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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女冠地位高于僧尼

时间:2021-08-08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道士女冠地位高于僧尼唐朝初年,国家肇建,战乱甫平,社会基本处于一种无序状态中,僧尼道士中逃避徭役、不守戒律者为数不少。因为当他在沙汰僧尼道士女冠的同时,也在增建道教宫观,封赐有功于唐的道士。唐代均田制的变化也凸显女冠地位的相对提高。特点一,女道士中身份显、地位高者不少。众多公主的相继入道,使民间女子纷纷效尤,要求出家者难计其数。

道士女冠地位高于僧尼

唐朝初年,国家肇建,战乱甫平,社会基本处于一种无序状态中,僧尼道士中逃避徭役、不守戒律者为数不少。为避免这种现象继续存在、蔓延,唐高祖李渊下诏进行整顿。“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练行者,迁居大寺观,给其衣食,毋令阙乏。庸猥粗秽者,悉令罢道,勒还乡里,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所,余皆罢之”(《资治通鉴》卷191)。从表面上看,李渊对佛、道一并贬抑,对道教并未另眼相待,可实际上这是以其政治需要为转移的。因为当他在沙汰僧尼道士女冠的同时,也在增建道教宫观,封赐有功于唐的道士。

修建宫观,赏赍道士,只是唐初统治者重视道教的具体行动,事实上他们在制定政策时,就顾及了崇道抑佛的因素。武德八年(625年),唐高祖李渊规定,在国家重要典礼、举行公开活动的场合,三教排列,站位次序依次为道教、儒教、释教。贞观十一年(637年)七月,李世民在驾幸洛邑时下诏:“……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广弘明集》卷25)。当时有一个不识时务的“沙门智实上表进谏,固执不奉诏”,当局竟“杖于庙堂”,“流之岭表”(《续文献通考》)。由此可见统治者崇道的坚决。

李世民以后,唐代各帝对道教的态度虽有差别,特别是武则天大力奉佛,打击道教力量,但崇道的皇帝显然多于信佛的皇帝。由此唐代道士的数量变动颇大。一项统计资料显示,在李隆基统治中期,全国在籍的道士女冠仅1700多人,比隋末还少。而在道教的全盛时期,“凡天下观总1687所”,其中道士的为1137所,女道士的为550所(《唐六典》)。

唐朝政府对宗教的管理比前朝正式、严密。当时,由政府掌控道士、女冠的度牒和道籍,并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及人员,史籍记载,“开元二十四年(736年),道士、女官隶宗正寺……元和二年(807年),以道士、女官隶左右街功德使……”(《新唐书》);“司封,掌封爵、皇之枝族及诸亲、内外命妇告身及道士、女冠等”(《通典》)。当时不仅对道教实施专人专管,并且对入道人员的道籍也实施官方化管理,《旧唐书》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凡道士、女道士簿籍,三年一造”;“每三岁州县为籍,一以留县,一以留州……道士、女冠一以上宗正,一以上司封”。道士、女冠的户籍,逢三年必修正一次,州县和主管部门都有存档。在官方的公文里,不仅把女冠与道士并列提出,并且女冠和道士一样,拥有记载自己姓名、乡贯的户头。这在女人不能拥有自己的姓氏而只是男人附属品的时代十分难能可贵。

唐代均田制的变化也凸显女冠地位的相对提高。当时,除寡妇妻妾以外,其他妇人、奴婢和丁牛都不再受田,而新增了僧尼、道士、女冠和工商业者的受田。《唐六典》记载:“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旧唐书》也有:“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大寺观居住给衣食,勿令乏短。”虽然女冠的受田数量还是少于道士,但不难看出,在道教组织里,女性可以基本享有与道士一样的权利,并且入道后的生活可以自给自足,基本上解除了入道妇女的后顾之忧。

唐代绝大多数皇帝的崇道,并由此而引发整个社会对道教的信仰,使当时社会上女道士队伍的组成呈现出独有的特点。

特点一,女道士中身份显、地位高者不少。唐代皇帝崇道,直接影响了妃嫔、公主、宫人,使她们把出家修真当成了人生的一大追求。据记载,自太平公主起,先后入道的公主就有16位。据清宋长白撰《柳亭诗话》记载:“李义山(商隐)诗《碧城》三首,盖咏公主入道事也。唐之公主,多请出家。义山同时,如文安、浔阳、平梁、邵阳、永嘉、永安、义昌、安康(诸公主)先后乞为女道士,筑观于外,颇失防闲。”众多公主的相继入道,使民间女子纷纷效尤,要求出家者难计其数。唐朝政府对出家一事控制得比较严格,一般不轻易发给度牒。但每逢公主入道,皇帝往往要赐给各宫观一些度牒名额。这样一来,公主入道成了壮大道教阵营的重要契机。不仅如此,公主入道对提高道教的政治地位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入道的公主一般要拜一位道士为师,使道士们有机会接近皇帝和权贵。唐代不少道士就由于公主的提携而飞黄腾达。不过,唐代的女冠中,最庞大的一群乃是入道宫女。这是当时的社会状况与统治者崇道相结合的产物。唐统治者因自然灾异等原因经常放出宫女,如武德九年(626年)出宫女3000余人(《旧唐书·太宗本纪》),神龙元年(705年)亦出宫女3000人(《新唐书·中宗本纪》),大历十四年(779年)出宫女百余人,贞元二十一年(804年)出宫女300人,元和八年(813年)出宫女200人,越二年又出72人,开成三年(838年)三月出宫女百余人,宝历二年(826年)敕放宫女3000人(《唐会要》卷3)。这些被放出的宫女,并非全都获得了自由,有相当多的人被遣送入道。如唐文宗在开成三年(838年)六月就曾“出宫女四百八十,送两街寺观安置”(《旧唐书·文宗本纪》)。

特点二,女性出家的动机出现多样化趋势。她们或为抗婚,或为慕道、祈福、延命、禳灾,或为避开政权转移引发的祸乱,或为修习房中术。其中为了改变身份而出家者以杨玉环为代表,以出家为名行干俗务之实者则以金仙、玉真公主为典型。当然也不能否认,女道士中有不少人是真心修真的。

特点三,才情高的女道士并不乏例可陈。鱼玄机、李冶、元淳等自不待言,余如自歌“笑看沧海欲成尘,王母花前别众真。千载却归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间人”的戚逍遥,“神情清爽,言谈迥高,好琴玩,善笔札,能属文”的谢自然(沈汾撰:《续仙传》卷上),能劈丝为缕并编织成艺术品的“神姑”卢媚娘等,均是不可多得的艺坛好手。

继承唐代崇道的遗风,宋代的道教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起初,道教基本上沿袭隋唐以来的传统,以道法为主体,然进入南宋后,随着传统道教的衰落,以炼养为主的全真道和南宋等新道派相继产生,道教呈现更加丰富多彩的特色。这对宋以后道教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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