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的繁荣再现

第二节　经济景气:“黄金时代”的繁荣再现

美国学者小科布尔基于对众多统计材料的研究，将1927年至1937年中国经济变化特别是在上海地区的经济变化，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生长曲线:从1928至1931年期间，由于白银价格下落的影响，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但这种短暂的相对繁荣局面到1932年就结束了；从1932至1935年期间，世界范围的白银价格上升；1931年长江的严重水灾、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和上海战事等造成经济衰落并形成了萧条的局面；从1936至1937年7月期间，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经济开始有了新的复兴。⁽⁶²⁾总体来看，1927—1937年中国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迎来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短暂复兴，与此同时，官僚资本⁽⁶³⁾掀开了加速形成的序幕。

一、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复兴景观

20世纪一二十年代之交，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初期国际局势以及中国社会本身的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黄金时代”，更是“上海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⁶⁴⁾。有学者认为，近代上海作为自由贸易港、移民城市、租界社会，其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具有兼容性、多元化特征。这种经济环境成为上海现代经济全面兴起和繁荣的前提。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近代上海生产主体和市场主体最多元化、市场竞争最国际化的时期。从资本性质来看，有境外外国资本企业、在华外资企业、民间私人资本企业或商户、国家资本企业；从组织形式看，有股份制（有限、无限责任制）、合伙制、中外合资、独资、包买商制、政府组织委任制；从资本区域来源看，有外国、外地、本地、郊区等。可见，“上海市场主体从小本单一经营业主到大型集团化的企业组织，各种市场成分同时并存，是一种落后与‘早熟’相间的多元结构”⁽⁶⁵⁾。正是这种不同层次的市场主体和多元的市场结构，构建了上海现代经济的繁荣局面。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仅持续了十年时间的经济奇迹很快就呈现出脆弱的本质，由于帝国主义的卷土重来，以及缺乏统一的国内市场，地方混乱，交通落后，金融体系陈旧，使得经济奇迹难以持续”。⁽⁶⁶⁾1927年国民党政权成立后，在相对统一、稳定的局势下，国内市场重现新的生机。直到1931年，民族工商业的短暂繁荣带动了商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以至文化教育事业等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尽管有论者将这种繁荣兴盛的原因与南京政府的某些作为联系起来，比如“增加中央政府的收入和治理经济环境”⁽⁶⁷⁾，但主要原因还在于当时世界白银价格下降，客观上刺激了中国工业的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1928—1931年有所发展。1929年以后，世界范围的萧条袭击造成了1926至1931年期间白银的国际价格下跌了50%。⁽⁶⁸⁾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主要的仍采用银本位制的国家。白银价格的下降造成了中国货币急剧的贬值，相应地扩大了中国的出口市场，进口的减少继而保护了国内工业的发展，经济景气的良好足以抵消高税率、高进口税率等对工商业的负面影响。

其次，南京政府实行的关税自主举措使帝国主义列强被迫做出一些表面上的让步。1928年7月25日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在北平签字，次年1月20日该约生效。有此先例，在其后条约期满的国家，如比、西、意、葡、丹五国在1928年均与中国签订双边条约，承认中国关税自主。1930年5月6日日本与中国签订了新的关税协定，并附加了不合理的要求。至此，中国终于获得了自主决定关税税率的权力。⁽⁶⁹⁾中国直至1935年才获得法律上的关税自主权，但增加税率则从1929年就开始了。在提高关税的过程中，对竞争性商品（即国内有生产、需要保护的商品）税率的提高幅度小于对非竞争性商品（即国内没有生产、应当鼓励进口的商品）税率的提高幅度。如非竞争性商品的平均税率1928年为5.1%，1933年提高为29.7%，1936年提高为36%；而竞争性商品的平均税率1928年为4.1%，1933年为19.9%，1936年为28%，比非竞争性商品税率低8%—10%。⁽⁷⁰⁾可见，从提高关税中获益最大的是帝国主义。其次是国民党政府，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获益是比较小的。1933年新税则的修订标志着南京政府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有系统地利用关税来刺激国内的工业发展。按新税则，对那些与发展经济有重要关系的非竞争性的进口产品的税率大为降低，例如，对机器、轮胎和将在中国组装的汽车配件等，税率分别降低了30%到15%。1933年的关税是有意识地利用进口税保护中国的工业并且创造有利于投资的条件。⁽⁷¹⁾1934年的关税对中国的工业界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对中国有竞争性的产品的税率降低了，对中国制造业所需要的原料和机器的税率反而有了极大的提高。从长远来看，南京政府收回关税自主权对中国人自主的工业的利益是有限的。“南京政府对于关税收入的需要和日本的压力始终是实施一种真正的保护性关税的障碍。从1928年到1934年，税率的经常改变成了使中国工业发展失去稳定的一个破坏性因素。”⁽⁷²⁾然而客观来看，尽管关税自主使民族工商业的受益十分有限，但总体上有益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此外，南京政府还实行了裁厘增税政策，当时全国有厘卡735处，1930年国民党政府实行裁厘，新增加统一的工商税、消费税和烟酒特种消费税等；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实行纸币流通的“法币政策”，放弃银本位，并采用货币贬值的办法，增加货币流通量，使物价大幅度回升，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⁷³⁾

1927年至1931年期间，国际经济形势和南京政府实施的一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当时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农产品产值逐年提高，工矿业有了一定发展，交通运输业也得到发展。“1927年中国只有铁路13040公里，公路18000公里。1928至1931年，平均每年增建铁路299公里。1932至1937年，平均每年增建1132公里，到1936年底，全国公路已增为69000公里”⁽⁷⁴⁾。货币金融和国内贸易额增加较快。1928年全国仅有银行58家，而在1928年至1936年就建立了105家。⁽⁷⁵⁾对外贸易平均每年增长10.2%，国内贸易平均每年增长5.9%。⁽⁷⁶⁾中国民族资本在同外资竞争中，经过艰苦努力，到20世纪30年代初有了一定的发展，走上了规模化、集中化的发展道路。如1933年千人以上的企业只占工厂数的0.4%，却占民族工业资本的35%。⁽⁷⁷⁾

二、民族资本的萎缩与官僚资本的形成

1927年至1937年整个国民经济虽有所发展，但从总体上看发展速度是缓慢的，缺少基础和后劲。1927年至1936年10年间，工业生产的平均增长率仅为5.6%，农业不足1.5%。从一般的意义上说，一些后现代化国家在其现代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均能保持一段强劲的势头。苏联1928年至1940年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0%以上。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国民党政权下的经济增长远远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程度。⁽⁷⁸⁾随着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的扩张和国民党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挤压，民族资本企业开始步入萎缩、衰退之中。以全国新设工厂的注册家数和资本额来说，从1914年至1934年这二十来年内，1928年这一年居于首位，比它以前和以后都高，注册厂家有250户，资本额11784万元，从第二年起就大幅度下降了。再从当时民族工业中最重要的纱厂来看，据1922年至1936年16家主要纱厂的资本纯益的统计，1928年从上一年的6.8%猛增到17.5%，1929年是最高的一年达22.3%，下一年起也大幅度下降了。⁽⁷⁹⁾拿1932年同1928年相比，新注册的工厂家数只有后者的1/3稍多一点，资本额还不到1/8。5年内，几乎呈现直线下降的趋势。⁽⁸⁰⁾

南京政府在实行了名义上的统一之后，封建割据局面依然严重存在。在许多海外观察家眼里，“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统一国家，它仅仅是那些名义上忠于国民党的各个军事割据者的集合体”⁽⁸¹⁾。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同时由于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存在，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没有加强，反而日渐衰弱。尽管南京国民政府实行裁厘增税和法币政策等以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削弱地方军阀的经济独立性，但依然无法改变分崩离析的割据局面。比如，在蒋介石提倡经济建设的同时，阎锡山就在山西设计了“山西十年建设计划”，陈济棠则在广东鼓吹“广东三年施政计划”，其实是各自为战，自说自话，其结果是军阀混战。更遑论已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国民党政权根本无法控制。因而，国民党的经济统制政策能真正掌控的仅仅是没有军事实力的民族资本。此外，在经济发展上，国民党政权实行的集权主义发展模式从根本上保护乃至强化了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广大农村的封建剥削现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加剧之势。虽然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推广了一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1930年还公布了新的《土地法》，规定地主所得田租限额不得超过土地常年生产收获总额的37.5%。这些文件在当时虽然收到一些效果，但从根本上仍无法解决地主和农民的矛盾。20世纪30年代地主对佃农的剥削依然严重存在。其问题症结在于，国民党县以下行政官吏有90%以上本身就是地主、富农，他们倚仗手中的各种权力，想方设法将一切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从而造成农民的极端贫困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现实。有经济学家对20世纪30年代江苏、安徽、浙江、河北4省9县6000余户农家做了调查，发现“56%的农家全年总收入在100元以下，除去被剥削的40%以外，扣除苛捐杂税及种子、饲料、农具等费用，全家用于生活的费用不足30元，远远低于最低限度的生活标准37.4元”⁽⁸²⁾。农业的凋敝和农民的贫困使得国内的商品市场无法形成，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也由此失去了发展的基础，无法走上正常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权建立的官僚资本却快速生长，并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形成。国民政府通过发行公债、统制经济，积敛财富，由此形成了以四大家族为核心的官僚垄断资本。“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国民党高级官员，通过发行公债和增加税率等手段，把许多国家财产变成由他们任意支配的私产，逐渐成为新的官僚兼买办的资本家。从1927年至1936年，南京政府共发行26亿元公债。这些公债的大部分由国民党统治集团控制的银行以低价承购，而以高利率还本付息获取暴利”⁽⁸³⁾。官僚资本由此迅速发展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机器工业资本总额中，1925年民族资本占18.1%，官僚资本已经占81.9%，到1930年民族资本下降到14.2%，而官僚资本则上升到85.8%。⁽⁸⁴⁾

总之，一段时期的报业发展与同期国民经济景气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国民经济景气指数上升，市场规模扩大，工商业对报业广告的需求和投入增加，自然带动了报业的发展。反之则不然。综观1927—1937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由于帝国主义的侵华危机、业已形成的封建割据局面，加之民族资本基础的薄弱等复杂因素，整体经济表现出起伏不定的发展态势。然而总体来看，此阶段中国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缓慢发展，尤其是民族资本主义呈现出短暂的复兴景观。显然，这给民营报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充分的资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