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研究与中国比较文学

双向融摄：跨文化研究与中国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最新学术动向

1996年8月在中国长春召开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文学与文化的距离”，各分议题也从不同侧面突出强调了文学的文化功能，作为一种自觉而清醒的学术选择，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学术思路，反映了当今国际学术界的发展态势，也与国际潮流暗合。国际比较文学学会1997年莱顿年会筹委会在关于大会主题“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的有关说明中指出：“1997年莱顿会议的主题之所以选择‘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是因为想借此来凸现文学作为文化载体的作用。事实上，文学的这一功能似乎极为显而易见，但是由此而引发的许多复杂的问题都被忽略了。这些问题包括：确切地说，什么样的文化现象在文学中，去通过文学去由文学保存下来了呢？文学是偶尔，还是经常，还是总是充当一种歌颂传统、秩序，甚至永恒的媒体呢？这是一件好事吗？还是正好相反，这成了控告文学（抑或一般意义上的美学）的理由？文化记忆和文化遗产的分界线在哪里呢？换言之，文学和记忆都跟过去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关系，它们对它们所记录的材料都是有所选择、加工，甚至改变、扭曲，以至纪录的结果往往大相径庭。如果文学和记忆果真以其不同的方式如上所述地记载历史的话，那么，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时，它们又保存了什么样的‘真理’呢？此外，文学不但保存了文化，而且它本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可以创造文化。”显然，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是一种学术范式的跳跃与转型，也是一种历史性的转化和比较文学科学品位的提升，旨在超越文学的“表层的事实价值层面”和“内在的意义追究”，迅速向“普遍的文化价值层面”推进，使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价值得以充分发挥。所以，当国际学术界普遍将90年代所谓“后文学时代”的全球话语认定为“文化研究”时，中国比较文学界突出比较文学的跨文化功能无疑是对国际学术潮流的一种积极应答，从此，作为学术背景的文化在文学研究中将逐渐走向前台，成为研究重心，而跨文化研究也将在世纪之交成为国际国内比较文学研究更新发展的显性话语。

最近，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先生在一篇题为“比较文学的国际性和民族性”的文章中首先勾勒出了比较文学研究当下的学术背景。她指出：“随着后殖民阶段的到来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广泛影响，比较文学这一学科正在呈现出空前未有的蓬勃生机，预示着未来的更大发展。西方中心论的隐退带来了多元文化的繁荣，形成了比较文学的新的国际性；后殖民主义的深入人心，使得各民族返本归原，充分发掘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大大地丰富和发挥了自己的民族性；更重要的是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信息高速公路、电子邮件等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通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任何自我封闭、固守一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这一切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比较文学可以不再局限于同质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是在欧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异质文化的比较中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广阔空间。事实上，我们正经历着一场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其深刻宏伟的工业革命和文化转型，过去得到广泛认同，以为无可置疑的默然常规都已受到挑战而变得不确定。比较文学面临着民族文化复兴与多元文化共存的种种复杂的新问题和悖论，只要迎接挑战，提出新的理论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比较文学就会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乐黛云教授看来，以跨文化研究为其根本命脉的比较文学正处于后殖民阶段，由于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广泛影响、西方中心论的隐退，遂使快捷的跨文化传通成为可能，这种深刻的文化转型势必构成比较文学当下的学术背景，即民族文化复兴与多元文化共存。乐先生认为：“在后殖民状况下，多元文化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各民族文化的新的繁荣。这就使非西方民族有可能用现代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加以新的诠释，使之为其他民族所理解，对人类文化发展作出贡献。”但是民族文化的复兴与多元文化的共存应以罢黜西方殖民主义的文化霸权为前提，交融耦合的基础是平等对话，因此保持一定的文化距离也是上述学术背景赖以存在的重要前提，当然，毋宁说这也是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对此，某些西方学者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任会长查尔斯·伯恩海默在《世纪转折点上的比较文学》一文中就特别强调，“比较学者应对所有民族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保持敏锐的体察，因为正是这种差异为比较研究和批评理论提供了基础。”他还要求要更多地考虑“一种母语在创造人的主体性、构建认识论的模式与幻想、群体生活的结构、锻造民族性的特质、表达对政治和文化霸权的抵抗和接纳的态度时所扮演的角色”。然而，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界来讲，值得注意的倒不仅仅是像伯恩海默这样的西方学者所表述的观点，而是他们在表述类似的观点时所采取的态度，因为正是这种态度标志着西方中心论的隐退或者说是西方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在后殖民状况下的消解，没有这种隐退或消解就不会促进多元文化的繁荣，而文化民族性的湮灭就会导致跨文化研究大厦的崩塌，比较文学就不再有存在的理由了。

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中外学者都在进行严肃的思考，而思考的焦点自然就是文学或比较文学的非殖民化这个问题了。意大利著名比较文学学者阿尔蒙多·尼希曾经指出：“如果对于摆脱了西方殖民的国家来说，比较文学学科代表一种理解、研究和实现非殖民化的方式，那么，对于我们所有的欧洲学者来讲，它却代表一种思考、自我批评及学习的形式，或者说是从我们自身的殖民中解脱的方式。这并非虚言，条件是我们确实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后殖民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前殖民者应学会和前被殖民者一样生活、生存。我说的‘学科’与西方学院体制的专业领域毫无关系，相反，它关系到一种自我批评，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教育、改造。这是一种苦修。”显然对于已经习惯了“文化殖民化”的欧洲学者而言，要让他们接受比较和“苦修”的逻辑，摆脱自身的殖民倾向，的确很不容易，因此尼希教授特别强调：“对于一个欧洲知识分子来说，这确实是今天最迫切、最重要的精神任务和批评任务。”尼希教授的意见显然代表了欧洲大陆比较文学发展的最新动向，对此乐黛云教授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她明确指出：“从曾经被殖民或半殖民地区的视角来看，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后殖民的全球语境下，如何对待自身的传统文化的问题。”她认为正确的做法应是摒弃“极端的民族情绪”，在“文化部落主义”的道路上迷途知返，在互补、互识、互用的原则基础上达到异质文化的交融与共摄，而这“正是后殖民时代比较文学的新的国际性的基础”。在乐黛云教授看来，除了心态的调整，还有两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思考，一是用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去和世界交流，二是如何交流，通过什么方式交流？她认为文化应是动态的“将成之物”，而不是一堆化石或陈迹，作为“既成之物”记载着既往的历史，因此我们用以和世界交流的“应是经过当代意识诠释的、现代化的、能为现代世界所理解，并在与世界的交流中不断变化和完善的中国文化”。至于如何交流，用什么方式交流的问题，关键是要有相互沟通的话语，因为文化接触首先遇到的就是用什么话语沟通的问题。“所谓话语，也就是双方都能认同和理解的一套言语规则。”乐先生认为：“在这种寻求解答的平等对话中，可能会借助旧的话语，但更重要的是新的话语也会逐渐形成。这种新的话语既是过去的，也是现代的；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在这样的话语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世界各民族就会达到相互的真诚理解。”

令人欣慰的是，回顾近二十年比较文学的发展史，我们看到这种具有高度文化通约性的中介话语通过理论形态正在逐步形成。对此，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伯恩海默教授综观全局，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比较的焦虑》一文中指出：“受福柯的影响，与权力的控制相联系的话语分析，替换了感到过于独立自足的修辞研究；受巴赫金的影响，语言更多地被视为一套套差异巨大的话语，它们是在社会差异和冲突中产生，而且就是社会差异和冲突的产物，而不是索绪尔所说的自足的结构；受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本亚明的影响，物质社会实践被视为复杂的心理诗意功能的表现；而较年轻的批评家们也发挥出极大的影响力，它们表明了文学形式如何植根于总体历史与意识形态之中，这里仅举几位杰出者：爱德华·赛义德、G·斯皮瓦克，触发了人们对目前正迅速发展的殖民和后殖民研究的兴趣；F·杰姆逊表明马克思主义分析能富有成效地把后结构主义的洞见运用于文学与文化批评；斯蒂芬·葛林伯雷让学生搜索档案，以寻求能为文学文本提供新的惊人的历史语境的材料。”毋庸置疑，上述理论形态都是处于不断建构过程之中的新的中介话语，它们都能为对话的双方提供异质文化所不能提供的能够相互认同与理解的言谈规则。当然，除上述话语系统以外，近年来美国学者以文学理论为核心、法国以形象学、心态史为重点，都在致力于建构跨文化的学术话语，为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置身于当下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中国学者兵分二路，正在实践着乐先生所提出的学术主张，同时也对国际学术界作出了积极的应答。从中国学者近两年的研究取向来看，一部分学者正在从事比较诗学的研究，另一部分则以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见长，虽然各自的学术切入口不尽一致，却有着共同的学术追求。他们都在梳理中国传统文化，试图重新建构中国本土话语并移之与西方话语通约，为最终建立为异质文化所认同理解的言谈抑或语法规则而作出自己的贡献。这种学术操作从学理上看具有跨文化性质，不啻世纪之交跨文化情结在中国比较文学界的具体呈现。据统计，近两年中国学者在比较诗学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包括曹顺庆的《诗学话语与中外文论对话》，李春青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的主体之维》，陈跃红的《中国古典诗学特征与诠释的有限性》，傅勇林的《以少总多说与中西诗学的双向融铸》，杨乃乔的《东西方诗学的本体交汇点——经学中心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等。这些论文的共同特点是着力研究并试图重新梳理中国诗学传统，挖掘中国诗学的元命题，探索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制约下这些元命题的真正内涵、历史发展、理论特征和操作规则，同时引入西方的有关诗学理论和作品，以检验这些命题的渗透力和兼容性，力图证明在世界诗学的大框架之中，这些命题仍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除此之外，这些论文还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摒弃时下逐为流弊的“比较”研究，而将中西诗学提高到“对话”的层次，意不在援西释中或以中格西，而在中西诗学的平等对话，以求视野的融汇，最终掘出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的通约性和受制于这种通约性的跨东西文化的共通的文学规律；这些论文的第二个特点是具有本体论意义，学者们都将目光投回到中国古典诗学元命题的“原生代”或“原创期”，探幽索微，钩玄提要，同时阐释发见，以揭示这些元命题的理论特征和可操作性，这样就使这些研究具有真正科学的性质。综观这些论文，都不同程度地触及了中国诗学具有极强涵括力和理论归约性的研究课题，如能将这些命题用以和西方诗学平等地对话，则必将激活世界诗学，通过有机的整合，为建立跨文化的“共同诗学”体系作出应有的贡献。

近年来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迹象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化化”，有人甚至将90年代所谓“后文学时代”的全球主流话语认定为“文化研究”，这当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跨文化性质使之然。而以跨文化研究为使命的中国比较文学界迅速感知国际研究前沿的变化，也从神话原型理论、文化人类学、人类学诗学等理论立场出发，着力探讨跨文化交往中的同质与异质性问题，同时分别就文化转型期价值与精神的重建、东西方和多元文化中的文学经典、文化相对主义与中国、后殖民主义与本土话语等论题进行较为深入的讨论，为重铸中国学术品格、建构跨文化的共通的学术话语勉力而行，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当然，这种关注缘由于内在的历史要求，除了世纪末的文学研究正面临重大调整，文学研究的概念、范围和自身建构的理论意义等都在发生变化以外，世纪之交后殖民阶段的到来促使民族文化复兴、多元文化共存也是跨文化研究成为全球主流话语的一个重要原因，其理论基础是以“宽容哲学”为理论内核的“文化相对论”，认为并不存在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元文化模式，世界各民族文化都呈异态分布，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因此在寻求全球共享文化价值的过程之中进行跨文化研究抑或深掘本土话语以求异质文化的交融共铸便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综观近年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轨迹，更可看出这种历史的大趋势。比如1991年第13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的主题是比较文化意味浓厚的“欲望与幻想”，各专题研讨也多渗透着文化研究和文化人类学的学术因子；1994年第14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的主题是“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其跨文化研究性质不言而喻；而1997年将要在荷兰召开的第15届大会则直接将大会主题定为“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可见中国比较文学界倡导并进行跨文化研究本身就是顺应国际学术潮流而作出的清醒的学术选择。有鉴于此，中国比较文学对文化研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近年的研究涉及比较文化、文化对话、中外文化关系、海外华人文化、人类学与文学等领域。不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群近年来十分活跃的学者，他们借鉴当代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具有相对普遍适应性的原型、象征等模式出发，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逐步提升到文化模式的发现与概括，一方面使向以微观考释见长的国学传统向“文化破译”转化，借当代人类学普遍模式的演绎功能使传统考据学所不能彻底认识的远古文化“密码”在跨文化的比较分析和透视下得到破解，一方面转向对人类普遍思维模式的研究，让长期以来仅限于单一文化范围内的传统训诂、文献学研究在世界大文化框架中重新定位，力图从总体文化的角度寻觅人类文化的共享价值，从富有历史纵深感和阐释力度的深层破译和理性索解之中追求中外文化的融通。关于这种性质的跨文化研究，叶舒宪教授显然具有比别人更为清醒的认识。他曾经说过：“比较的视界仅仅停留在‘文学’本身，未能深入到文化整合要素中去，因而也就不能升华到比较文化的透视高度……‘文化’视角的引入是解放学科本位主义囚徒的有效途径，使研究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说：比较文化研究未必是比较文学，但有深度有洞见的比较文学研究自然是比较文化。换言之，比较文学研究若能得出具有文化意义的结论，那将是其学术深度的最好证明。”显然这是在世纪之交后殖民历史语境下所作出的明确的学科定位，始终萦绕于怀的仍然是勃然流溢的跨文化情结。叶舒宪与其同道一贯的学术思路是：“从对单一的文化对象的调查和实证性研究转向对文化系统——蕴含着意义、象征、价值和观念的系统——的总体把握，并将跨文化的比较分析逐步提升到文化模式的发现与概括。”与此相呼应，知名学者萧兵先生也不断地重申这个群体的学术主张及其对跨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其他如徐新建、彭兆荣等从不同的角度强化或实践着这种学术主张，说明文化人类学抑或比较文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已在我国各个层面展开，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逐渐向纵深推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尤其让人感到欣喜的是，一批学术功力深厚、颇有建树而又深谙国学传统的学者也相继加入了这支队伍，可以肯定这将提高我国跨文化研究的科学品位和学术深度，促进中西学术的会通与交融，为构建跨文化的人类普遍思维模式、深掘人类的共享文化价值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撑、铺垫深厚的学术背景。比如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臧克和先生“多蒙钱钟书培植，学以日进，述作斐然”，近年先后撰成《语象论》《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等书，“影响所及，播及海外”；另有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博士导师王小盾教授也于最近发表了《汉藏语猴祖神话的谱系》等论文，“为一种特殊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试验标本”，他利用生物学以及语言学描述种系发生树的实践经验，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分布在汉藏语18个民族中的45例猴祖神话作了分类描写，然后又在这个基础之上，对汉藏语“猴”这个名称的语言学资料作了系统考察，将其归纳为五个符号类型，构拟了五种共同母语形式，进而给出了相应的谱系分类，并通过对这些分类体系的解释，着重论述了中国猴祖神话的不同历史形态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其中各思想要素的源流，为发掘异质文化共通的文化模式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当然，目前尚不能准确地判定文化人类学之于文学研究是出于研究方法的“短缺”，还是由于研究者情感上对于原始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但文化人类学的跨文化研究性质已经使它成了世纪之交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主流学术话语。近年来文化人类学相携诸多“文化概念”对许多传统学科进行了有力的渗透，为这些学科引入了相对宏观的比较视野，使异质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有了宏阔的学术背景，也使民族文化元典的现代阐释成为可能。由于“文化”这个概念经过历史高度的整合，本身又是在全球性视野的背景上逐渐成熟起来的，因此文化人类学又称作“比较文化”，可见没有跨文化的比较就没有这门学科，而没有这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就会丧失历史深度和文化价值，而这又是世纪之交后殖民阶段多元文化共同发展所提出的必然要求，因此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实属历史的必然。

综观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取向，可以看出其主要的特色就是顺应国际学术潮流，以开放的姿态积极研讨了后殖民主义时期在“欧洲中心论”已经瓦解之时比较文学的发展趋向等重大理论前沿问题，学者们对比较诗学、文化人类学等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前者在开掘共同话语，后者在发掘与重构人类共享文化价值，其共同的学术背景是都具有跨文化性质，而内在的动力却是要“重返历史的深度感”，使比较文学学科的价值本体从过去的“表层事实价值层面”和“内在事实价值层面”进一步向由文学意义引出的“普遍文化价值层面”推进，展开真正的多元对话，促进人类文学经验的会通和重新整合。相信以跨文化研究为己任的中国比较文学界今后将一如既往，始终保持其开放的、充满弹性的学科框架，永远以虚怀若谷的吸纳态度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理论结构，以适应世纪之交扑面而来的学术需求，从而以宏观、开放、动态和颇具批判性的学术状态紧紧把握学术发展的命脉，使始终萦绕着跨文化情结的比较文学研究在我国得到长足的发展，以迎接下一个世纪更大的文化挑战。

（原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第58- 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