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的比较文学

第六节　全球化语境下的比较文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西方理论思潮的蜂拥进入中国，致使有着自己独立人文传统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传统的以直觉印象为出发点的感悟式批评依然在很大的读者范围内受到欢迎，批评的指向或者是作者或者是文本本身，批评实际上仍未摆脱简单的作品评点或价值判断，因而与当代文学创作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应该指出，这样的与创作关系过密的文学批评是不大可能走向世界的，它恐怕多半会成为创作的注解或附庸。另一方面，一批受过高等院校学院式理论训练的批评家，则越来越具有独立的批评理论意识。他们的最终目的既在于借用西方的理论来阐释中国的文学现象，同时又旨在于批评实践中，对本土固有的或从西方挪用来的理论进行质疑、改造甚至重构。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复兴。当然，单方面的由西向东的“理论的旅行”（赛义德语）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所需要的是理论的双向旅行和交流。这方面的一个令人振奋的现象，就是在广阔的中西比较文化大背景下出现的文学的文化批评，这种以理论阐释为特色的批评，实际上是一种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和文化阐释。它并不回避对文学现象的价值判断，但这种价值并非一定要体现在批评家的褒贬之词中，而更应该体现在这些文本内在的阐释深度和广度。伟大的作品或文化现象必定蕴含着多重阐释代码，因而永远不会失去其批评的价值，而平庸的作品或微不足道的文化现象，则不值得批评家花费时间和篇幅去评论、阐释。

由此来看当前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我们发现它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尤其是来自指向长期被压抑的边缘文化甚或大众文化的文化研究。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强有力冲击，消费文化和文学也不得不成为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们必须正视的一个热门课题。照乔纳森·卡勒的描述，比较文学界确实出现了漫无边际的“泛文化”倾向:除了跨文化、跨文明语境的文学之比较研究外，还涉及文学以外的哲学、精神分析学、政治学、医学等话语。在当今的比较文学青年学者中，以影视和大众文化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者，不仅在西方学界不足为奇，就是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也比比皆是。这样一来，确实使得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变得越来越宽泛，甚至大有以文化来吞没传统意义的文学研究之趋势。因此卡勒呼吁“把文学当作其他话语中的一种似乎是有效的和值得称道的策略”⁽⁹⁾。显然，卡勒这位德里达解构主义在美国文学批评界的忠实阐释者，已经感觉到了比较文学学科所受到的侵害。但也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可以达到互补的境地，因而没有必要与后者形成对立关系⁽¹⁰⁾。显然，在当前的语境下，后一种态度应当是值得提倡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使得比较文学既保持自己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学科特征，同时又不至于在众多学科的冲击下全然解体。最近由汉学家和比较文学学者苏源熙主编的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最新十年报告《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就可算作是美国的比较文学界对全球化所导致的后果作出的最新反应⁽¹¹⁾。中国学者也在不少国际场合下结合比较文学在中国的研究现状作出了自己的反应⁽¹²⁾。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此可以否认比较文学的存在价值呢？显然不是。毫无疑问，比较文学的“泛文化”倾向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与全球化之于文化和文学的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上出现的全球化趋向，与后现代主义在文化和文学中的反映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后现代时代，高雅文化产品和艺术品被当成消费品:对文化产品的无所节制的复制、对文学经典的模拟和改写、增殖甚至大宗制作，取代了现代主义时代对艺术品的精雕细琢。平面化的人物形象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对人物心理的深入刻画，碎片或精神分裂式的结构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结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现象的出现，无疑都引起了有着强烈的社会使命感的人文学者和文学理论批评家的关注。在这方面，比较文学学者并没有回避，而是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发表了大量的理论著述。在我们看来，文化研究的崛起是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另一个独特的视角，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和阐释，我们也许能够提出一些积极的策略，从而促使它们共存乃至达到互补的境地。这样，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就不一定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共存和共融的和谐关系。所谓返回比较文学的“本真性”在当前这个时代实在是无法实现的。一个有效的策略倒是将比较文学研究置于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从文学现象出发，通过对文学文本的文化透视再返回文学现象的文化阐释。这也许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积极态度。

此外，在今天的全球后殖民语境之下来探讨文化身份问题，对我们的比较文学学者也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如何从一个新的视角来重写文学史？在这方面，我们的国际同行已经取得了一批扎实的研究成果⁽¹³⁾。我们认为，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重写文学史，必须达到国别文学研究达不到的境地，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说明我们的研究并没有取得进展，我们的文学史并没有超出既定的模式。正如国外学者不约而同地认识到的那样，包括美国华裔文学作家在内的亚裔文学写作，以及黑人文学等少数族裔的写作，已经融入了当代美国文化和文学的主流，他们的文学实践对于重写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学史，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这一批成果进行研究，自然也是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者所义不容辞的任务。

如前所述，全球化的不良后果已经遭到了另一种势力的抵制:本土化。在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儒学的复兴已经形成了一种足以对抗全球化渗透的强大力量。一些亚洲知识分子和人文学者试图寻求一种亚洲的民族和文化认同，这实际上是一种亚洲版本的后殖民主义，它为已经逐渐衰落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在全球化时代的复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目前的一个悖论体现在，中国并不反对经济全球化，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但是文化上，却有不少人担心中国的民族文化会被“全球化”、“殖民化”甚或“趋同化”。在这些人看来，五四以前的中国文学传统几乎不受外来影响，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则使得向来被人们尊崇为上帝的孔子边缘化，并使得中国的文化和文学传统被阉割了。这也是为什么对文化认同和文化身份的研究，成为当代比较文学研究者的热门课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既然我们从事的是东西方文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我们就应该清楚地知道，全球化给文化带来的后果并不仅仅是文化上的“趋同化”，它也同时带给我们不同文学和文化可赖以共存的“多元化”。尽管文化全球化也许会很容易模糊一个民族文化的身份和认同，但它照样能带给我们一些积极的东西。实际上它同时带给我们的是挑战和机遇两方面的因素。如果我们能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迎接挑战以便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在一个广阔的国际背景下大力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就有可能使得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精髓为世人所知并分享。在这个意义上，以一种近似后殖民的态度顽固地抵制全球化的大趋势，只能导致并加剧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再度对立。这恰恰是我们的比较文学学者所不愿看到的局面。

当前，几乎所有的比较文学研究者都对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问题颇感兴趣，詹姆逊2002年7月3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公开演讲中，颇有见地地对后现代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新的阐释。在他看来，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后现代主义也出现了新的变体，它与现代性形成了一种悖论，即是说，一件事物要想具有现代性特征，首先它必须是后现代的⁽¹⁴⁾。在中国的语境下，后现代主义既是一种外来的东西，同时也产生于本土，它实际上是在融合外来与本土之基础上杂交的一个产物，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西方文化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而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由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文化和文学话语的混杂性日益明显，这倒使得我们的比较文学研究又有了新的课题:“全球本土化”语境下中西比较文学重点的转移。

中西比较文学重点的转移，是说我们不妨取全球化的另一极致，亦即借助于全球化的大背景，大力向全世界推广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文化。在过去的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者花费了很多精力探讨中国文学所受到的外来影响，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我们似乎忘记了另一个事实:全球化若作为一种旅行的过程，它的路线是双向的，既有从中心到边缘的流动，又有从边缘向中心的渗透。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我们既应当避免一种带有帝国主义霸气的全球主义策略，同时也要克服带有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本土主义态度。如前所述，一种“全球本土化”的策略，也许能防止我们的学科再度陷入危机之中。保持我们民族的身份和认同诚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若将本土化夸大到一个不恰当的地步，以至于全然排斥任何外来影响，结果便会导致民族主义情绪的恶性膨胀，使我们宽松的文化氛围再度蒙上一层阴影。因此我们提倡以开放的胸襟来面对全球化的影响:首先在不牺牲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基础上顺应这一潮流，然后，借助于全球化的大趋势，来扩展我们与国际社会的文化学术交流和对话，在这种对话的过程中，逐步影响我们的国际同行。我们所从事的比较文学，也绝不仅仅局限于中西方文学的比较，还应包括中国与亚洲邻国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学的比较，甚至包括与非洲的后殖民地文学的比较研究，当然也应包括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比较。总之，这种比较应是跨文化、跨文明和跨学科的，从而使得我们的文学研究真正是一种全方位和立体式的。在这方面，全球化正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跨文化和跨学科的多维平台。

【注释】

(1)这可以从布鲁姆《如何阅读和为何阅读》（How to Read and Why，New York:Scribner，2000）一书巨大的商业成功中见出端倪。

(2)S.During ed.，Cultural Studies Reader，London:Routledge，1993，p.1.

(3)S.During ed.，Cultural Studies Reader，London:Routledge，1993，p.2.

(4)Cf.Vincent B.Leitch，“Cultural Studies:United States”，in Michael Groden and Martin Kreiswirth，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Bald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4，p.179.

(5)戈莱梅·透纳:《英国文化研究导论》，唐维敏译，台湾亚台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298页。

(6)曹顺庆:《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东方丛刊》，1995年第3期，第218页。

(7)Cf.Emory Elliott et al.eds.，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and Sacvan Bercovitch et al.，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Vol.1，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8)Edward Said，Ref 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73.

(9)关于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新的危机，参阅Jonathan Culler，“Comparative Literature，atLast！”，in Charles Berheimer ed.，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Baltimore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p.117。

(10)关于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可能达到的互补关系，参阅Michael Riffaterre，“On the Complementarit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pp.66- 73。

(11)Cf.Haun Saussy ed.，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Baltimore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尤其是主编者那篇带有导论性的长文。

(12)这方面尤其可参见王宁的几篇英文论文:“Confronting Globalization:Cultural Studies versu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Neohelicon，XXXVIII/1（2001）:55-66；“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Globalism:A Chinese Cultural and Literary Strategy”，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41.4（2004）:584- 602；以及“Comparative Literature”，in Roland Robertson ＆Jan AartScholte eds.，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New York ＆London:Routledge，2006，pp.196-198。

(13)这方面的一个突出成果就是由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持的大型国际合作项目多卷本《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比较文学史》（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uropean Languages），由荷兰约翰·本杰明出版公司出版，目前尚未出齐。

(14)见詹姆逊:《当前时代的倒退》，王逢振译，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