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发展的繁盛时代

宗教发展的繁盛时代

在拥有广阔疆域的同时，元代对各种宗教也采取宽容和支持的态度。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文化载体，元代富有民族性的各种宗教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蒙古统治者在汉化的同时逐渐地接受了中原地区的佛教，元代对西藏地区的有效治理也是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伊斯兰教则伴随着回族的形成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中西文化交流的加强也给天主教创造了再次流传中原的机会。元朝是各种宗教并存的时代。

草原上载歌载舞的蒙古族妇女

安代舞，是蒙古族最为流行的集体舞。安代原是萨满教的音乐、舞蹈，它沿袭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舞蹈的遗风，具有歌舞结合的特点，以民间艺术形式流传下来。

∷原始宗教萨满教

萨满教是对原始巫教的通称，尤其盛行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当中，蒙古族最初就是萨满教的忠实信仰者。萨满教的基本信仰观念是万物有灵，因此古代蒙古人对日月、水火、风雨雷电、山川土地等都保持着崇敬。出于这种自然崇拜观念，他们认为宇宙万物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宰者，蒙古族称之为“长生天”。他们每天都向长生天祈祷、供献；遇到重大事件，也要向长生天请示。

萨满教有专门的神职人员，蒙古语称为“孛额”，即所谓的巫师。蒙古人认为“孛额”具有能通神灵的超自然力量，是沟通人与神的中间人。每逢重大活动，蒙古人一定要请巫师作法。经过一番神秘的宗教仪式，巫师以一种所谓神灵附身的形式，对所请求的事做出回答，蒙古人认为这就是神灵的指示。

蒙古族从上到下，对萨满教的信仰是非常虔诚的。不仅出军打仗、国政大事等要通过巫师请示神灵；而且遇到挫折和把握不准的事情，也要通过他们听取神灵的意见。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关于拖雷之死的传说。史书记载拖雷死于1232年，当时窝阔台南征北还，在途中身患重病，便命萨满巫师做占卜。巫师认为这是金国的山川神作怪，只有亲人做替身才能免去大汗的病患。拖雷当时就随行军中，他作为窝阔台的弟弟，喝下了巫师念过咒的符水而死。虽然拖雷真正的死因已难以考证，但是蒙古统治者信仰萨满教则由此可见一斑。

八思巴文金字银牌

此牌是元代四五品职官所佩带的“素金牌”。长29厘米，宽8厘米，银质，文字镏金,上部有一圆形系挂穿孔，孔内嵌一圆环。银牌一面刻有2行、另一面刻有3行八思巴文，共计30个字。据考释，意为：借助长生天的力量，皇帝的名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尊敬服从的人将会被定罪致死。这是蒙古人信奉萨满教的珍贵实物。

普通民众也可以依靠萨满巫师预测祸福凶吉，寄托消灾避难的愿望，甚至将生老病死也归结为“长生天”的指示。所以在元朝建立之后，随着汉化的逐渐加深，蒙古族上层接受了佛教，但是蒙古普通民众依然是萨满教的虔诚信徒。

妙应寺石法轮

妙应寺白塔

妙应寺白塔建于元至元八年(1271)，现位于北京西城阜成门内大街路北，高50.9米，为我国现存元代喇嘛塔之冠。塔身如硕大的白色覆钵，上有7条铁箍环绕。塔顶端为一直径为9.7米的华盖，华盖周边悬挂36副铜质透雕的流苏和风铃，微风吹动，铃声悦耳。华盖中心处还有高近5米、重达4吨的铜质塔形宝顶。

∷喇嘛教的兴盛

佛教是元代最盛行的宗教，这个时期，不仅汉地佛教进一步发展，而且藏传佛教即喇嘛教，在中原地区，特别是在蒙古统治者上层中得到了空前地发展。

7世纪前后，佛教传入当时的吐蕃地区，受到了吐蕃王室的青睐和大力扶植。虽然其发展遭遇了一些挫折，但是到10世纪后半期，在封建农奴主支持下，西藏地区的佛教势力再度兴起。很多僧侣前往佛教的原创地印度及克什米尔等地区学习佛法，还将印度僧人请到西藏传授佛法。佛教逐渐和吐蕃宗教相融合，基本上吸取了佛教的教义，又保留了许多吐蕃原有宗教的形式，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喇嘛教。

蒙古国对西藏地区加强了治理，与西藏地区的交流也较前代频繁，喇嘛教便很快传入了中原地区，并深受元朝统治者的尊重。贵由汗时期，已经有吐蕃的喇嘛教萨斯迦派首领萨斯迦班智达向蒙古纳降，接受了蒙古对吐蕃的统治。此后在蒙哥汗时期，忽必烈奉命出征云南大理，在驻军于六盘山（在今甘肃固原县东南）时，吐蕃喇嘛教萨斯迦派法王八思巴（萨斯迦班智达之侄）又来这里会见忽必烈。蒙古统治者在与喇嘛教首领的频繁接触中，很快接受了喇嘛教。

到忽必烈称帝建元后，喇嘛教已经在蒙古王室有了一定的传播。忽必烈更将八思巴封为国师，给予了特别的优待，后来又加封他为帝师。忽必烈还命八思巴改进和重新制定蒙古文字并颁行天下。有了这些优遇，喇嘛教在元代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帝师既是佛教的最高首领，统领全国佛教；又是西藏地区的最高政治首领，掌管着西藏的军民世俗事务。元代也通过喇嘛教，加强了对西藏地区的治理。在元代，喇嘛教首领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拥有特权。

虽然元代统治者对喇嘛教大加推崇，但是民间信仰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改变。在中原地区，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还是宋、金时期流传下来的内地佛教更有民众基础，因而汉地佛教也依然在发展。

郎杰佛塔

佛塔供奉在西藏大昭寺内，是八思巴被忽必烈封为“帝师”后供奉的。

卧佛寺铜卧佛

在今北京卧佛寺殿内，长5.3米，高1.6米，重约54吨，至治元年(1321)造，是中国现存最大的铜卧佛。

∷道教的衰荣

元朝对道教也非常尊重。当时的道教有多个教派，主要有全真、正一、大道（蒙哥汗时期改名为“太真”）以及太一等四大教派，其中又以全真教地位最高，发展最快，势力也最强。

全真教是在金朝中期由道士王所创，王又称重阳道士、王真人。王有七大著名弟子，分别是邱处机、谭处端、郝大通、王处一、马钰及其妻子孙不二、刘处元，号称“七真人”。在王之后，“七真人”对全真教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其中又以邱处机最为著名，他曾被成吉思汗在西征时召见，封为国师，赐号“长春真人”。邱处机及其弟子还随从成吉思汗到过中亚等地，著名的《长春真人游记》就是其弟子李志常写的。

神化赴千道会

纵203厘米，横152厘米。位于山西芮城永乐宫纯阳殿西壁，是元代道教壁画的代表作。

全真教宣扬道、儒、释三家合一，兼而修之，故号全真。处于金末元初的动乱社会，全真教及时地投效于蒙古统治集团，博得了蒙古统治者的欢心，因而后来居上，获得了比太一、大道诸教更为优越的地位。也正因为如此，全真教在北方发展很快，形成了三四十年内北方地区“设教者独全真家”的局面。

元代的道教虽然发展较快，但是并非一帆风顺。在蒙哥时期，发生了两次佛道之间的大辩论，全真教道士均遭到失败，使得道教地位出现下降之势。其结果使全真教在北方一枝独秀的局面也被打破。由于佛道之间不停地斗争，到忽必烈统治的至元年间（1264～1294），道教再一次遭到了打击。道教经典一度遭到焚毁，除《道德经》外几乎都在被毁之列，直到忽必烈末年才停止了焚毁令。成宗即位以后，道教才喘过气来继续发展。

自蒙哥汗时起，全真、太真、太一等教门的宗教领袖的掌教地位均由朝廷任命或加以承认。到元朝建立之后，这种规定便成了一种制度，国家的任命和承认也成为宗教界的一种荣誉。当然，在授予荣誉的同时，元政府也对各派掌教竭力加以控制。元代在行政系统中还设置了专门机构，任命专门的官员处理宗教事务。

延庆观位于今河南开封市城区西南部包公湖畔，是道教全真教派为纪念其开山祖师王重阳而建，初名为“重阳观”。重阳观元末毁于战火，明初重修道观，改名为“延庆观”。现仅存的玉皇阁，亦称通明阁，为仿木结构，高约13米，阁分3层，下阁上亭，下方上圆，造型奇特，是一座阁楼与蒙古包巧妙结合，具有元代风格的建筑，阁内供奉真武大帝铜像。延庆观玉皇阁是我国少有的具有元代建筑风格的寺庙宫观之一。

∷基督教的再次传入

蒙古人通过三次大规模的西征占领了中亚、西亚以至于东欧的广大地区，消除了东西方交流的壁垒。亚欧大陆的商人、传教士、旅行家、学者等络绎于途，为中西宗教文化的交流打开了方便之门。除了伴随着回族的逐渐形成而发展起来的伊斯兰教之外，在唐代称为景教的基督教支派在一度的消沉之后又再次兴起。

唐代曾一度兴盛的景教，在唐武宗会昌灭佛中受到牵连，而被禁止。元代景教再次传入之后，称为也里可温教，在元代，“也里可温”一般被理解为是蒙古语“有福缘的人”的音译。当时世祖忽必烈的母后、皇后，以及大臣、亲王、御医，多有信奉也里可温教的。

也里可温教是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二次传播，一方面，它是唐代景教在元朝开放环境下的复兴。唐代灭教之后，景教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在边疆地区仍然继续发展，元代开放的宗教政策和社会文化环境，促使景教再度复兴并开始向内地传播。

另一方面，也指罗马天主教首次来到中国传教。当时，蒙古西征的消息传到西方的时候，东欧和小亚细亚一带正处于变动时期。当时的天主教会内部教宗纷争，教廷也迁徙不定；日耳曼帝国的教权与皇权之争也处于激烈状态；强大的拜占庭帝国已到强弩之末，无力抵抗蒙古的入侵。罗马教宗开始讨论对付蒙古人的问题，并派使节前来考察蒙古虚实，还参加了贵由汗的继位大典。此后蒙古与西方基督教的交往越来越多了，蒙古统治波斯地区的西域宗王阿鲁浑就倾向于景教，他还派人去与西方教廷和皇室取得联系。

也里可温教徽章

罗马天主教正式传入中国大约是在至元三十一年（1294），当时的教皇特使若望·蒙高维诺抵达大都后，就开始在中国设立教堂、翻译《新约》和《旧约圣咏》，传播天主教。他还被教皇任命为汗八里（北京）地区的天主教总主教。此后，罗马天主教曾派传教士前来传教，使天主教发展到了东南沿海城市如泉州等地。

总体上来看，元代也里可温教的发展还是顺利的，但是随着元朝的灭亡，也里可温教也跟着消亡沉寂了。

∷伊斯兰教的空前兴盛

在元代空前的民族交流与融合过程中，一个新的民族逐渐形成，这就是回族，因而他们信仰的伊斯兰教，也比前代更加兴盛。元代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内地广泛传播和全面发展的重要时期。

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发动的3次大规模西征，对回族的形成和伊斯兰教的发展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在近半个世纪内，蒙古人先后征服了中亚和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各个国家和民族，将一批批的中亚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作为战俘征调回大蒙古国。其中不仅仅是军士，还有不少的工匠、妇孺、宗教学者以及社会上层部属等，这些人在中原地区的定居，与汉族的融合，促成了回族的形成，也促进了伊斯兰教的进一步发展，北方地区很快建起了一批清真寺。

除此之外，自唐、宋以来沿海路来到中国的波斯人、阿拉伯人经过长期的生活之后，已经和中国社会融为一体。他们或者与汉族通婚，或者接受汉族文化，但是一直坚守着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因而江南也有了一批早期的清真寺。如泉州、扬州以及北方的长安等城市都有穆斯林居住，都有清真寺建筑。

可以说，伊斯兰教对回族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共同的信仰增强了他们的凝聚力，促进了民族共同心理结构的形成，而各地建立起来的清真寺则无疑起到了团结穆斯林的社会作用。同时，伊斯兰教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回族的风俗习惯。而反过来，回族的逐渐形成也使伊斯兰教的进一步发展具备了社会条件。

元代回回是色目人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地位仅次于蒙古人。他们在元代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都占有重要地位，有的人还担任朝廷重要官职。元代统治者还在中央专门设立了“回回国子学”，进行宗教及文化教育；建立了“回回哈的司”管理伊斯兰教事务。元代对回回的优遇和对伊斯兰教的宽容也是伊斯兰教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

清真大寺

“清真”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汉文译释，一般解释为“清洁真实”。清真寺，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民礼拜祈福的中心。南关清真大寺位于今宁夏银川市南关回民区，规模宏大，是目前国际上极有影响的清真寺之一，在与穆斯林国家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东方小麦加”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