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形象学与东方主义理论概述

形象学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它诞生于法国，后被中国学者引进，其研究对象尤其适合于小说文本。而东方主义由于涉及与“西方”对立的“东方形象”，因此与形象学关系密切。由于主客观因素，林语堂在异域用异语书写中国形象，有选择地介绍比较正面的中国形象时，难免会带有“自我东方主义”倾向，但这不同于后殖民意义上的西方所建构的“东方形象”。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比较文学形象学、东方主义、自我东方主义理论的简要概述。

一、比较文学形象学

形象学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它诞生于法国，20世纪80年代末在法、德等欧洲国家受到重视，并很快发展起来，对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产生重大影响。自90年代以来，孟华等比较学者在我国陆续译介引入国外该领域的研究成果，逐渐为中国学者所了解，并在比较文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目前，对于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基本认识，兹引当代西方该领域首屈一指的人物德国学者胡戈·狄泽林克（Hugo Dyserink）的一段话：

“比较文学形象学主要研究文学作品、文学史及文学评论中有关民族亦即国家的‘他形象’（hetero image）和‘自我形象’（auto image）。形象学的研究重点并不是探讨‘形象’（拉丁语：imago，法语和英语：image，德语：Bild，俄语：обрaз）的正确与否，而是研究‘形象’的生成、发展和影响； 或者说，重点在于研究文学或者非文学层面的‘他形象’和‘自我形象’的发展过程及其缘由。形象学的出发点是，每个‘自我群体’（we-group）不仅知道自我认同的话语，亦了解认知‘他者’ （the other）的话语，并以自我区别于他者。各种‘形象’话语是‘群体象征系统’或曰‘群体标记’。群体可以指一种文化，且常常指政治形态上的国家，或者一些较小的亚属文化群体。”（狄泽林克，方维规译，2007：153）

可见，比较文学形象学主要研究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与“自我形象”，及其生成的原因和发展过程。“自我”与“他者”总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一方总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正如胡戈·狄泽林克所说：“每一种他者形象的形成同时伴随着自我形象的形成。”（狄泽林克，1993：179）而自我形象的形成，则往往借助于已经存在的、产生于外部的“他者”形 象。

孟华在译介西方形象学的过程中，结合中国比较文学的现状，形成一些自己的认识。她认为比较文学形象学主要研究一国文学对“异国”形象的塑造或描述（representation）（孟华，2001：2），进而指出中国的形象学研究涉及想象理论研究、词汇研究、华人“自塑形象”研究、游记研究。对于华人“自塑形象”，孟华指的是“那些由中国作家自己塑造出的中国人形象，但承载着这些形象的作品必须符合下述条件之一：它们或以异国读者为受众，或以处于异域中的中国人为描写对象”。（孟华，2001：15）这样，形象学中的自塑形象研究为国内外华文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很好的视角。此外，形象学研究中最主要的是小说文本。由此，对于小说Moment in Peking的研究可以借助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探讨其中体现的自塑中国人形象、日本人形象和西方人形象，即小说中塑造的“自我形象”与“异国形象”。

需要说明的是，比较文学形象学意义上的“形象”与通常文学理论意义上作者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中的“形象”一词的涵义并不一致，前者是对后者的泛化：

“这里使用的‘形象’一词，不是一般文学理论意义上倾向于分析个别典型人物的形象，而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形象学兴起后被泛化了的形象。这一形象的范围不限于人，它还可以包括风物、景物描述，甚至观念和言词，总而言之，它是存在于作品中关涉民族与国家的主观感情、思想、意识和客观物象的总和。形象学研究的重点，是文学中的‘异国’形象，和它必然伴生的自我民族形象，以及形象背后隐含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冲突。”（孙良好，2006：267）

二、东方主义与“自我东方主义”

东方主义与形象学关系密切。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或东方学有三种含义：一是作为学术研究学科，任何教授东方、书写东方或研究东方的人都是东方学家（Orientalist），他或她所作的事情就是“东方学”；二是一种思维方式，即东方（the Orient）与西方（the Occident）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此作为思维想象的出发点，建构与东方有关的理论及文学作品；三是作为一种权力话语方式，“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萨义德，2009：4—5）

可见，东方主义或东方学的三种含义都离不开西方对东方的想象或幻想。他们对东方的教授、书写或研究必须首先立足于既定的思维模式，然后用西方的权力话语表达出来。这样，东方主义就与形象学联系起来。正如巴柔指出的“东方主义，这个被西方梦想的东方，它的文学、艺术表述，它的意识形态或想象物，有时被称为异国情调，这些问题都是形象学思考的重要内容”。（巴柔，2001）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源于对东方的当代看法和流行偏见，也源于民族幻想，即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是西方集体想象的产物。集体想象涉及的形象称之为集体想象物，它是文化、权力的参考系。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形象并非一个真实的东方，更多地掺杂了历史、文化和政治因素，是西方君临东方、驾驭东方的工 具。

具体到林语堂及其英文创作，高鸿在《跨文化的中国叙事》中称林语堂的作品中具有无法逃脱的“自我东方主义”。那么，究竟何谓“自我东方主义”？且看高鸿对此的界定：

“‘自我东方主义’是萨义德‘东方主义’的延伸性理解，主要是指东方文化身份的作家，以西方想象自己的方式来想象自己、创造自己，从自己与西方文化的不同或差异里去肯定和确认自我，在跨文化创作中进行‘自我再现’，而这种‘自我再现’往往与西方论述东方的刻板印象，或固定形象，也就是形象学所说的‘套话’发生吻合，形成了与西方口味相同的‘共谋’关系。”（高鸿，2005：109）

东方主义或东方学将“东方”与“西方”地理空间上的差异转向了文化差异的权力关系。它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权力话语方式，一种意识形态。“东方学”的东方，是西方人集体想象构建的产物，是欧洲物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是西方文明的“他者”并与“西方”对峙而存在。那么，“自我东方主义”作为“东方主义”的延伸，具有自身的特点：

1.作者须为东方文化身份的作家，在东西方文化差异与碰撞中寻求身份认同，同时在跨文化写作中进行“自我再现”。

2.它是一种权力话语方式，对东方的描述尽量符合西方人的集体想象，或者“套话”形象，从而与“东方主义”形成共谋关系。

3.具有“自我东方主义”倾向的作家，通常身居海外进行创作，用异域的眼光反观“自我形象”。其作品中的“自我东方主义”的倾向，一般是由作家本人以及客观环境等主客观两方面因素所致。

关于以上第二条，林语堂并非“自我东方主义”可以解释。他在迎合西方社会、争取西方同情的同时，还以积极的态度，树立中国形象，争取世界的同情，为中国文化争取一席之地。因此，林语堂具有“文化自我辩解”的倾向，表现了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面向世界和关心人类命运的人文关怀。这点可以从他在Moment in Peking中塑造的东方形象上得到解释，例如对中国形象的正面塑造和对日本形象的反面描写。或者说，林语堂在为中国抗日战争争取国际同情和援助的过程中，以东方人的身份建构东方形象，有选择地介绍比较正面的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化价值观，让西方人了解和认识，或许某些地方无形中会带有“自我东方化”倾向。但是，林语堂这种为我所需的“自我东方化”倾向，与西方人所建构的东方主义或者后殖民理论所认为的东方文化并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