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与文化软实力

时间：2022-07-31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旧识新论，层垒叠进，影响、平行与跨文明研究共同构成了比较文学的基本学科理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一直是在比较文学危机的应对中成长起来的。但是如果我们跳出纯学术的立场，把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放在整个国际关系及发展史上看可以看到，文化软实力的较量是比较文学发展的另一条线索和发展动力。一．法国学派与影响研究比较文学在萌芽之初，其实就和各国的“软实力”较量分不开。

经过百年风雨，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文学的发展有一条明晰的学术链：即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到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再到中国学派的跨文明研究。旧识新论，层垒叠进，影响、平行与跨文明研究共同构成了比较文学的基本学科理论。

学术链条是清楚的，那学术发展背后的动力呢？当然有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本身发展的原因。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一直是在比较文学危机的应对中成长起来的。从克罗齐的挑战，到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到韦斯坦因“单一文明才可比较”的论断，促使比较文学学者不断地思考、完善比较文学理论，催生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和中国学派的跨文明研究与变异研究。但是如果我们跳出纯学术的立场，把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放在整个国际关系及发展史上看可以看到，文化软实力的较量是比较文学发展的另一条线索和发展动力。

比较文学的发展始终贯穿着世界主义胸怀与民族主义情绪的二律背反。一方面，世界融合、沟通共识一直是比较文学的理想和抱负。自歌德伊始，就倡导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歌德在1827年1月31日和爱克曼谈话时说：“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1]20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作了进一步深刻的论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钱钟书先生也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3]（《谈艺录·序》）另一方面，实际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却总是流露出民族主义倾向，因而常常受到比较文学学者的攻击。其实，从文化软实力较量的角度来看，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是不可避免的。

“软实力”（Soft Power，也译作“软力量”）是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来的。约瑟夫·奈教授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仅包括经济力量、科技力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还包括“软实力”。“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它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4]，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将文化作为一个国，家强弱盛衰的晴雨表，“审乐以知政”，古已有之。《礼记·乐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毛诗序》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因此先秦才有观风、采诗，之说。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十五国之风，他的品评就是从政乐相通的角度出发的。

纵观文学发展史，尚且以文论世，何况比较文学？把各国的文学放到一起，论其渊源影响、风格气质等等异同，岂能不连带各国国力、风俗、文化、政治等等因素的较量？这也是比较文学研究与国别文学研究的区别所在。基亚说：“人们对英国和德国的影响进行较多的研究，而对意大利，尤其是西班牙和俄国的影响进行的研究较少。这是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前两个国家从十八世纪开始就是最重要的：在我们有文化的同胞中很少有人读过卡尔德隆的作品，但几乎所有的人都读过《哈姆雷特》和《维特》。”[5]因此，文学的传播和研究是和国家的实力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跨国界间的比较文学研究就不可能只是纯粹的学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从各国之间的软实力较量看比较文学学的发展史，才能探索深层次的学科发展动力与发展特征，才能更看得出名堂。

一．法国学派与影响研究

比较文学在萌芽之初，其实就和各国的“软实力”较量分不开。如法国学派创始人之一巴登斯贝格所说：“起初大多数的情况是这样：爱国主义的敏感性把原来学说上、习惯上和趣味上的对立情况加深了。国别文学一被唤醒，意大利人、法兰西人、德国人和英国人，各自玩弄了一种归根结蒂为了鼓励本国文学创作的手段，今天，当这些作品开出丰硕果实的时候，他们又尖刻地将它们的价值进行比较，而这些价值又往往是无法估量的，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证明什么？证明莎士比亚的成就高于或低于高乃依；证明现代的古典主义是否真正的古典主义；证明法兰西人绝不可能了解但丁。”[6]因此，巴登斯贝格反对两者之间的任意比较：“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点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证的明晰性。”[7]因而，他不做无根的价值比较和判断，而是用自己扎实的实证研究把比较文学引上了科学的影响研究之路。梵·第根也说：“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学科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总之，‘比较’两个字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含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含义。”[8]但是，不要比较，不论优劣，科学的实证的影响研究就真的没有“爱国主义的敏感性”，没有“软实力”较量的影子吗？

罗大冈先生说：“法国人自己常常大言不惭地说：巴黎是世界文化的首都。……假如你不喜欢‘首都’二字，至少你得承认巴黎是全世界文化，文学，艺术的中心。”[9]实际上，18世纪以后的法国的大国地位主要是由于它的文化所奠定的。从路易十四时代起，法语就是优雅的、上流社会的语言，所有欧洲国家的国王、亲王、知识分子都讲法语，所有国际间的条约都用法语写，一直到1919年凡尔赛条约的签订。法国“戏剧家朱尔·克拉勒蒂直截了当地说过：‘确保我们国家在世界上拥有霸权的是文学艺术，是小说，是历史’。”[10]

从法国文化中心主义的背景下解读法国学派倡导的影响研究，它就不再是纯粹的“科学”的立场了。为什么“最早倡导比较文学和总结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其实并不是（或并不仅仅是）法国学者”[11]，而“法国学派”却引领了比较文学的发展方向呢？在比较文学蹒跚学步之时，在比较文学遭遇克罗齐“我不能理解比较文学怎么能成为一个专业？”[12]的攻击时，法国人站出来了，说：“比较文学并非比较，比较文学实际只是一种被误称了的科学方法，正确的定义应该是：国际文学关系史。”[13]法国学派把比较文学从随意性、普遍性、可比性等等泥潭中拉了出来，给了它一条简单明了而又直截了当的路：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在这条影响研究的道路上，法国人资源丰富，有话可说，能充分体现和证实法国“文化软实力”的成就，找到民族自信心和文化优越感。基亚说：“就像我们研究我们文学所欠的外国债务那样，也要记住我们的文学是在什么时候和朝哪个方向变成外国文学的债权人的。”[14]因此，法国学者一方面做了大量的实证性的影响研究的工作，如泰斯克特《卢梭与世界文学的起源》（1895），巴登斯贝格《歌德在法国》（1904）、《巴尔扎克的外来影响》（1927），阿扎尔《法国在意大利的影响》（1934）、《欧洲意识的危机》（1935）等等，一方面不断探讨丰富了“比较文学”的定义，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进行了归纳整理，如巴登斯贝格《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1921）、梵·第根《比较文学论》（1931）、基亚《比较文学》（1951）等等，使得影响研究成为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旗帜。

实事求是地说，法国学者的影响研究既包括法国对他国的影响，也包括他国对法国的影响。这不奇怪，因为欧洲各国间的文化输出与输入都很频繁。奇怪的是基亚在《比较文学》中讲述“外国作家在法国”这一节时专门写在前面的话：“下面这些篇幅可能会使人们认为比较文学多注意研究外国文学对法国的影响而不那么注意法国文学对外国的影响。此外，人们还相信狭隘的民族主义沾染文学评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其实应该避免这种误解。在写给接受法国文化的读者们的书中，主要只提到用法文写成的作品是可取的，也是正常的。而且对法国比较文学工作者来说，从巴尔扎克或纪德的作品中寻找出异乡风味的痕迹总比从梅利德特或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找出法国的痕迹更为容易。出现从事这个方向的研究工作比从事另一个方向的研究工作多的现象，是一点也不奇怪的。”[15]从这一段“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基亚的比较文学研究是紧紧地围绕着法国文学的文化输出展开的，因为法国文学的声誉就是法国文化的声誉，法国文化的声誉就是法国的声誉。当时虽然没有“软实力”这个词，但是法国比较文学借助影响研究，以科学实证的方式证明法国文化乃至法国的影响力的心态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以法国文化为中心的“法国文化沙文主义”研究方式，成为美国学派攻击法国学派的切入点。在进行“国际文学关系史”的研究时，法国学派为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动机所鼓动，在比较文学研究中计算国家文学关系的外贸总额，计算自己国家在文学与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二．美国学派与平行研究

虽然美国的比较文学发展也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30年，但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崛起却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情。美国学派是以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1958）为标志登场的，而《比较文学的危机》又是以对法国学派的挑战而登场的。

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韦勒克一针见血地指出：“近50年来，在‘比较文学’的心理动机和社会动机方面，存在着一种矛盾的现象。比较文学的兴起是对十九世纪学术界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反动，是对法、德、意、英等国很多文学史家的孤立主义所表示的异议。……但是这种充当两国之间的中间人和调停者的真诚愿望，总是被当时当地狂热的民族主义所淹没和歪曲。”[16]韦勒克接着举例说明法国学者在比较文学研究背后的这种“民族主义”的“心理动机和社会动机”：“读一读巴登斯贝格的自传《众生之一》，我们就会感受到他每一活动后面的基本的爱国主义冲动。”[17]“伽列在《歌德在英国》的导言中论证，歌德属于整个世界，而作为莱茵河的儿子，他尤其应属于法国。”[18]因而，韦勒克把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称为文学间的“贸易交往”：“法、德、意等国很多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基本爱国主义动机，造成了使比较文学成为文化功劳簿这样一种奇怪现象，产生了为自己国家摆功的强烈愿望——竭力证明本国施与他国多方面的影响，或者用更加微妙的办法，论证本国对一个外国大师的吸取和‘理解’，胜过其他任何国家。”[19]

韦勒克的攻击无疑正中法国学派的软肋，揭示了其“法国文化沙文主义”的实质，但这更是美国学者的软肋。对于法国学者来说，影响研究将文学研究变成历史研究的问题确实存在，而且以比较文学研究之名为己国文学记功的痕迹也太明显；但对美国学者来说，面临的却是国史不长、无功可记的尴尬场面。影响研究无疑是以法国之长比美国之短。如果要搞实证的影响研究，那美国只有讲欧洲对它的影响。这对从英国依附下独立出来的美国学者来说，肯定是不愿意的。正如韦勒克自己所说：“这种文化扩张主义，甚至在美国也可以见到，虽然总的说来，美国对它有免疫力。这一半是由于美国值得炫耀的东西比人家少，一半由于它对文化政治不如别的国家感兴趣。”[20]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是真，对“文化政治不如别的国家感兴趣”就不见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从战前的经济大国，一跃而成为政治、经济、军事大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盟主。美国在国际政经舞台的中心地位，必然要求国际文化上的中心地位。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时，美国从欧洲及世界各地接受了大量移民，包括许多自然及人文学科的文化精英。他们带来多元文化的撞击与融合，使得美国的文化软实力大大提高。因此，在具有国际交往意义的比较文学的舞台上，成为世界强国的美国自然要求发出自己的声音。

因此，美国学派力主打破局限于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展开各国文学之间相互对照比较的平行研究，把比较文学研究从文学史研究恢复到文学批评的研究，并把“文学性”作为比较研究的准绳：“我们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21]“文学性”是“新批评”学派本体论批评的理论核心，而美国正是“新批评”学派的重镇。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1949），把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反对对于作家生平、心理、社会以及思想渊源等的外部研究，主张立足文学作品本身，对于作品韵律、风格、象征以及体裁等的内部研究。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在“新批评”看来，正是他们所认为文学批评所不应该做的文学的外部研究。因而，比较文学围绕着“文学性”问题重新调整发展方向，与“新批评”的理论正好契合，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就很有言权，而他们的发言无疑提升了美国的文化软实力。

当美国正迈向世界盟主的宝座的时候，比较文学美国学派也以一种“世界主义”的姿态，反对“民族主义”，突破法国学派的历史局限，把法国学派所捐弃的“比较”还给比较文学，倡导跨国乃至于跨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客观来讲，平行研究是对影响研究的补充，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完善和进步。但比较文学早期所遭遇的可比性的危机却依然存在。因此，美国学派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很矛盾。雷马克一方面给出比较文学的定义：“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22]一方面又忧心忡忡：“比较文学要是成为一个几乎可以包罗万象的术语，也就等于毫无意义了。”[23]雷马克本人试图通过“系统性”加以限定，但这显然是根本不起作用的，不值一驳。韦斯坦因试图压缩战线，把“世界主义”替换为“西方中心主义”，把东方文明摒弃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之外。韦斯坦因说：“我对把文学现象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方能在思想情感、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24]。按照韦斯坦因的观点，东方文学，包括中国文学，都被排斥在比较文学研究之外了。换句话说，也就是东方文化（包括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不被承认，被悬置在国际学术舞台之外。

韦斯坦因的观点虽仅是其一隅之见，但对东方学者的触动却是非常大的，因为它从根本上撼动了东方学者的学术根基，是长久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缩影。赛义德在《东方学》中就批判了“西方中心主义”下所隐含的“西方”对“东方”的“权力关系”：“东方学不是欧洲对东方的纯粹虚构或奇思，而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蕴含着几个世代沉积下来的物质层面的内涵。”[25]“东方”不是一种自然存在，而是“西方”的一种创造，这种创造自然是以“西方”为核心的。美国学派貌似公允的平行研究的背后还是有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韦斯坦因的观点就是其中的代表。韦勒克也不由自主地把比较文学的视野局限在西方文学传统内部：“比较文学在克服国别文学史所造成的人为孤立方面，有着很大的功绩。它认为连贯的西方文学传统，交织在无数相互关系的蛛网中。这一思想显而易见是正确的。”[26]但是，被“遗忘的”在西方文学传统之外的非西方学者，就能强烈感受到韦勒克的“视野局限”，打破“西方中心主义”、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就成为非西方学者的呼声。阿拉伯学者希莱勒的《比较文学》（1953年）着重从阿拉伯文学对外国文学的影响的角度来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前苏联学者日尔蒙斯基也说：“这种与苏联历史科学的精神相适应的真正的‘总体’文学必须克服传统的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使它成为真正全世界的，而不单是全欧洲的文学史。”[27]

一方面要破，破除“西方中心主义”；一方面就要立，拿出自己的学科建设理论。比较文学是国际软实力较量的舞台，各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都或多或少地意识到这一点，纷纷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试图有所建树。如前苏联学者维谢洛夫斯基、日尔蒙斯基、康拉德等试图以“类型学”理论创建“俄苏学派”；阿拉伯学者希莱勒试图以文学流派的比较研究作为自己的理论特色；日本学者小林路易试图建立以翻译文学为核心的“日本学派”，因为日本是一个翻译王国……这些探索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有一定的补充，但其实都没有突破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所编织起来的一纵一横的理论框架，因此，这些“学派”和理论特色在国际上都难以产生广泛影响。

三、中国学派与跨文明研究

中国的比较文学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伴随着中西文明的冲突自然而然展开的。从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前辈学者开始，就从文学、文化、民族性格、思维方式等各方面探讨中西的差异。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建设相对较晚。1937年戴望舒翻译了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这是中国学者接触到的第一部比较文学理论著作。1983年在天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比较文学学术讨论会，1985年在深圳成立了全国比较文学学会，中国比较文学越发展越意识到理论的危机。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虽然可资借用，但毕竟是法国和美国的学者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对我们来说就不那么合身。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发展打开崭新的局面，中国学者构想着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蓝图。但是一个学派的创立要有自己的理论框架作为支撑，“中国学派”呼之欲出却无甚头绪。这时候，台湾学者以“阐发法”举起了“中国学派”的旗帜。

“我国文学，丰富含蓄；但对于研究文学的方法，却缺乏系统性，缺乏既能深探本源又平实可辨的理论；故晚近受西方文学训练的中国学者，回顾研究中国古典或近代文学时，即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由于这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即涉及西方文学，而其援用亦往往加以调整，即对原理与方法作一考验、作一修正，故此种文学研究亦可目之为比较文学。我们不妨大胆宣言说，这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派。”[28]以“阐发法”为中国学派的旗帜，让中国学者如喉头上哽个苍蝇，脸憋得通红却说不出话来。说不出话来是因为“阐发法”确实有用，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就是用叔本华的理论来阐释《红楼梦》，而且也是现当代中国文论的实情，如我们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来解说中国古代文学。如鲠在喉是中国学者怎么也不甘心中国文学沦为西方文论的注脚！况且西方理论产生于西方文学的土壤，用于阐释中国文学也难免削足适履。“阐发法”引起学界的论战，最后以折中的“双向阐发法”告一段落，其实只是换一种说法而已。“双向阐发法”没有顾及到中西异质的阐发变异，也不能掩饰其“双向”之中偏向于“以西释中”的实质。“阐发法”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顾及到民族自尊心，没有顾及到自身形象，没有顾及到中国文化软实力。试想以“阐发法”为旗号，仰人鼻息，没有自家的硬气，怎么在国际学界抬得起头来，怎么支撑得起中国学派？

近百年来的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固然有以西方理论阐发中国文学的现象，但更为广泛更为深层次的是中西文化模子的交流与碰撞。这是西方比较文学学者接触不多的问题，但却是中国学者在近现代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美国等国家的文学，都是在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中孕育发展出来的，而中国文学与之迥然不同，它来自于另外一支自成体系的古老文明。中国比较文学一走上国际比较文学的舞台，必然带来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与鸿沟，而这才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立足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础和基本特色是‘跨文化研究’，是在跨越中西异质文化中探讨中西文学的碰撞、浸透和文学的误读、变异，寻求跨越异质文化的文学特色以及文学对话、文学沟通以及文学观念的整合与重建。”[29]

跨异质文化、跨文明研究是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与西方比较文学学者不同的历史遭遇和使命，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的特色和亮点，理所应当地成为中国学派最耀眼的旗帜：“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已经跨越了两堵‘墙’：第一堵是跨越国家界限的墙，第二堵是跨越学科界限的墙。而现在，我们在面临着第三堵墙，那就是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墙。跨越这堵墙，意味着一个更艰难的历程，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更辉煌的未来。”[30]跨文明研究才可以真正地打破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西方中心主义，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关注世界各大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阿拉伯文明等等，研究它们的交往与冲突，对话与和谐，并深入比较各文明间价值信仰、思维模式、民族风俗等文化模子的异同。值得注意的是，在跨文明研究中，各文明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它们各有特色，各自有各自看待世界和解释宇宙的方式，但是它们之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文学是一个国家在一个时期文化的浓缩，文明的见证，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也就给了各大文明对话交流的舞台。也就是说，跨文明研究打破西方中心主义，让非欧洲文明也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示自己的形象，提升自己的文化软实力。

发展文化软实力，是我们国家的战略目标。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31]。

提高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途径就是文化输出，增强我们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季羡林先生说：“当年鲁迅主张‘拿来主义’，我们现在要在拿来的同时，大力张扬‘送去主义’。你不来拿，我偏要送给你。但送之必有术。”[32]五四时候，我们积贫积弱，关注的是如何奋发图强，因此我们要从西方“拿来”！但“拿来主义”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弱国心态，认为自己的东西是不行的。多年来，我们一直是以一种“拿来主义”的眼光与世界交流，热衷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乃至“先进”文化知识：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到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到杜威的实用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到改革开放以后形形色色的西方各式理论，学来学去发现我们自己失语了。因此，我们不能一味地“拿来”，更不能让“拿来主义”冲击了我们自己的文化建设。我们在“拿来”的同时还要“送去”，就像季先生说的“你不来拿，我偏要送给你”。有来有往，有“拿”有“送”才有交流，才有对话。而交流对话，就是比较文学的根本特征。

“送去主义”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当年周恩来总理出访日内瓦（1954年），带去的是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随行人员怕外国人看不懂，做了一份详尽的剧情介绍，周恩来却说：“没有人会看这么长的介绍，通通不要，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他任何解释。”果然获得演出成功。实际上，这是一个生动的比较文学个案，这也就是季先生说的“送之必有术”：“其术在首先认真钻研我们这一套植根于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文论话语，自己先要说得清楚，不能以己之昏昏使人昭昭。其次则要彻底铲除‘贾桂思想’，理直气壮地写出好文章，提出新理论。只要我们的声音响亮准确，必能振聋发聩。这样一来，我们必能把世界文论水平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只有这样，我们才对得起中国几千年的优秀的文论传统，对得起我们的先人，对得起我们的后世子孙，对得起全世界的人民。”[33]

这也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宗旨。我们拿什么送出去？我们所学习的西方文论？不，我们要拿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的民族特色，我们的传统文化。西方学者看重的是朱光潜的《诗论》，而不是他的《西方美学史》。“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所以周恩来参加联合国会议选择的是最具民族特色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正是因为有文化异质性，才能实现文化互补，所以才有文化输出的必要性。如果说法国学派的文化输出是打造世界文化首都的需要，美国的文化输出是打造世界盟主的需要，那我们的文化输出是融入世界的必然步骤，个中都蕴含了文化软实力的强大功用。

文化不是石油，输出就没有了。文化输出可以增进国际上对我们的了解，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促进国际间的交往对话。中国比较文学打出跨文明比较的“中国学派”学科理论，在国际比较文学界获得承认，就是为国家软实力的发展作贡献。通过对中西异质文明的对比研究，让世界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使我们更加和平友好地共处，就是为形成“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当代世界文学与文化格局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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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法] 巴登斯贝格著，徐鸿译：《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见于永昌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3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8]　[法] 梵·第根著，戴望舒译：《比较文学论》，1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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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法]让－皮埃尔·里乌、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著，吴模信、潘丽珍译：《法国文化史·第四卷》，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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