥地方电影业的领军力量,召集各乡镇原有放映员,通过协商培训,吸引技术力量投入到惠民工程中来。农村原有放映员除了放电影,基本再没有什么其他技术,如今有机会重拾老本行,既发挥一技之长,又为民服务,当然每场国家发放的放映场次补贴,对这些放映员欣然加入放映网络是最大吸引力。电影公司,不管是国家事业编制的,还是事业单位企业经营的,抑或是改制后已成私营公司的,都真正将“惠民工程”切实地抓了起来。

作为惠民工程的组织和监管力量,电影公司负责放映场补贴的申报和领取。根据国家有关文件规定,农村电影放映每场补助100元,其中20%被重庆市电影公司留作放映设备购置费和拷贝费。各乡镇放映员通过协议价每场电影放映服务补贴为45—60元不等。其剩余部分作为电影公司的组织管理费用,这项费用成为电影公司一项新增营业外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