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学的概述

Newmark （1982）曾经指出：翻译理论源自比较语言学，在语言学领域里，翻译是语义学的一个方面，即所有的语义问题都与翻译理论有关。 自Morris （1938）将符号学分为句法、语义和语用等三个方面以来，语用学和翻译研究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语用学和翻译学是两门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新兴学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两门学科所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语言研究从注重语言结构的分析到注重语言的使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进程见证了众多哲学家的辛勤努力。除了Morris之外，Austin、 Searle、 Grice、 Sperber和Wilson等众多哲学家对语用学的发展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从言语行为理论到当今比较热门的“语用三论”——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无不体现语用学研究离不开对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的研究。无不体现其与翻译的不解之缘。

翻译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主要言语交际活动。人们在翻译活动中实施不同的言语行为，使得语用学理论可能成为其主要的解释工具之一。作为研究使用中话语的学科，语用学能够为翻译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模式和方法。用语用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和方法来对翻译的性质/过程和方法进行分析和描述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为了对翻译过程做出较为客观的分析，西方翻译研究者们从上世纪50年代起开始求助于语言学，通过研究语言的本质、功能、结构及其发展规律，语言学者们研究了翻译过程中源语的理解和译语的生成、翻译技能培养等各方面内容，提出具有指导意义的翻译研究理论，为克服传统经验式/随感式/点评式的翻译研究理论而异军突起翻译研究语言学范式。其中，语用学介入翻译，无论是对于在译文中保留源语形象的做法（直译），还是对于在译文中舍去或更换源语形象的做法（意译），均提供了一种具有深层意义的理论依据。语用学的一些理论研究成果，如语用推理、合作原则/关联理论、语境等核心理论都对翻译实践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一、语用学：研究语言使用的学科

语用学是研究特定环境下使用话语的一门学科。从上世纪30年代起，西方哲学家便开始将语言研究的重点转移到语言符号上，从而开始了具有哲学意义的语言研究。Morris （1938）在他的著作《符号理论基础》 （Foundation of the Theory of Signs）提出符号学由符号关系学（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分支组成，并对语用学作出了解释和界定。从此，语用学理论被人们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一）语用研究的回顾

Morris的符号学“三分说”中对语用学的界定得到了其他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认可和支持。Carnap （1948）指出，如果一项研究明确地涉及语言使用者，我们就把它归入语用学的领域。他认为，语用学除了研究使用者与词语的关系以外，还应包括词语的所指。他所区分的纯理论（或形式）研究和描写性（或实验性）研究，有效地将语用学与句法学/语义学区分开来。由于Saussure和Chomsky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语言使用的研究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语用学充其量也只是被比作废纸篓，人们在语言学其他研究领域解决不了的问题就留给语用学来解决。

直到20世纪70年代，Austin、 Searle和Grice等哲学家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把语言看作一个封闭系统的狭隘性和危害性。至此，人们才开始研究使用中的话语，因而促进了语用学的发展。1977年，《语用学杂志》 （Journal of Pragmatics）在荷兰首先公开发行，标志着语用学已经成为语言学的独立分支学科；1983年，《语用学》（Pragmatcs）作为语用学教科书，向读者介绍了语用学的基本原理，为语用学理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86年，在比利时设立国际语用学学会（the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简称IPrA）总部，标志着语用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而独立存在。

语用学可以分为微观语用学和宏观语用学。微观语用学侧重对语言本身的研究，主要探讨一些传统的语用课题如指示语、预设、会话含义、言语行为/主述结构等。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微观语用学主要集中对Grice （1975）的合作原则及其准则和会话含义推导机制进行批评和修正。Horn （1984 ）把Grice的四个准则——数量准则、质量准则、关系准则、方式准则简化成两个对立的原则，即数量原则和关系原则；Levinson （1983）则用三个原则取代了Grice的四个准则，即数量原则、信息原则和方式原则；而Sperber和Wilson则在针对Grice的合作原则的关系准则提出质疑的基础上，提出了关联原则。Sperber和Wilson （1986/1995）提出“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该设想为这个交际行为本身具备最佳的关联性”。最佳的关联性来自于最佳的语境效果。关联理论对Grice的合作原则及其准则和会话含义推导机制的批评和修正，对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宏观语用学是从语言使用者和社会的角度来研究言语交际中各种语言现象背后的主客观因素，其侧重点在于关注语言使用中的社会语境和机构语境、考察语言的功能性等。宏观语用学关注的焦点除了语言的功能之外，还有社会因素和意识形态对人类言语行为的限制。Verschueren （1999）认为语用研究涉及语言使用的方方面面，并且与话语分析、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以及认知科学等学科有密切的联系。不过近些年来的语用研究动态表明，大多数的语用学研究还是以微观语用学为指导思想而展开的。

（二）语用研究的展望

近30年来，语用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语用学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结合中表现出其较强的生命力。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具有共同的功能主义取向，也可以说认知视角和语用视角之间有着本质的联系。作为语用学与认知语言学相结合的代表作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Sperber&Wilson 1986/1995）一书曾经一度引领语用研究的方向，对语用学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元语用学的研究通过语用讨论，对语言现象作出更高一级层面的语用分析，即社会批评式的分析，允许研究者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考虑我们使用语言和阻碍我们使用语言的语境和条件，反思语用学研究的范围、对象、 目标、任务、方法、理论框架、观点等，以建构合理的语用学研究体系。

Habermas （1970）的《普遍语用学》为我们从社会角度（包括社会制度、文化模式、长期积淀的民族心理等方面）来研究语用学提供了很好的佐证。这些社会文化方面的主客观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语言的使用和使用的语言，这也就是社会语用学要揭示的实质。语际语用学作为“研究非母语的第二语言操作者在使用和习得第二语言行为时的模式”，为研究外语学习者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下如何运用所学外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等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语用研究近来的兴趣还表现在自然语言的认知和交际研究等方面，寻找合理的语言认知模式。对人机对话、机器翻译等领域里形式语用学的研究成果应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随着各种新的跨学科语用学的不断涌现（诸如发展语用学、临床语用学、实验语用学等），语用学研究对丰富和发展语言学的深入研究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语用学与翻译学的关联

翻译活动就是在接受语中寻找与源语信息尽可能接近自然对等话语的言语交际活动。从其本质上来看，翻译是一个明示——推理的交际过程。在翻译活动中，原文作者/说话人向译者明示自己的交际意图或目的，译者经过推理、掌握这一交际意图，然后通过目的语传达给译文读者/听话人。这三类交际主体之间的互动使得翻译活动得以成功进行。

翻译承担着文化传播和人际交流的重大责任。根据苏联翻译理论家巴尔胡达罗夫（1975）的理论，“翻译”一词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一定过程的结果，即译文本身；二是指翻译过程，即翻译这一动词表现的行为。那么，翻译研究的重点在那里？如何达到翻译的最高境界？应如何具体操作才可能不断地提高译文质量，以达到译文与原文的近似度和等值度呢？

从其发展的历史来看，当今的翻译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句法、语义和语用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Chomsky以其句法理论发动了一场语言学“革命”，使翻译理论界摆脱了“翻译无理论”的传统观念，很多人开始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系统地研究翻译。到了60年代，Catford出版了其力作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 《语言学翻译理论》 ） （1965） 。之后，人们开始重视语义的研究，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就是Nida。他认为翻译就是翻译意义，继而提出了翻译的“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并从不同角度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复的论证。在此之后，翻译理论研究又进入了直译和意译、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无休止的争论之中。

随着人们对语用的重视，从80年代开始，翻译进入了语用阶段。这一阶段的代表是Gutt。他在代表作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 《翻译与关联》）中提出，翻译是个推理的过程，关键在于如何通过推理对信息作出正确且合乎语境的解释。语用翻译理论的形成标志着现代翻译理论从译文本身、读者反应进入了读者心理等方面的研究。

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翻译理论的研究还处于前科学阶段，停留在对译事经验的总结上。其实质是对语言符号和信息的诠释。因此，翻译在当时被认为是语言学的一种附庸。Chomsky的语言学“革命”给翻译理论的研究注入了一股旺盛的生命力，从而推动翻译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科学的时期。从此，翻译理论界新论迭出，呈现一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综观中外翻译研究，翻译理论的建立和发展都依赖其他学科的发展，并从其他学科中汲取理论养分，来充实和丰富本学科的内容。翻译研究的这种拿来主义既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其弱点。有利之处是它对任何学科都没有偏见，只要有用，都可以兼收并蓄，为我所纳。这样可以避免在理论和实践上走极端，对翻译理论的迅速丰富与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不利之处在于，各个学科所输入的理论之间互有冲突，不能很好地兼容，导致理论解释上的不一致性。翻译研究所借鉴的每一种理论都对翻译的本体研究的某一方面有所启发、有所认识，对翻译研究从总体上有所推动。

语用学与翻译的结合便成就了语用翻译。 自2004年以来，语用翻译研究在我国迅速发展，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相关论文发表。从研究内容上看，论题也有一定的广度，主要包括国内外语用翻译研究的综述和评介，也有将语用学理论如指示语、预设、言语行为、合作原则、礼貌原则、面子论、关联理论、顺应论、模因论等与翻译相结合的理论研究。

何自然（1997）把语用翻译看作一种等效翻译，语用等效翻译分为语用语言等效翻译和社交语用等效翻译。他认为，原文作者的认知不可能完全等同于译者的认知，而译者的认知不可能完全等同于读者的认知，因此，译事是一种由作者、译者、译文读者组成的三元关系。

钱冠连（1997）则认为，语用翻译的理念主要表现在：源语作者叙述语言中的隐含意图与任务话语的隐含意图必须保留在译文中。还有其他许多学者从语用的角度来研究翻译，试图证明语用学理论对翻译有很强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