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化概述

吴文化概述_吴文化与苏州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和探索

第一节 吴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一、吴文化的起源

吴文化，即吴地区域文化，泛指吴地自有人类至今的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化创造。[1]苏州历史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此之后，又历经了新石器时代。这些文化产生于远古时期，故称其为“先吴文化”，吴文化的历史由此展开。后来，随着太伯奔吴，当时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得以进入吴地，吴文化由此奠立。

（一）吴文化起源地

1.三山岛旧石器文化

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当时的吴县三山岛发现了哺乳动物化石和打制石器，这一发现填补了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上的空白，同时，把太湖地区的人类历史从新石器时代向前推至旧石器时代。三山岛文化遗址的发现，揭开了太湖地区一万年以前的面貌。

三山岛位于苏州市西南约50公里处，是太湖中的一个小岛，由大山、行山、小姑山相连而成，隶属江苏省原吴县东山乡（今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三山村。石器的出土地点在岛西北端清风岭下一个溶洞前的湖滩上，发掘面积36平方米，出土石制品计5200余件。从出土石器分析，石制品的原材料主要为燧石、石髓、玛瑙等，种类包括加工成型的石器工具与生产坯件的石核、石片以及丢弃的废片，其中石器工具又可分为刮削器、尖状器、锥、钻、雕刻器、砍砸器等。这些石器的主要特点是体积小，砍砸器数量少、重量轻，从刃缘部分看，它们不适于砍斫树木或挖掘块根，而更像是一种敲砸工具或加工其他工具的锤子。在工具组合中，刮削器数量多、品种全，其中复刃刮削器占多数，属于可割、可切、可刮、可削的多用途工具；凹刃刮削器很有特色，适于加工木质和骨角质器物，是加工鱼叉和鱼钩的理想工具；端刃刮削器、盘状刮削器和似拇指盖状刮削器被认为是加工兽皮的工具。尖状器数量少，但较为精致，可能是对刮削器功能的一种补充，起剔挖和穿刺等作用。锥、钻的存在表明，当时可能普遍用兽皮制作衣服和制作穿孔的装饰品。从石器工具组合的整体判断，这一文化反映了一种以渔猎为主、采集为辅的经济形式。在渔猎经济中，似乎又以捕捞为主，狩猎为辅。[2]

三山岛除了是一个石器制造场外，还是三山石文化先民临时的或季节性的居住地。他们在气候适宜和食物丰富的季节来此作短期居留，制成一批工具后再携往他处。（在岛上的大山、小姑山的裂隙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三山岛哺乳动物化石），计6个目20种左右，主要有棕熊、西藏黑熊、鬣狗、虎、狼、鹿、牛、犀、猕猴、豪猪、獾等大型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

三山岛临近地区的旧石器遗存很少，其先民与其他地区先民的联系无从得知。三山旧石器文化是迄今所知苏州历史文化的最早源头，是吴地最早的原始文化之一。

2.马家浜文化

马家浜文化因在浙江嘉兴马家浜最早发现典型遗址而得名。它基本分布于太湖流域周围，向南至钱塘江北岸，向西至常州一带。马家浜文化还可以分为南北两个类型，罗家角和草鞋山分别是其代表。草鞋山是马家浜文化的主体。草鞋山遗址位于阳澄湖南岸、苏州市工业园区唯亭镇东北约两公里处。

在马家浜文化时期，草鞋山的居民已经过上了定居的生活。考古学家发现他们的房屋是地面建筑，以木为柱，柱洞底部垫放木板作柱础，在木桩周围有印有芦苇痕迹的烧土块、草绳及用草绳捆扎的草束、芦席、篾席。这些遗迹说明当时居民已经直接在地面上建造房屋。房屋是木架结构，在柱洞的木桩下衬垫一两块木板，以芦苇为筋涂泥成墙，再用芦苇、草束盖顶。

草鞋山的早期居民已经开始从事原始农业生产。1992年至1995年，中日联合考古队在草鞋山遗址发掘了马家浜文化时期的稻田遗址，在发掘的1400平方米面积中，发现了一至十多平方米不等、多数为三至五平方米的呈椭圆或长方圆角形的小块水田，以及多组由水口、水沟与水井、水塘等相连接构成的水田灌溉系统。这片水稻田是我国发现的最古老的人工开垦的农田遗迹。而且在马家浜文化层中还发现了含炭化稻谷粒的土块，经鉴定，除籼稻外还有人工栽培的粳稻，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人工栽培水稻之一。[3]

马家浜先民也用釜做饭。他们所用的釜腰间有一圈翘起的沿，因此得名腰沿釜。随着时代的发展，腰沿釜逐渐被鼎所取代。马家浜的石器数量多，而且器形趋于定型，磨制精细。马家浜的陶器以红陶为主，用泥条盘筑法制造，由于使用了陶垫陶拍等工具，陶器制造得比较规整。

3.崧泽文化

随着生产经验的逐步积累、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崧泽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比马家浜文化时期有了明显的发展。这一时期，生产工具虽仍以石器为主，但种类增加了，且大多磨制精致，薄而规整，普遍采用穿孔技术，制作技术有了明显提高。大型厚重的磨光穿孔石斧提高了人们垦辟土地的能力。

崧泽文化的制陶技术也有了显著的进步。陶器的制作普遍采用慢轮修整，有些已经采用轮制技术。陶器的造型丰富多彩，器物的纹饰趋于复杂，其中陶豆的造型尤其丰富，几乎找不出一模一样的来。

与马家浜文化时期相比，崧泽文化时期的墓葬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墓葬中大多附有随葬品，且随葬品多寡不一的现象很普遍。二是发现了两座男女合葬墓，按男左女右排列，其中一座墓中，男子仰身直肢，女子侧身面向男子。在两座墓中，女性一边的随葬品都多于男性一边。这些风俗习惯的变化透露出当时的氏族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但由于迄今为止还未发掘过崧泽文化的居住遗址，因此还无法对崧泽文化的社会结构进行深入分析。

4.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因最早发现地浙江杭州余杭县良渚镇而得名。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良渚文化时期的制陶技术比崧泽文化时期也有了明显进步。良渚文化先民由于掌握了控制窑内温度和烟熏渗碳的方法，已经能够烧制表面打磨光亮、呈漆黑色金属光泽的黑皮陶。此时的瓷器制造普遍采用轮制，造型规整，出现了许多大型的玉琮、玉璧、玉钺等礼器，这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色。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制作已掌握了切割、磨制、抛光、雕镂等工艺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良渚文化的石器制造也非常发达，不但数量多，种类复杂，而且制作精致，棱脊分明。石器穿孔技术发达，特别是三角形石犁形器的大量出土，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较为普遍的犁耕农业，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不少竹、草编织物和丝、麻织品，说明手工业开始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

（二）吴文化的奠立

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公元前11世纪，周太王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太伯，二儿子仲雍，三儿子季历。由于季历贤能，周太王欲传位于他。大儿子和二儿子知道父王的意图后，便借故跑到当时被称为“荆蛮”之地的江南，而且还学着荆蛮的样子文身断发，以此表明他们不想再回中原的决心，让季历顺利接位。

太伯、仲雍来到江南后，不仅依从土俗，断发文身，而且还向江南土著居民传授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领导人民努力生产，使“数年之间，民人殷富”（《吴越春秋·吴太伯传》）。或许因为他们拥有较土著居民先进的文化，所以受到了土著居民的拥戴，被立为君长，建国号为“勾吴”。等到周武王灭了商朝以后，他派人来此，寻访太伯、仲雍的后代，这时仲雍的曾孙周章已经成为吴人的领袖了，因此，周武王封他为吴国的国君。周康王执政以后，又对周章的儿子熊遂进行了改封。

太伯奔吴建立古吴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来自中原的周文化和江南本地古越文化融合，成为具有全新面貌的吴文化。吴文化的形成打破了江南原先的封闭状态，开启了江南土著接纳异质文化之先河，造就了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划时代的互动，从此太湖地区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4]

（三）吴文化的地域界定

文化区域一般通过综合该地区的文化因素，研究该区域的历史演变、生态自然、行政区划、经济发展、人文景观与社会文化活动等方面来确定。吴文化即吴地区域文化。但文化的影响力是有层次的，从中心向外辐射，由深及浅，又往往超出该地域范围。

太伯奔吴，定居梅里，开创勾吴文化。梅里有多大？清《太伯梅里志》有幅梅里全图，大约北至胶山，南界长洲，东为漕湖，西及运河，西北到梨花庄，而梅村居其中。这是太伯奔吴立足之地，是吴文化最早的发祥地。

时至寿梦，连续攻楚，不断获胜，“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左传·成公七年》）。寿梦之后，诸樊、余祭、余昧相继为王，继续奉行联晋攻楚政策。至阖闾，“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史记·伍子胥传》），已成霸国，疆域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夫差伐齐，取得艾陵之战的胜利后，吴国呈鼎盛之势，其疆域已达今浙江之北部，江苏全境，安徽大部，江西的绝大部分与山东、河南的一部分。”[5]

《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云：“吴地，斗分野也。今之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郡，尽吴分也。”《博物志》卷一云：“吴，左洞庭，右彭蠡，后滨长江，南至豫章，水戒险阻之国也”，“东越通海，处南北尾闾之间。三江流入南海，通东治，山高海深，险绝之国也”。唐《吴地记》云：“按《史记》及《吴越春秋》，自禹治水以后，分定九州。《禹贡》扬州之域，吴国四至：东亘沧溟，西连荆郢，南括越表，北临大江，盖吴国之本界也。”

近年来，史学界对吴文化区域尚有多种说法，归纳起来主要有：苏南、浙北说，即以太湖流域为核心的宁杭沪三角地带。苏南、浙北、苏北沿江说，即西至南京，东至上海，南至杭嘉湖，北至扬州、靖江、南通、启东一线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苏南与苏北沿江说，即以无锡、苏州为中心，包括南京以东，扬州、南通以南，太湖流域以北的广大地区。良渚文化辐射传播区说，即今天的太湖平原。平时习惯所说的其他区，为辐射区、扩散区，与其他文化的交融区。也有的以吴语的分布区来界定吴文化区域。

著名史学家李学勤先生说：“所谓吴地，也就是上述宁、沪、杭、太湖流域一带，位于长江下游要冲，在漫长的历史上从来是形胜之地。”戈春源先生认为：“吴文化是在商周、春秋时期古吴国的基础上产生的，应把古吴国的最基本稳固地区作为它的地域范围”，“吴国的稳固疆域包括今浙江嘉兴、湖州地区，南京至上海一线的苏南地区与淮河以南的苏中地区……由于历史原因，这一地区的人民有着共同的经济生活、心理素质与风俗习惯。在古代，其语言也是相同的”。[6]

从地理环境上看，吴文化区域属于一个典型的水网地带，江河纵横、湖泊密布，水乡特色的地貌决定了以稻作生产为主的经济方式。《周礼·职方典》云：“东南曰扬州……其谷宜稻。”

但是，在以杭嘉湖、宁镇、苏锡常与苏中作为吴文化区域界限的同时，并不排除它有一个重心地区。这个重心就是今苏锡常与镇江、丹徒一带。无锡是太伯奔吴定居点，立国时间最长，建国梅里，苏州是吴国后期的著名都城，常州是季札封地，苏锡常都出土过西周与春秋时期的富有吴国特色的器物；镇江丹徒是宜侯的封地，“宜侯簋”的出土更使其闻名于世。因此，这一带应是吴文化的重心。嘉兴、湖州仍应关注。至于上海，近代以来，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已逐步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海派文化。但是，近代以前的上海，仍属于勾吴的重要区域。南京已为“六朝文化”，扬州成了“淮扬文化”，基本脱离了吴地区域，但吴文化的影响仍不可轻视。

二、吴文化的历史沿革

（一）西周春秋时期

古代梅里地势高爽，太伯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土城，直到吴王阖闾才正式迁都姑苏。自太伯后，历经19代，至吴王寿梦时，“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寿梦有四子：诸樊、余祭、余昧、季札，其中季札最贤，博学多才，颇得寿梦喜爱。公元547年，吴王余祭封季札于延陵。季札娴习礼乐，长于外交，是当时吴国杰出的人才，他出使中原，考察各国情形，结交良臣名将，表现出很高的文化修养。

吴国传到寿梦的孙子阖闾时，国力已经相当强盛。阖闾，姓姬名光，是吴王僚的堂兄。公子光认为自己作为寿梦的长孙，应该由他继承王位，对于僚即将继承王位感到很不服气，他暗中积聚力量，蓄意要取而代之。他重用由楚国投奔来吴的伍子胥，公元前514年，阖闾为顺应社会经济发展和争霸战争的需要，迁都姑苏。

春秋时期，诸国争霸。经过三年的准备，吴国国力日盛，公元前512年，吴国争霸拉开了序幕。吴首先把矛头对准楚国，两国之间征战频繁，吴王以孙武为主将，打得楚军一败涂地。在骚扰楚国长达六年之后，第五次吴楚交战，孙武率吴军三万，一鼓作气，大败楚国数十万大军，一直攻入楚都郢，楚昭王出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吴入郢都”战役。后来由于秦兵救援，吴国后院起火，阖闾在占领楚都约十个月后，率兵退回。从公元前510年开始，阖闾为报越偷袭之仇，同时为解除后患，大举攻越，双方各有胜负。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死，其子勾践继位，吴国趁机攻越。越派出死囚组成的敢死队，集体自刎于两军阵前，吴军为之震惊，还未及清醒，已被越打败。阖闾也身负重伤，在回军的路上伤重而死。阖闾的儿子夫差继位，他积极备战，立志要报杀父之仇。过了两年（公元前494年），夫差整顿大队水军，任伍子胥为大将，从太湖出发攻打越国。最终勾践大败，率残余人马逃回会稽山。后来，吴王把勾践夫妇和大夫范蠡三人软禁在阖闾大坟旁边的石洞中，还让勾践等穿着奴仆的破烂衣服，为吴王牵马开道。为重振社稷，勾践忍辱负重，装着十分谦卑恭顺。据说为了取悦吴王，勾践不仅向吴贡纳越米、葛布，还将容颜绝美的越女西施进献给吴王。从此，夫差沉湎于美女酒色之中，疏贤亲佞，对外连年用兵，国力耗尽。三年后，吴国释放勾践回国。

公元前473年，越攻破吴都，围夫差于姑苏山上，夫差穷途末路，欲仿当年勾践，向越王纳贡称臣，勾践听从范蠡劝解加以拒绝。夫差绝望之下伏剑自杀，称雄一时的吴国灭亡。吴国历时700年左右，从寿梦开始强大到夫差亡国，前后112年，如从阖闾算起，则连50年都不到。[7]

（二）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秦始皇统一六国，天下设36郡，太湖流域绝大部分属于会稽郡，今湖州的安吉全境与长兴的一部分属于鄣郡。会稽郡包括原吴越的广大地区，首邑吴县（今苏州）。鄣郡即今长兴西南故鄣城。秦在两郡下设县，如今嘉兴，秦时被命名为长水县，秦始皇因这里有“天子气”，“乃令囚徒掘污其地”，改称囚拳，后名由拳。西汉时承袭秦制，仍设会稽郡，鄣郡改称丹阳。会稽郡下辖26县，在太湖流域的有吴、娄、毗陵、无锡、阳羡、海盐、由拳、乌程、余杭等县。西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在吴地设诸侯王国，以刘濞为王，治所江都（今扬州），占3郡52县，其地北至淮河，南至浙江中部，地域广阔。会稽郡是汉吴国的一部分。至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因吴王刘濞谋反“国除，复为郡”。而丹阳郡的安吉与长兴改属江都国。[8]

魏晋南北朝是秦统一中国后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分裂时期。吴地先后处于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的割据偏安政权统治下，政治相对安定，经济稳步发展。东汉末年，在镇压农民起义的混乱局面中，大批地方军阀集团出现，各据一方。孙吴就在这个时候起家于江东。公元195年，孙策占据江东五郡，其后又逐步平定江南，吴地尽为所占。孙策死后，孙权在苏州招延俊秀，聘名士，镇抚江南，积极向南方发展。孙权于公元211年迁都秣陵后，将之改名为建业（今江苏南京）。

自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北方战乱频繁，人民和士族大量南迁。北人南迁，为吴地带来了大量劳动力和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艺术，大大促进了吴地的开发。

（三）隋唐宋元时期

公元581年，杨坚废北周建立隋朝（581—618）。公元589年，隋军南下，克建康，灭陈朝，统一了全国。隋初，隋炀帝废郡这一级，改为州、县两级制。589年，废吴郡和晋陵郡，分别改为苏州和常州，苏州、常州之称自此开始。605年，隋炀帝下令开凿大运河，运河的开通，加强了南北交流，大大加速了吴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在由隋至唐的三百多年间，江南一带战祸较少，社会比较安定。唐安史之乱（755—763）后，北方及中原战乱不休，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北方人口第二次大规模南迁，给吴地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文化精华，加快了全国经济重心的南迁。苏州号称十万户，为江南大州，府辖七县：吴、嘉兴、昆山、常熟、长洲、海盐、华亭。此时，苏州已成为江南的经济、文化中心。

宋代的地方行政区划基本上分为路、府、县三级。徽宗政和三年（1113），升苏州为平江府，故苏州又有平江城之称。现存的宋代石刻《平江图》距今已有七百多年，为国内现存最早的城市平面图，图上反映出的富庶繁华超过唐代。

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攻宋，宋室南渡，北方人口第三次大举南迁，使得长江以南人口首次超过了北方，同时标志着吴文化区域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

1127年，宋高宗建立南宋（1127—1279），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面对金军进犯，南宋军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吴地也留下了遗踪。

元朝（1271—1368）在地方上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行省下设路、府、州、县。当时全国共设11个行省。吴地属江浙行省。元朝末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激烈，终于引发了人民的反抗斗争。吴地成为张士诚起义军的活动范围。元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攻克平江，治宫室，改平江府为隆平府，分兵直取常州、无锡、松江等地，建立了大周政权。张士诚开始还有点作为，但不久便安于营建封建小王朝，后来为保全实力，投降元朝，1367年为朱元璋所灭。

（四）明清时期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1368—1644），建都南京（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苏州设府，下辖吴县、长洲、常熟、吴江、昆山、嘉定、崇明七县。明朝中后期，宦官专权，政治黑暗，吴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镇工商业繁荣，首先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明中期开始，在商品经济繁荣的吴地，若干生产部门首先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遭到封建势力的多方阻挠和摧残。

清朝初年，吴地为江南省的一部分。1667年（康熙六年），江南省划分为江苏、安徽两省。江苏，取江宁、苏州二府的首字而得名。清朝康熙、乾隆两位皇帝都曾六下江南，南巡吴地。康熙每次南巡都要察访民情，严惩贪官污吏，安抚民心，对江南地区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五）近现代时期

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领导太平天国革命，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1860年，太平军占领苏州，忠王李秀成以苏州为省会，建立了太平天国苏福省（1860.6.2—1863.12.4）。后来在与清军对抗过程中，苏州城沦陷。

在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中，吴地也有一番“光复”的经历。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的消息传到吴地，苏州、无锡、常州积极响应。五四运动大大激发了吴地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情，尤其是青年学生，受到爱国思想的洗礼，很多人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吴地各县受到上海影响，成为全国建党较早的地区之一。在中共的领导下，吴地人民进行了长期的抗日斗争，最终迎来了解放。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北伐到达吴地，人民欢欣鼓舞，工农革命运动进入高潮。但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吴地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1931年，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吴地掀起抗日救亡高潮。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日本侵略者向苏、锡、常推进，所到之处，烧杀掠抢，给吴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1938年，吴地沦陷，从此日本对吴地开始了长达8年的殖民统治。1945年，抗战取得胜利，但蒋介石又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吴地人民又进行了3年的艰苦斗争。1949年4月23日，常州、无锡解放，4月27日，苏州解放，吴地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

第二节 吴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文化，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把文化定义为：“文化或文明，从其最广泛的民族学意义上来说，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所习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习俗以及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吴文化在发展进程中受到吴地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背景、人文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深深地烙有吴地的区域特色，从而形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地域文化。简而言之，吴文化是指生活在吴地的人们，通过几千年的积累和沉淀，在社会生产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9]但是，吴文化的区域独特性并不意味着它是与中华民族文化相脱离的，相反，吴文化是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吴文化所呈现出的特征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民族文化或区域文化的个性并不意味着某种绝无仅有的属性和特征，而是指某一民族或某一区域的人们能够根据自身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使文化生长的共性中那些具有活力或积极意义的要素得到最佳的组合、最充分的发挥。”[10]吴文化形成的过程同样遵循这一规律，即在保留吴文化自身区域特色优势的基础上，不断汲取、兼容其他文化的精髓之处，从而使得吴文化得到不断的完善、提升和发展。因此，经过几千年的历史锤炼，发展至今的吴文化凝聚了许多优秀的品质和传统，大体来说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

一、得天独厚的水文化

水乃万物之源，古今中外许多人类伟大的文明成果都是沿河流孕育而成的，吴文化的发展也与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水文化是吴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吴地地处海洋性季风气候区，夏季高温多雨，冬季温和湿润，水资源十分充足，形成了“五湖三江”的水网格局，其中，太湖流域是吴文化形成的核心区域。太湖长约68.5千米，宽度最大达到56千米，容积约为44亿2800万立方米，以太湖为中心的太湖流域总面积约为35272平方千米。目前，太湖周围仍有大小湖荡323个，面积较大的有滆湖和阳澄湖，分别占地147平方千米和119平方千米；面积较小的，如尚湖、蠡湖、石湖、澄湖等，零星散落在太湖周边。太湖以其巨大的蓄水量，为吴地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加上吴地本身降水量充足，形成了吴地发达的太湖水系。[11]

除了水资源充沛，吴地还日照充足，气候适宜，这些先天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都为吴地稻作为主、耕渔并举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据考证，吴地是我国稻作生产方式的起源地，其产生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草鞋山遗址处就曾发现过当时已成形的稻田。到了春秋后期，在吴地人民的辛勤耕作、精心培育下，吴地的主粮品种已由原先的水稻为主发展到八个品种之多。吴地人民不仅增加了农作物的品种，而且扩大了种植面积，产量也随之提高，使得吴地成为当时农作物生产的主要区域。三国以后，孙吴政权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在吴地推行了屯田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推动了吴地的农业生产由粗放耕作向精耕细作转变，形成了耕、耙、耖、耘、趟、轧等一系列精细的稻作工艺；耕作制度也由一年一季稻，转变为一年两熟的稻麦轮作制。唐宋之后，由于吴地免于战乱的纷扰，生活生产环境相对安逸，因此生产力得到了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明清至今，吴地经济重心的地位未曾动摇过。[12]

吴地发达的水系不仅催生出了灿烂的稻作文化，还为吴地提供了丰富的水产资源。吴地不仅有多达百种的鱼类（青鱼、鲢鱼、鳊鱼、鲈鱼、鲫鱼等），而且盛产螺、虾、蟹、蚌等水副产品。如今，江南水八仙（菱、荸荠、茭白、莼菜、芡实、水芹、莲藕、茨菇）、太湖三白（银鱼、白虾、白鱼）、长江三鲜（河豚、刀鱼、鲥鱼）、阳澄湖大闸蟹等都已名扬在外，吸引着全国各地的食客前来尝鲜。

吴地能够拥有丰富的水产资源，成功发展以水稻耕种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主要得益于吴地水利的兴修。吴地“鱼米之乡”、“水乡泽国”的美称不是素来就有的，而是通过世世代代勤劳勇敢的吴地先辈们同洪涝灾害抗争换来的。“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无过于苏州。”[13]吴地先辈们早已深谙水利对于农耕的重要性，在稻作文化伊始的新石器时期，吴地人民就在进行水稻耕作的同时，不断推进水利工程的建设。例如，在地势低洼的平原之处，围湖造田，排除潦水，开河筑塘；在地势较高的平原山地之处，修筑堤坝、堰塘等来防止洪涝灾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水利工程有：太伯开通的将太湖、长江相连接的胥溪，夫差修筑的连通江淮的邗沟，隋炀帝疏凿的横穿太湖平原的江南运河等等，不胜枚举。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变，最终形成了如今“五里七里一纵浦，七里十里一横塘”的壮观景象。以上种种水利工程的建设，逐渐改善了吴地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吴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使得吴地逐步发展成为农业文化发达的富庶水乡。

二、精巧雅致的船桥文化

粉墙黛瓦，枕河而居，轻舟微晃可以说是江南水乡的显著特征，因此也就孕育出了江南水乡独有的船桥文化。吴地纵横交错的水网系统，使得吴地先辈们选择“以舟代步”，早在西周时代，吴地的先辈们就能够建造出长达十余米的独木舟。随着吴地船只需求量的增大，加之造船技术的不断娴熟，吴地船只的种类也不断增多，可谓“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它们大小不一，形态多样，用途各异。古时有划桨船、撑篙船、乌篷船、摇橹船等，近代随着工业技术的进步则有钢板船、水泥船、机动船等。按照船只的不同功能又可分为渔船、货船、客船、战舰、渡船、游船等。吴地的游船观赏性极强，“舟无大小，装饰精工，窗有夹层，间以玻璃，悬设彩灯，争奇竞巧，纷纶五色，新样不同。傍暮施烛，与月辉波光相激射。今灯舫窗棂，竞尚大理府石镶嵌。灯则习用琉璃，设遇风狂，毋虞击碎也”[14]。如今，彩船巡游作为苏州旅游节开幕式的特色活动，每年都吸引着众多市民前往观赏。

除了舟楫以外，桥梁的建造也为吴地人民解决了出行问题。桥梁早在春秋吴国时期就已出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建造工艺的成熟，吴地桥梁由原先结构单一的木桥逐渐演变为形式多样的石桥，数量也不断攀升。据《吴县志》记载，清末民初之际，苏州及其周边地区的桥梁数量就已达到了1200余座，平均每平方公里有15座[15]，“三步一小桥，五步一大桥”，其分布密集程度不可小觑，苏州进而也获得了“东方威尼斯”的美誉。此外，吴地每座桥的起名也十分讲究，或与人有关，或与地有关，又或与典故有关，吴地的桥梁史可以说是吴地发展史的一个缩影，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如今，一些已有数千年历史的古桥像一个个瑰宝散落在苏城的古镇小巷中，这些保留完整的古桥就如同吴文化发展的活化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吴地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加之先辈们的辛勤劳作，进行水稻耕作、水产养殖，使农业生产力不断提升；建造船只，搭建桥梁，开凿运河，使吴地与外界交互往来。以上种种举措都为吴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日后吴地工商业的发展做了铺垫。

三、义利兼顾的工商文化

在长达数千年的农业文明时期，以稻作文化为中心的农耕活动是吴地主要的经济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吴地的生产力不断提升，养殖业和手工业也日趋规模化，加之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集市的兴盛（布码头、钱市、米市、丝市等），吴地工商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清代宫廷画家徐扬的《姑苏繁华图》生动地记录下了当时吴地工商繁荣的景象：自灵岩山起，由木渎镇东行，过横山，渡石湖，历上方山，介狮、何两山间，跨苏州郡城，经盘、胥、阊三门，穿山塘街，至虎丘山止。

到了近代，吴地受到外来资本主义的影响，开始逐渐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在“洋务运动”的社会大背景下，涌现出了大批民族资本家，并且使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城市一跃成为全国较大的工商业城市。这些实业家摒弃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大力提倡“实业救国”“工商致富”的理念，秉承“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创办了许多近代化工厂企业。最具代表性的有“洞庭商帮”，与著名的“徽州商帮”“山西商帮”分庭抗礼，不分伯仲，其原本从事农副土特产品的经营，后来转而投向吴地丝绸、纱布行业；无锡的杨宗濂、杨宗翰兄弟创办了无锡业勤纱厂；陆润庠创办了苏州苏纶纱厂；东山叶明斋创办了龙华制革厂和振华纱厂；无锡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凭借开设的众多面粉厂和纱厂，当之无愧地成为“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张謇受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派，管理通州商务局，在南通兴办大生纱厂；沈莱舟在上海创办裕民毛线厂，取“恒源百货，源发千祥”之寓意创立了“恒源祥”号，成为上海绒线业的领军者，“恒源祥”至今仍保有很高的品牌知名度；常州的盛宣怀创办了天津电报总局、华盛纺织总厂，接办了汉阳制铁厂等。由此可见，以上海、苏州、无锡、常州为核心地区的吴地，商贾云集，是我国民族工商业的主要发祥地之一。这些近代工商业的兴起，为吴地工商文化的发展、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

有道是“无商不奸”，但吴地的工商文化融入了吴地人民温婉内敛、勤劳务实的品质，形成了以德经商、义利兼顾的经营理念。吴地商人以“儒商”居多，他们求利顾义、重商守德的同时，还不忘扶弱济贫、回馈社会。

在清代以及民国时期，无锡因钱庄数量之多曾有“放款码头”之称，这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吴地资本发展的活跃程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吴地良好的诚信状况，因为钱庄的运营对信誉有着十分高的要求。因此，多数钱庄的账本封面上都写有“克存信义”四字，以时刻提醒运营者诚信的重要性；另有著名实业家张謇视诚信为立人、立国之本，他说“道德者，良心而已。良心之生为廉耻，故有为有不为。能有为有不为，故有常。有常，故有信。人可以穷，可以死，不可无良；国可以弱，可以小，不可无信。无良，不人；无信，不国。”[16]张謇的这种信仰，使得他在实业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无锡的荣德生、荣宗敬兄弟堪称诚信经营、乐善好施、热心公益的民族工商业家楷模。荣氏兄弟谨遵“经营事业，信用第一”的原则，从生产原料抓起，对生产过程环环把关，保证产品质量，打响了“兵船牌”面粉的名号，赢得了客户和消费者的信任。荣德生更是将“戒欺”奉为自己的座右铭，时刻提醒自己诚信经营之道。荣氏兄弟在创办实业大获成功以后，便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①兴办学校，发展教育。他们出资创办了八所初级小学，一所高级中学，后又创办了中国纺织染工业专科学校等。②搭桥铺路，发展交通。于1929年成立“千桥会”，建成了连接无锡五里湖与太湖的宝届桥即长桥等，共88座桥梁；修筑了自无锡梅园到西门迎龙桥的开原路等百余条道路。③建园造林，美化环境。参与规划建造了太湖名胜鼋头渚、梅园、锦园等，修缮了妙光塔等名胜古迹。于1961年在无锡荣巷建立了公益性质的大公图书馆，藏书量逐年增加，达到了十万余册。[17]不仅如此，荣氏兄弟还捐款赈灾、扶贫助困、设立奖学金等，种种善举在民间留为佳话，深入人心。

吴地工商实业家们义利兼顾的经商理念，是对吴文化中尚德思想的继承，同时也营造了吴地童叟无欺的经商氛围，促进了吴地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对当下如何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做到良心经营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四、尚文重教的育人文化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尚文重教的育人文化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吴地人的品性心态、精神气韵等，使吴地人民变得温文尔雅、沉稳大方。吴地乃人杰地灵之宝地，自古人才辈出，大师云集，名家荟萃：唐代吴中四士（包融、贺知章、张旭、张若虚）；明代吴门四士（仇英、沈周、唐寅、文徵明）；清初江左三大家（龚鼎孳、钱谦益、吴伟业）等等。但是吴地并非向来是太平安逸的乐土，早在太伯奔吴、春秋战国以及三国时期，由于当时战乱不断，社会动荡，吴地推崇的是尚武精神。吴国将军孙武编著的《孙子兵法》更是名垂千史，被奉为兵家经典。后因战乱逐渐平息，风调雨顺，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吴地社会环境渐趋稳定，人们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吴地进而由“尚武”转变为“尚文”，形成了“重教”的风气。

唐朝肃宗年间，常州刺史、著名诗人李栖筠创办了吴地最早的府学——常州府学；北宋时期景祐二年（1035），名臣范仲淹兴建郡学，设立了文庙府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今苏州中学就是在其创办的文庙府学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北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杨时创办了久负盛名的东林书院，随后在万历年间形成了讲学与议政相结合的“东林学派”，“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进了吴地文化的繁荣与传播；19世纪初，教会大学在吴地的兴办（如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东吴大学、法国天主教创办的震旦大学），推动了吴地近代教育的发展，这两所教会大学也成为当今我国的著名学府（苏州大学、复旦大学），培养出了大批杰出的人才。

正是在吴地尚文重教氛围的熏陶下，“苏郡为士之渊薮”，被人们誉为“状元之乡”。据有关数据显示，明代90名状元中，属吴地的有11名；清代114名状元中，属吴地的有37名。明清两朝共有51681名进士，属吴地的有3486人。[18]并且，吴地尚文重教的良好风气一直沿袭至今，当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中也不乏吴地人士。他们之中有建筑设计领域大师级别的贝聿铭，“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王大珩、杨嘉墀和程开甲，更有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李政道和朱棣文，这些名家都是吴地的精英，是吴地人民的骄傲。由此可见，吴地由“状元之乡”成为“院士之乡”并非偶然，而是一脉相传的，与吴地秉承尚文重教的育人理念是密不可分的。

在尚文重教的育人文化下，吴地形成的昌盛文化是当今吴地发展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吴地培育出的文人墨客、业界精英等，更是为吴地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储备。

第三节 吴文化的精华

吴文化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经过历史的积淀形成了各种具体的文化形态，其中不仅包含丝绸、苏绣、园林、工艺品等物质文化形态，还包括评弹、昆曲、书画等精神文化形态。千百年来，吴文化集中表现在文学、教育、艺术、建筑、民俗、宗教等各个层面，尤其在文学、艺术、工艺等领域流派纷呈，名家辈出。如在文学领域有汉魏六朝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唐宋著名的词人“李后主”李煜，明清的文学巨匠高启、归有光、冯梦龙等；在书画艺术领域有东晋“南朝三大家”之一的顾恺之，明代“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寅以及“吴中三家”祝允明、文徵明、王宠，清朝心系民族兴亡的书法家顾炎武、归庄等；在篆刻领域有南朝的“山中宰相”陶弘景，唐代的“癫狂草圣”张旭，宋代“超逸绝尘”的米芾等。这些名家名作凝练了吴文化的精髓，彰显了吴文化的魅力，使得吴文化的内涵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得到升华。

吴文化底蕴丰厚，博大精深，其具体表现形式也是异彩纷呈，不胜枚举。鉴于本书旨在探索吴文化与苏州文化产业发展的关联，我们在这里就不再面面俱到地列举吴文化全部的表现形式，而是着重选取吴文化丰富的内容中至今依旧活跃的并且对今天苏州文化产业的发展颇具影响的一些文化要素和艺术派别加以介绍。

一、惟妙惟肖的吴地戏曲

（一）昆曲——百戏之祖

昆曲又称昆腔，最早称为“昆山腔”，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据记载，“昆山腔”在元末明初的时候就流行于昆山一带，相传由昆山戏曲家顾坚始创，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到了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苏州戏曲家魏良辅综合了南、北曲之长，对“昆山腔”加以改造，形成了一种崭新而丰富多彩的声腔体系——水磨腔。同时，他还研究出了一套完整的表演体系，从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剧种——昆曲。其后，不少文人墨客争相把昆山腔用于戏剧，其中以魏良辅的学生梁辰鱼的影响最大。他根据昆山腔的艺术特点和音律创作的第一步昆腔传奇《浣纱记》成为昆曲的奠基之作，使昆曲作为一个新剧种登上了戏剧舞台。从此，昆曲进入兴盛的发展期，产生了大批名家名作，影响深远。

昆曲是“歌舞合一”“唱做并重”的剧种。“唱、念、做”是昆曲表演的基本形式，此外，音乐的配合、舞台的设计、服装和道具的使用、脸谱的设计等都是昆剧表演的重要手段。在戏曲艺术的发展历程中，昆曲对国粹——京剧的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昆曲的昆腔品牌、表演技巧、脸谱、服装等也普遍被皮黄戏所吸纳，因此，昆曲被称为“百戏之祖”是当之无愧的。传统的昆曲唱词所用的是苏州方言，苏州话轻软柔和，所谓吴侬软语是也。因此，用苏州话演唱的昆曲自然更加悦耳动听，并打上了浓重的苏州烙印。另外，昆曲的演唱技巧、舞台动作等也精彩绝伦，令人赞叹。

当然，在清朝时期，昆曲曾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衰落，但经过一些戏曲艺术家们的顽强拯救，它终于艰难地流传了下来，并在近现代重焕生机。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昆曲列为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并指出，昆曲是中国最古老和最有影响力的戏曲剧种。同时，苏州政府也高度重视昆曲艺术的保护，对昆曲的抢救、继承、保护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昆曲不仅是吴地人民精神的结晶，同时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

（二）评弹——最美声音

吴地戏曲的另一颗璀璨明珠就是苏州评弹，台湾著名的国学大师俞大纲先生称其为“中国最美的声音”。苏州评弹实际上分为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现在人们习惯把这两个曲种合起来，简称苏州评弹。因这两个曲种都是用苏州话进行说讲，盛行地区、活动地点、说唱技巧等都很相似，所以又统称为“说书”，其中评话称为“大书”，弹词称为“小书”。评话又称“平话”，只说不唱，演出时只需要一块醒目和一把折扇即可，通常是一个人，称单档，两人合作的双档评话非常少见。弹词则以说、噱、弹、唱为主要的艺术表现手段，有说有唱，说唱相间，演出方式以双档为多。评弹表演一般在书场进行，表演者通常称为“说书人”。因评弹以传统长篇书目为主要说唱内容，因此演出具有连续性，每天说唱一段，表演者经常以“欲知后事如何，明日请早”为结束语来吸引听众继续观看表演。

评弹起源于宋元时期苏州的民间讲唱，盛行于江苏、浙江、上海一带。明末清初，苏州评话和苏州评弹先后形成，运用苏州方言进行说唱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后从乾隆到嘉庆、道光年间，评弹逐渐发展，名家辈出，书目繁多，形成了第一个兴盛期。道光以后，咸丰、同治年间，评弹艺术继续发展，咸丰时期的马如飞等人的“后四家”及其传人，在吴地传统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吸纳了京腔、徽调、地方小调山歌的营养，形成了诸多流派唱腔，为苏州评弹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众多评弹艺术家的积极努力下，评弹的发展形成了第二个兴盛期。这个时期的评弹主要以上海等大中城市为主要阵地，因听众文化层次较高，提出的要求较高，故评弹的艺术水平也不断提高，响档辈出，流派纷呈。新中国成立以来，评弹演员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苏州评弹又有了新的发展，许多地方陆续建立了评弹团，国家和地方也对评弹艺术的保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最美声音”——评弹艺术在历史的冲刷下越加悦人耳鼓，熠熠生辉。

二、名家辈出的吴门画派

除了戏曲大家外，山灵水秀的吴地还孕育了一大批名声显赫的画家，如三国时期的曹不兴，“六朝三杰”顾恺之、陆探微和张僧繇，盛唐时期的张璪，还有“明四家”“元四家”“清六家”“金陵八家”等。同时也产生了很多在中国画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流派，如“吴门画派”“松江画派”“娄东画派”“虞山画派”“常州画派”等。其中，以“明四家”为代表的“吴门画派”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

“吴门画派”崛起于明代中叶，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明代中叶，苏州地区的手工业得到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苏州也成为全国富商巨贾云集的地区，商品贸易兴盛。物质基础的逐渐夯实导致人们对文化商品的需求大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吴地书画作品交易产业的发展，从而促使吴地绘画艺术实现质的飞跃。

“吴门画派”在山水画上的成就尤为突出，在花鸟画和人物画上亦有建树。它的创始人是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他们四人被称为“明四家”。他们崇尚元代画家的意趣，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改造，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除了仇英外，其他三人注重在书画作品中将诗、书、画有机结合，使得文人画儒雅高逸的优良传统更臻完美。“吴门画派”的这四位创始人虽然同时崛起，但在绘画风格上却大相径庭，各具特色。沈周是“吴门画派”的鼻祖，擅长简练浑厚、苍劲雄健的粗笔画，代表作有《庐山高图》等，文徵明和唐寅都曾师从于他；文徵明则以细腻清秀的细笔画见长，有人称他为“粗细文”，即不论粗细，他都能表现得苍秀婉逸，代表作有《烟江叠峰图》《古木寒泉轴》《万壑争流图》等；唐寅曾师从当时与“明四家”齐名的苏州著名画家周臣，同时又与沈周、文徵明交往密切，吸取了他们绘画技术的精髓，再加上他自己一身的才气，形成笔法灵逸秀雅、严谨清逸的艺术特色，成为“吴门画派”的核心人物，代表作有《骑驴归思图》《山路松声图》《孟蜀宫妓图》等；仇英擅长人物画、花鸟画、山水画等，在青绿山水画和工笔人物画方面尤有建树，画风刚劲严谨而又不失儒雅，代表作有《桃源仙境图》《人物故事图》《临溪水阁图》等。

明代后期，吴地绘画依旧受到“吴门画派”的遗风所影响，对“吴门画派”的继承和发扬成为后来的吴地画家们的追求。之后发展起来的“华亭派”“姑苏派”“苏淞派”“云间派”等派别都是对“吴门画派”的延续和拓展，把吴门画派推向一个高潮。明末清初又在“吴门画派”文人画的统领下演变出了太仓的“娄东派”和常熟的“虞山派”。清末到近现代，苏州的画家们为“吴门画派”的保护和研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对推进苏州传统书画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炉火纯青的吴地工艺

（一）桃花坞木刻年画

苏州木刻年画的历史始于明代，桃花坞木刻年画因集中在苏州桃花坞一带生产而得名。桃花坞年画的兴起有众多推动因素：明代时期苏州的雕版印刷技术已经较为发达，这为桃花坞年画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明代著名的“吴门画派”名家辈出，画艺精湛，为苏州木刻年画的发展提供了优秀的素材；另外，明清时期苏州商品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层次较高，对文化艺术品的需求较大，为苏州木刻年画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这些因素的共同推动作用促进了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的日益兴盛，到了清代雍正、乾隆（1723—1795）年间，桃花坞木刻已成为与天津杨柳青分庭抗礼的全国南北两大年画中心，其作品分布苏、浙、皖、赣、鲁、豫、鄂，乃至东北等广大地区。[19]

桃花坞木刻年画通过版面设计、木板雕刻，并采用一版一色的木板套印方法印刷而成。它以门画、中堂、屏条为基本形式，以神像、戏文、民间故事和传统风格为主要题材，以构图丰满、色彩鲜明、富于装饰性为艺术特色，与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木刻年画齐名，同称为中国三大木刻年画，历来有“南桃北杨”之称。[20]吴地人民有在喜庆的日子或者过节的时候在大门上或者墙上贴年画的习俗，因此桃花坞木刻年画以吉庆如意、纳福迎祥、扶正祛邪等美好寓意为主要内容来迎合人们的心理需求，反映了人们喜庆愉悦的心情以及对未来的美好向往，颇富浪漫主义色彩。

桃花坞年画的创作手法多种多样，既立足于中国传统的民间特色，又适当借鉴了西洋风景铜版画式，形式新颖，生动活泼。在色彩上，桃花坞年画通常采用较为简单素雅的颜色，如粉绿、粉蓝、品红等，与苏州的粉墙黛瓦相得益彰，彰显了浓浓的苏州特色。年画的作者均为民间画师，题款均署别号，姓名、生卒年等无从考证。

改革开放后，苏州政府加强了对桃花坞木刻年画这一传统工艺的保护，恢复了桃花坞木刻年画画社和桃花坞木刻年画研究会等，并采取了多种积极措施将它们并入苏州工艺美术学院，成立了桃花坞木刻年画研究所和工作室，保护和传承了这一极具文化和历史价值的传统工艺。

（二）精妙绝伦的苏绣

作为我国四大名绣（湘绣、粤绣、蜀绣、苏绣）之一，苏绣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是吴地著名的传统手工艺，而且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享有盛誉。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吴地的蚕桑业和丝绸业就很发达，刺绣的初步形式也随之出现，刺绣服饰被作为礼仪国服。自宋代起，官方就在苏州设立“绣局”，推动苏绣进一步发展到成熟阶段。在虎丘云岩寺塔和瑞光寺塔发现的北宋刺绣经袱，是苏绣现存的最早的实物。明清时期，苏绣的发展进入一个重要的时期。明代起在苏州设官办刺绣作坊，专门为朝廷绣制官服图案。到了清朝，苏州的绣品更加丰富繁多，刺绣工艺更加精湛，宫廷享用的几乎所有绣品都由苏州供应，足见苏州刺绣之兴盛。始于宋代的双面绣在清代得到较大的发展。所谓双面绣，就是在一次刺绣的过程中能同时完成双面相同的图案，技艺之精湛令人赞叹。因此，到了清代，双面绣已普遍用于各种生活日用品，如绣屏、团扇、手帕、头巾、门帘、床帏、枕套、袄裙、鞋帽等。

苏绣艺术品分为闺阁绣和商品绣两类。所谓闺阁绣，即出自名门闺媛之手，以国画为绣稿，精工细绣，不计成本。闺阁绣对于绣技以及绘画书法方面的造诣要求较高，因而成本也较高，通常用于高档物品的装饰。而商品绣顾名思义则是刺绣工厂的产物，出自民间工匠之手，质朴实用，成本较低，通常用作馈赠礼品。

苏绣发展过程中还涌现出大批著名艺人，其中，清末民初的著名工艺大师沈寿尤为突出。她吸收了西洋绘画的表现技法，将刺绣与绘画结合起来，创造了明暗关系变化的仿真绣，将刺绣技艺提高到崭新的发展阶段。她绣制的《意大利皇后丽娜像》和《耶稣像》荣获国际大奖，其工艺之精巧令世界赞叹。

新中国以后，苏州在双面绣的基础上创立了精美绝伦的“双面三异绣”，即在洁白的丝绢上绣出两面不同的图案，而且从不同角度看还会呈现不同颜色和形态，精妙绝伦的绣技使得苏绣再一次大放异彩。此后，苏绣在保护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持续带给世人视觉的享受。

四、独树一帜的吴地建筑

（一）苏州园林甲天下

因其特有的自然环境，吴地多建具有水乡特色的园林建筑。吴地的园林通常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改造自然，在有限的空间内叠山造林、掘河造桥，构建一个个“城中花园”。其中，苏州私家园林最有名。苏州园林不仅是吴地园林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是中国古典园林的典型代表。东晋时顾辟疆在苏州营建了吴中第一座私家花园——辟疆园，这也是苏州早期历史上较为著名的一座园林。之后，又不断有富商名流在苏州定居养老、兴建园林，使得苏州园林艺术得到很大的发展。苏州园林的主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富商巨贾，另一类是退居的官吏。其中，以退居的官吏较为典型。他们大多文化层次较高，经历了官场的浮沉后，有的想借退隐来避祸，却又不想真正隐居山林，于是选择建造一座“城中花园”，既能满足他们的闲情雅致，又不致生活得太过清贫。这些都造就了苏州园林清逸风雅的气质。

苏州的私家园林多建于城市中，园中有小桥流水、亭台楼阁，配以花木、假山等，清新素雅，十分精巧。这些园林通常占地面积并不大，却能巧妙地使用借景、对景、分景、隔景等艺术手法，达到小中见大、虚实相间、别有洞天的效果。苏州园林艺术的发展与苏州当时发达的书画艺术密不可分，它善于把诗画艺术的精华运用到造园艺术中，由文人画家参与园林的设计，借景抒情，融会贯通，体现出浓厚的写意山水意境。苏州园林既模拟自然，又超越自然，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缔造了人们一直以来理想的人居环境，苏州“人间天堂”的称号名副其实。

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和留园是苏州园林中极具代表性的四大名园。沧浪亭是苏州最古老的园林，它在布局上最大的特点是未入园而先成景，一泓清流紧紧围绕着园林。它还善于用各种造型精美的漏窗将园林的内景、外景和近景巧妙地结合起来，被称为典型的“城市山林”。狮子林由元末僧人无如禅师所建，被视为吴地园林成熟期的代表。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园中的许多假山状如狮子，故名狮子林。这些假山多用太湖石构成，形状各异，妙趣横生。拙政园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是苏州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园林，人称“江南名园，园中精华”。拙政园的艺术特点在于“以水取胜”，水池面积占全园的三分之一，水的流动性增添了园林的灵性，实现了“动静结合”。留园则为清代著名的园林，它最初是明嘉靖年间太仆寺卿徐泰时的私人花园。它在布局上采纳了各园所长，建筑结构多样，在苏州园林中以厅堂建筑著名。除了这四大名园外，网师园、西园、艺圃、藕园、怡园、鹤园、听枫园、环秀山庄等也名闻遐迩。1977年，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环秀山庄四座名园作为苏州园林的典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0年又新增沧浪亭、狮子林、艺圃、藕园、退思园五座名园。苏州园林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

（二）小桥流水的城镇

因其鲜明的水乡特色，吴地的城镇都是临水而建，参差的民居和街道通过一座座精致的石拱小桥相连。正如唐代著名诗人杜荀鹤诗中所言：“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吴地以“小桥流水人家”为典型的小城镇是最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建筑群，其中以苏州的古城古镇最为典型，保存得最为完整。据考证，苏州的城址在2500年间都未曾位移，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至今，苏州依然保存着“三纵三横”的城内道路水系和“水陆平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

苏州自古以来就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着大批典型的古镇和历史文化保护区。在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最新公布的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中，苏州市共有3镇3村入围。其中，吴江区的黎里镇、震泽镇和常熟市的古里镇上榜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吴中区东山镇的杨湾村、金庭镇的东村和东山镇三山村上榜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1]除此之外，苏州还有很多闻名遐迩的古村镇，其中较为有名的最具代表性的有同里、周庄、木渎、甪直等。同里地处吴江，位于太湖之滨，水路交通非常便利，现存退思园、环翠山庄、耕乐堂等著名的园林和古建筑。周庄地处昆山，四面环水，安宁静谧，保存着大批古建筑，如沈万三的后裔修建的住宅沈厅，以及张厅、周厅等，都是典型的江南民居。木渎位于苏州古城西部，地处太湖流域，素有“吴中第一镇”、“秀绝冠江南”的美称，保留了大量名胜古迹，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甪直则地处苏州市郊，水多桥多，享有江南“桥都”的誉称。这些古城古镇都极具历史文化价值，已成为吴地的一张张名片。如何合理地对它们进行的保护和开发，值得我们每一个现代人深入思考。

五、别具一格的吴地民俗

（一）精致淡雅的饮食习惯

江南素称“鱼米之乡”，吴地人通常以稻米为主食，鱼虾为佐餐。吴地的米食最常见的两种形式是米饭和米粥，其次是糕点、团子、粽子等米制食品。米饭和米粥自不用多说，构成了吴地人的一日三餐，通常是早晚喝粥，中午吃饭，这种饮食习惯绵延了千百年之久。糕点、团子、粽子等米制品通常作为节令食品，也是农忙时节农家的主食之一。除了稻米外，鱼虾也是吴地人偏好。江南水乡水多鱼多，盛产的鱼虾种类繁多，数量可观。尤其是太湖，蕴含着丰富的水产资源，银鱼、白鱼、白虾俗称“太湖三白”，是“太湖船菜”的招牌食材。另外，吴地还盛产螃蟹，阳澄湖和长荡湖的大闸蟹闻名中外。

同时，苏州的风味小吃也是一大特色。苏州的小吃历史悠久，种类繁多，特别是城内的玄妙观，集中了各色小吃。明代时，玄妙观已形成露天的集市，到了清代更是兴旺，玄妙观成为全市最繁华的一角。苏州的风味小吃品种多样，有青团子、小笼包、馄饨、生煎馒头、糖粥、凉粉、藕粉、豆腐花、赤豆粥、八宝粥、八宝饭、豆腐干、茴香豆、千张百页、素鸡、奥灶面、五香茶叶蛋、糖炒栗子、梅花糕、海棠糕等，听起来就令人垂涎三尺。如今，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许多小吃已经形成了各自的品牌，如昆山的奥灶面，采芝斋的粽子糖、枣泥糕等，显示出苏州小吃的发展正在走向品牌化、专业化、国际化。

除此之外，茶文化也是吴地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吴地茶文化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西汉时期就有吴地人进行茶事活动的相关记载，到了唐宋时期，茶文化更是进入了大发展的阶段。苏州郊区的茶叶非常有名，产自苏州东、西山的碧螺春和杭州的西湖龙井并称为“绿茶之极品”。很早以前吴地的城乡就遍布茶馆，有广大平民喝茶聊天的大众化茶馆，也有一些文人才子经常光顾的高雅茶馆。除了喝茶聊天外，旧时的茶馆还承载着大众娱乐的功能，经常会请一些艺人去说书或者表演评弹。一边品尝茶的芬芳，一边欣赏艺人的表演，彰显了吴人清新淡雅的气质和闲情逸致的心境。

（二）温和古典的服饰文化

吴地植桑养蚕，素有“丝绸之乡”的美称。据考证，吴地先民早在五六千年前就开始采葛、劈麻、养蚕、理丝了。他们用纺轮纺纱捻线，编制出多种多样的衣饰材料，如葛、夏布（即苎麻布）、绢、帛等。夏、周时期，吴地先民“文身断发”“雕题黑齿”，身上穿戴以葛布、麻布或绢帛制成的服饰，其式样以短袖宽口为主，还佩戴各种装饰品。等到春秋时期，太湖流域的养蚕事业已十分发达，吴国的丝绸也闻名于世。秦汉魏晋时，吴地的桑蚕业总体不断发展，人们的服饰如少年束发用的“肖头”以及年轻女子穿的“上襦”“下裙”和腰间束的“纨素带”，大多用丝织品制作而成。隋唐时期，吴地的桑、麻业继续蓬勃发展，形成了农村家家养蚕、户户植麻的局面。吴地的丝织品成为上等服饰的用料，被列为入贡朝廷的贡品。从五代到南宋，随着我国经济重心的转移，吴地的蚕桑业更是称雄全国。[22]

吴地人民比较追求衣服的质感美，因此，丝绸便成为他们青睐的服饰用料。他们习惯用丝绸做衬衫、长衫、裤子等，因为丝绸较为轻薄飘逸，有垂感，弹性强，而且柔软舒适。旧时女性所偏爱的旗袍也由丝绸做成。旗袍花色繁多，样式各异，有纯色的，有小碎花的，有细条纹的，有素格子的，总体清新淡雅，温和稳重，尽显女性身段之美，因此也为很多现代女性所喜爱。

近代以来，吴地的桑蚕业和棉纺业继续不断发展，在全国遥遥领先。苏州的丝绸服饰也以其轻薄的质感和高档的品位闻名中外，为人们所钟爱。

（三）传统隆重的婚嫁习俗

婚姻是人生中的第二件大事，婚礼是所有中国人心中最神圣的典礼。吴地人尤为重视婚嫁礼仪，婚嫁习俗传统而隆重。“无媒不成亲”“明媒正娶”是吴地传统的婚俗，即子女达到一定适婚年龄后，父母开始留心择配，央媒说合。有中意的对象后，男方先要聘请媒人向女方家提亲，讨女子的年庚，即“讨八字”。女方若是合意，则开出年庚八字，交由媒人带回给男方。男方请来算命先生“合字”，若八字相合，则男方正式下聘定亲。女方家若正式应允，则收帖受礼，这门婚事就算定下来了。接下来，在预选好的良辰吉时，男方备两顶轿子去女方家迎亲，其中一顶是花轿，一顶是青布轿，新郎坐青布轿，花轿空着跟在青布轿后面，一路吹吹打打，爆竹声声。到了女方家门前，女方故意不开门，俗称“拦门”，新郎需递上“开门钱”，才能下轿进门，拜见岳父母。新娘盛装，辞别父母，离家时还要放声大哭，俗称“哭嫁”。到了男方家门前，新郎先下轿，搀扶新娘下轿进入家门。在媒婆的主持下，新郎新娘进行拜堂仪式：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接着新郎抱新娘入洞房。新郎新娘并坐床上喝“交杯酒”，接受“撒帐”，行“下床礼”。喜宴后，宾客还要“闹洞房”，俗称“闹发、闹发，越闹越发”。闹房之后，新婚夫妇就寝，共度良宵。新婚后第三天，新娘“回门”，新婚夫妇一起回娘家，称为“归宁”。数日后，男方邀请女方亲戚一起吃饭，又称“会亲”。

可以看到，旧时吴地的婚俗传统而隆重，近代以来，这些婚俗虽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基本的程序依旧保留，如“说媒”“拦门”“闹洞房”“回门”等。苏州对于旧时婚俗的保留尤为完整，如今苏州很多地方依旧遵循下午接新娘晚上办酒席的旧俗，足以见苏州对于婚嫁习俗的看重。由此，苏州的婚嫁产业逐渐兴起，吸纳了古今中外的各种元素，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尤其是嫁衣婚纱产业，如虎丘婚纱城、相城婚纱城等，已经闻名遐迩，发达兴盛。

第四节 吴文化的基本精神

一、开放包容精神

吴文化之所以能够得以形成，并不断发展，是与其具有开放包容的本质密不可分的。吴文化开放包容的精神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从吴文化诞生之际，它就怀着开放包容的心态，迎接外来的、不同区域的文化。可以说，吴文化是多种区域文化在吴地这块共同的土壤上孕育而来的，它并不是一个原生态的土著文化，而是多种区域文化的结晶。

首先，从客观的自然地理维度上看，吴地地处江河湖海汇集之处，兼纳百川。太湖是长江与东海的支流，上游有苕溪、荆溪两大水系汇入太湖，自西南向东流经溧阳、茅山、武进、宜兴等地。下游则有东江、娄江、吴淞江，即太湖三江汇入东海。[23]四通八达的水系，加之吴地航海技术的发展，吴地与外界的往来越来越频繁，由此许多外部的文化和技术得以传入吴地。

其次，从历史演变的维度上看，吴文化的起源就是建立在其开放包容的精神基础上的。《史记·吴世家》中有云：“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当初居住在吴地广袤土地上的是土著民族，而太伯、仲雍的奔吴之举给当地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例如农耕技术、民俗伦理、祭祀典礼等。不仅如此，他们还入乡随俗，“断发文身”，促进了吴地土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第一次融合，形成了早期的吴文化，即勾吴文化。可见，吴文化从形成之初就营造了良好的开放包容氛围。随后寿梦二年，吴国在晋国的协助下，大力培植军事力量以与楚国抗衡。此时，吴国开放包容的精神在其任用将才方面也有所体现，例如阖闾重用晋国的申公巫臣、楚国的伍子胥、齐国的孙武等。吴国任人唯贤，打败了楚国、越国，造就了一番伟业。值得一提的是，吴国在东渐的过程中，不仅扩大了其疆域版图，同时也消化融合了其他地域的优秀文明成果，丰富了吴文化的内容。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渗入吴地，吴文化更是吸纳了国外先进的思想和技术。

最后，从文化形成的维度上看，吴文化的开放包容精神不仅表现在“引进来”上，而且体现在“走出去”上。吴地很多优秀的文明成果都在域外得到了很好的传播和借鉴，如古时的丝绸之路，将吴地的丝绸远销域外；日本的稻作文化也是由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传入的；佛教最早由吴越人传入日本，由建康（今南京）僧人传入朝鲜半岛。其中，影响最深远的事件要数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之宝船大多产自吴越船厂（刘家港船厂、龙江船厂等），给世界带去了中国包括吴地的瑰宝和丰富物产。[24]这种积极的文化交流态度，也是吴文化开放包容精神的体现。

由此可见，吴文化的形成经历了多个朝代的更替，在不同历史背景、社会背景、政权背景下接受着不同文化的碰撞和洗礼。吴文化在保持自身优秀特质的前提下，批判地接纳、融合其他外来文化，从而进行自我改造、自我蜕变、自我升华。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之所以能够飞速发展，苏州与新加坡合资创办的苏州工业园区之所以如此成功，都得益于吴文化的开放包容精神。

二、开拓创新精神

创新乃民族之魂，是文化生生不息、永葆活力的源泉。据记载，太伯初到吴地之时，吴地还是一个蛮荒之地，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太伯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开拓、筚路蓝缕后，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吴文化。自此，太伯开拓创新的精神便长久地融于吴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领域中。

太伯奔吴之初，不仅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农耕生产器具。这些生产器具的使用并不是生搬硬套的，而是根据吴地土壤、地形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以更好地适用于吴地耕作。如春秋晚期，为了更好地完成开垦、翻种、中耕、收割等一系列农耕活动，吴地先辈们将冶炼技术融于农作工具中，发明了青铜耨、铜锯镰等，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春秋时期，干将、莫邪夫妇所铸造的同名宝剑举世闻名，为了纪念他们的卓越成就，苏州城区现仍保留着东西向的干将路和南北向的莫邪路；西汉时期，吴地先辈们已初步涉足原始机械领域，运用杠杆原理和脚踏碓机械化发明了水碓，进行舂米。用于扬谷的扇车则利用了人工转动轮轴，使轮轴上安装的若干扇叶产生气流的原理，从而将谷物中残留的糠秕扬除，达到清选粮食的目的；唐代陆龟蒙在《耒耜经》中记载，中原的江东犁传入吴地后，为了迎合吴地水田耕作的生产方式，吴地的先辈们将原本的直辕改造为曲辕，同时减轻了辕的重量，改造后的江东犁因操作便捷、灵活，沿用至今。[25]生产工具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吴地生产工具得到不断改良和创新喻示着吴地的生产力水平也不断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吴文化开拓创新的精神不仅在生产领域得到了很好的发扬，而且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吴地的民俗风情、艺术造诣等精神文明层面。吴语作为我国最古老的语系之一，至今仍为江南地区的人们所使用，俗称“吴侬软语”，吴语就是在融合了古楚语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而产生的。吴语的诞生又衍生出了一系列的吴语文化，例如“百戏之祖”的昆曲、缠绵含蓄的吴歌、“说噱弹唱”的评弹，都是吴地独创的、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吴地不仅在说唱艺术方面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在书画艺术方面也开辟了新天地，即开创了“吴门画派”。“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皆为吴郡人士，如沈周、唐寅、文徵明、祝枝山、张宏等，这种独创的书画艺术形式将诗、书、画有机融于作品中，是吴文化开拓创新精神的又一体现，在中国书画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此外，“一步一景”的园林构造，“平、齐、和、光、顺、匀”的苏绣技法，“一版一色”的桃花坞木刻年画等，都是吴地先辈们的开拓创新之举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

当下，在面临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时，我们更应该秉承吴文化开拓创新的精神与“和而不同”的文化特质，在吸收外界新鲜活力的同时，与时俱进，勇于创新，赋予吴文化新的生命力，使之脱颖而出，永续发展，傲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三、务实进取精神

务实进取即秉持着实事求是、勤勉实干的态度，杜绝不切实际的空想，通过脚踏实地地进行社会实践生产活动，一步步向更加远大的目标前进。同时，务实也是创新的一个基本要求，因为任何创新活动都是建立在遵循客观规律这一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的。吴文化所形成的一切文明成果，都是吴地先辈们通过辛勤耕耘、改革创新、务实进取所得来的。

我们不妨再从吴文化形成的源头看起。太伯初到吴地之时，并没有被眼前艰难的环境所难倒，而是本着务实的精神，带着吴地的先辈们开垦荒地，农作劳动的每一环节都兢兢业业，追求精细，从而使吴地“数年之间，民人殷富”，太伯也因此被拥立为吴郡之王。由此可见，吴文化中务实进取的良好品质早在农耕时期就已形成。正是由于吴地的人们始终保持着这种务实进取的精神，使得唐代以后吴地的经济实力已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明清之际，吴地已发展为全国粮仓，经济实力跃居全国前列，直至今日，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在全国仍是首屈一指。吴地的务实进取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农业生产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务实进取的精神已经在无形中渗透到其他领域，如品质高纯、洁白光滑的蚕丝品，精美绝伦、匠心独运的工艺美术品等。

吴地虽已是“仓廪实”的富庶之地，但是吴地的先辈们并没有固步自封，安于现状，而是怀揣着务实进取的精神，向更高层次的目标进发。早在明代，无锡东林学派的成立使“经世致用”“忌空谈、尚实学”“躬行实践”等务实进取思想广为流传。随后，在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薛福成“发展工商，强国富民”思想的陶冶下，吴地渐渐形成了务实进取的朴素民风。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到洋务运动的影响，吴地许多仁人志士纷纷投入到创办实业、发展经济的浪潮中来。民族工商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起来，如面粉厂、缫丝厂、纺织厂等，这些民族企业的成功发展带动了近代吴地在经济上的第一次飞跃。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大环境下，吴地的农民们凭借自己的努力发展乡镇企业，逐渐形成了非农化发展方式的“苏南模式”。“苏南模式”经济发展格局的形成是务实进取、聪慧能干的吴地人民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及时看清方向、抓住机遇，开创出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也因此，吴地的经济实现了第二次飞跃。

吴地人民安居在这一片乐土上，没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通过辛勤劳动换取富足生活，通过务实进取换取安逸生活。吴文化这种务实进取的精神为吴地更快更好的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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