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生存环境的变化

第一节　电影生存环境的变化

电影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它深刻地反映并影响着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20世纪后期社会生活的变化改变了电影的生存环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全球化与电影好莱坞化

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全面危机背景下的历史潮流，这一潮流无一例外地席卷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科技的进步与发展极大地推动了这一潮流的发展。在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作用下，空前规模的“时空压缩”促成了“地球村”概念的出现。1971年美国宣布放弃美元“金本位制”，国际垄断资本顺利而迅速地控制了全球金融市场，突然暴涨起来的虚拟资本挟持着新的科技成果迅速地将地球上每一个真实存在的角落联结成一个无所不在的网络，完全颠覆了人们的时间观念与地理观念，甚至将人类自身的存在方式也变得虚拟化了。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不仅挟持了科技，同时也挟持了文化。电影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景观，成为被资本迅速关照的对象，而就其本性来说，电影不光是一种娱乐形式，也不光是一种艺术审美形式，电影同时还是一种商业存在形式。以美国为例，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美国华尔街主要财团以洛克菲勒和摩根两大财团为主，借有声影片改造为由，全面控制了好莱坞电影生产与发行的整个过程与渠道。经过近60年的经营，以好莱坞电影为主的整个娱乐业的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飞机制造业等传统工业行业，成为主要的支柱产业。

而从欧美电影市场的情况看，从60年代起，电影的发展出现了明显两极分化的局面。一方面，借助国内的广大市场与对全球市场的开拓，好莱坞电影得到了进一步的变形与强化，成为全球电影的主导力量;另一方面，欧洲各国分散的国内市场以及从语言到文化的民族偏好，又极大地限制了本民族影片的发展。据统计，从1980年到1995年，欧洲主要12个电影生产国的本土影片在国内电影市场所占平均比重从40%下降到了20%不足，下降幅度达50%以上;而好莱坞影片在欧洲这12个国家电影市场所占平均比重从45%上升到80%左右。同时期，好莱坞在非洲的比重大约在85%以上，亚洲的情况也大体如此。1995年，观赏迪斯尼的《狮子王》与阿诺·施瓦辛格几乎成了全球的嘉年华会。可以说，世界电影的好莱坞化已然成为全球电影的主要景观。当然，世界电影好莱坞化也并不是新事，早在无声电影时期，美国电影就已经在加拿大和意大利占据了80%以上的市场。事实上，美国电影在世界市场占有率从来没有降到50%以下。但自有声电影出现后，语言作为一道有效的屏障，阻止了好莱坞电影进一步入侵。然而，这一局面随着全球化市场的发展很快发生了逆转，好莱坞借助国际贸易协定与合拍等资本手段，全面渗入到各个国家，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有效的国内市场成为好莱坞电影这一大鲨鱼口中的美餐。许多国家的本土电影只能从事一些无经济利益的小型生产，在极小的本民族语言市场上或一些国际电影节上放映。欧共体曾经试行过欧洲电影共同市场的制度，最后也失败了。1993年，国际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乌拉圭会合谈判，其核心议题即是关于文化市场开放，其实质就是保护欧洲电影市场，抵制美国电影渗入，但结果还是以美国获胜、欧洲(特别是法国)的失败告终。当然，这一斗争并不局限于电影生产，或者说，电影还只是第二位的，更广泛的内容涉及整个文化工业，包括电视、光碟、多媒体、信息高速公路等市场的争夺。

二、影片制作的多样化与展映的小型化

从60年代到90年代，电影不断面临严峻的挑战，先是电视的出现，接着是录像机和影碟，最后是互联网的全球性普及。从总的趋势上看，电影的观众在不断分散，电影院的上座率不断萎缩，票房下降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全世界电影观众的总人数却在快速地增长。表面上看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实际的情况是真正下降的是进电影院的人数，而实际上升的是电视观众与互联网使用者，也就是说变化的是观看方式。事实上，在多媒体综合世界里，视听语言正在成为通行、有效的交际方式和语言，人们情感经验的核心依然是对电影所创造的运动影像的体验。也就是说，运动影像作为电影的核心创造成果，不仅没有消亡或衰退，反而越来越成为人们交际与经验的中心而获得了无限广阔的前途。因此，必须改变的是传统电影的制作模式与展映方式。

在影片制作方面，出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超级精品现象，如通常所说的“大片”，即制作场面更加宏大、画面更为精良、音响更为繁复、更具震撼力的高投入影片。这类投资上亿甚至数亿美元的影片通常在好莱坞每年也只能拍摄十来部，这类影片多数在一个国家里，包括美国国内消费也是不足收回成本的，它们必须依托全球市场，以及足够多样的影片衍生品支撑，如光盘、照片、音带、纪念品、形象专利、电视剧、小说、舞台剧等，一部影片甚至像一个产业经营。即便如此，银幕依然是这类大片的主阵地，喜爱观看这类影片的观众依然大有人在，而且有意思的是，大部分的这类影片的观众并不是电影院的常客，也许在一年里，他们只是为了观看这么几部影片而进一两次电影院，但电影院必须为这类观众留有座位。除此之外，大量的影片是低成本生产的，无论在题材内容上还是在制作规模上，都出现了分散化趋势。观众在细分化，市场也在细分化。如出现了为小影院上映的影片，为某一类人群观看的，或者是某一年龄段、某一有共同喜好的人群、亚文化人群生产的影片，出现了专门为电视生产的“电视电影”，甚至有直接制作成录像带的“录像电影”，还有的是为飞机、航船、旅馆等特定场所拍摄的影片。

与此同时，随着技术的进步，高清电视、平板电视、数字电视、互联网“高速公路”飞速发展，电影进入家庭、办公室、卧室等个人私密空间，使人们观看电影的方式由原来的群体性的仪式化活动转变为个人化的尝试性行为，甚至会发展为互动式行为(即通过数字技术完成自编、自导、自演)。在这一过程中，几十年来人们所拍摄的老电影，又重新被电视、光碟、影带发掘出来走上荧屏。电影与电视完成了互动。另一种更为普遍与常见的现象就是对老影院的改造，成为多放映厅、多功能性的综合娱乐、休闲、购物场所，从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形态。

可以说，就全世界各国而言，几乎都出现这样一种新局面，即无论在电影的制作还是影片展映方面，正在呈现出多元化、多功能化、多渠道、多形式的丰富多彩的电影生存环境。

三、观众年轻化与创作人员学院化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汽车的迅速普及西方社会城市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一变化首先是从美国开始的，大批的中产阶级家庭从城市搬到了郊外，相反，留在城里的人多数是经济条件较差或单身人士，城市很快出现“空心化”趋势，城市文化消费面临危机。于是，刚出校门的、留在城里的单身年轻人成为城市中最有活力、最具消费能力的群体。同时发生的另一个变化就是电影开始走进大学，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

年轻化与学术化深刻地影响了电影的发展。电影观众的变化，决定了电影生产转向年轻人，无论在内容或表现形式上。比如在美国，为了适应年轻人的需求，管制了好莱坞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海斯法典》受到了严重挑战。《海斯法典》原本是好莱坞公会公推前美国参议员海斯组织制定的一个好莱坞影业生产自律的条款，主要内容是对其生产的电影进行政治、意识形态、风化等方面内容进行审查。到了60年代以后，这些条款显然不适应社会变化。于是，“性、药、枪”三大元素开始在电影中迅速泛滥，影片的节奏加快，画面与色彩更加纷繁与鲜亮;同时，为了吸引大中学生，每年暑期成了电影最重要的展映期。

进入60年代，战后人口出生高峰中诞生的人也进入了青年期，为了解决人口高潮期的求学与就业压力，各国纷纷在大学试行扩大招生的措施，于是，在大学里大量开设各种新专业。这样，原本被看作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电影成为各类大学竞相开设的专业。而从另一个角度看，电影作为一种新的语言形式和人类认知经验，为哲学、语言学、美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等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和实验基地。西方各主要国家的一流大学都设立了电影院系或相关专业，电影研究开始成为一门显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培养出了一大批电影制作与专业研究人才，从“新好莱坞”电影的主创人员到此后的西方电影的主创人员，多数是从学院里培养出来的。深厚的专业背景与更为广博的视野，使电影生产更具思想深度、艺术广度和审美力度。

电影专业化、学院化、学术化的趋向，也培养了每一个从学校里走出来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的电影知识与素养。这是更懂电影、更能自觉理解和运用视听语言的一代人，正是这一代人，改变了电影的命运。他们并不将电影仅仅作为艺术或娱乐来消费。他们从更内在的层面去认识电影，这种认识是对影像与媒体的综合理解，这种理解促使他们更自觉地将这种语言运用在自身的传播与交际中去。

这种变化是逐步的、时快时慢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电影影像不仅成为艺术领域里的突出现象，更以其传播语汇功能根本改变了人们对电影的理解与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