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表征下的宁夏回族穆斯林特色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旅游表征下的宁夏回族穆斯林特色文化的繁荣与发展_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宁夏文化发展研究

旅游表征下的宁夏回族穆斯林特色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　姜克银

旅游业作为亚文化产业在国内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自旅游产业发展以来，国内学者关注了旅游产业对接待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90年代中期至今可以看做是一个起步或开创性阶段。在此阶段，旅游业对接待地社会文化的影响吸引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等学科的关注，主要的研究文献和成果在这一阶段涌现。研究内容包括：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基本理论，国外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成果介绍，旅游业对接待地民俗风情和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影响，旅游业对单体的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影响的实证研究等。

国外学术界60年代初将旅游业对接待地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称为旅游影响研究。在研究初期，主要着眼于旅游产业对接待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以及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到70年代，由于旅游产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接待地，研究重心转移到了旅游对发展中国家接待地社会文化和环境生态影响等方面。80年代以后，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方法论研究上，到90年代初期国外就形成了较为系统、科学的旅游影响研究理论体系和方法论。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首先，国内外关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尤其是国内最大的少数民族之一——回族穆斯林聚居区域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虽然国外此类研究成果多于国内，但是研究的总体数量还是相对不足，且以学术论文为主，系统的专门性学术论著较少；宏观研究多，以点带面，深入分析的微观研究少。其次，国内对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影响的正面影响研究较多，负面影响研究少，多数观点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对深层次影响因素的探讨欠缺，将旅游导致少数民族接待地社会文化变迁和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问题结合起来的研究相对不足。鉴于此，课题针对旅游产业发展与宁夏回族穆斯林特色文化保护的现实问题，运用话语理论对旅游产业开发和回族穆斯林特色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阐述，并提出了各种对策。它的创新之处在于，此课题研究。一方面能够为宁夏回族聚居区域的旅游产业政策、文化产业政策和相关企业的发展策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增强文化旅游产业开发对回族聚居区域经济社会的贡献率，促进宁夏回族聚居区域穆斯林特色文化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可以抢救部分即将失传的原始信息，补充编修地方志所需要的第一手田野资料。

一、旅游表征与回族穆斯林本土文化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中国的文化学研究引发了人们对旅游产业的关注。旅游主体话语作为文化转型的表征，主要体现为对宏大叙事的诉求和商业化的运作。一方面，旅游宏大叙事带动了宁夏回族穆斯林聚居区域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穆斯林特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一些不符合现代性的本土民族文化的特质被冲淡或同化。

（一）旅游表征的形成过程

旅游表征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需经历一个艰苦过程。当前宁夏回族聚居区域各种形式的文化旅游正处于这一阶段之中，其面临最大的难题为表征的塑造与发展。下面以宁夏银川市永宁县纳家户的旅游开发为例，来说明旅游表征的形成过程。

纳家户村属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辖区，距银川市区21公里，距永宁县城1公里，交通十分方便。永宁纳家户村有1448户，其中回族人口占97.5%，回族群众中纳姓又占了62.3%以上，是宁夏引黄灌区少有的回民聚居村。当地村民长期过着围寺而居的生活，村内拥有一座480多年历史的清真寺，寺内楹联匾额上边记载着：“吾家弃秦移居西夏，吾寺起建于明嘉靖三年间”。在清真寺的南面和北面，有着拥有数百年历史的祖坟。纳家户村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着浓郁的饮食、节日、服饰、建筑、艺术、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和世界观等多元文化。宁夏永宁县从1996年就开始积极树立文化旅游的品牌意识，在2008年构建了“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表征，提出在纳家户回族穆斯林村落围绕“中华回乡文化园”，连接“纳家户清真寺”“国际穆斯林文化村”“纳家户回族风情街”等一系列景点，并按期付诸实践，试图通过这一宏大叙事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根据Norman Fairclough（批判话语分析理论奠基人之一）的话语分析理论，“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这一表征具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即生产—分配—消费。自“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宏大叙事产生后，它就进入了分配和消费的环节。“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分配和消费主要体现在旅游方案实施和媒体宣传两个方面。

自“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口号产生后，永宁县政府和国内外旅游开发商、投资商积极进行了这一话语的消费。田野调查表明，根据“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表征，纳家户自2008年以来，按照银川市旅游业空间布局的总体思路，分别启动了“宁夏阿拉伯国际文化城”“宁夏回族穆斯林国际文化村”等项目。其中，“宁夏阿拉伯国际文化城”被规划在原纳家户1队和11队的居民区和农田上，北向首府银川，东接古地灵州，南接回族商业之乡吴忠，西倚贺兰山麓；“国际穆斯林文化村”被规划在原纳家户6队的农田及周边地区，总建筑面积24.5万平方米，其中湖泊、生态园面积12.6万平方米，建设以国际穆斯林文化展览馆为标志，以穆斯林文化广场为核心的建筑项目12项；“中华回族第一街”（纳家古街）被规划在原纳家户3队、4队、5队的部分居民点上。期间，媒体也不失时机地对“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表征进行了宣传。在计算机普及和媒体展示技术日渐成熟的形势下，旅游开发商逐渐青睐以屏幕显示媒介汇报成果，极大地改善了规划成果的表达手段和可视化效果。他们运用图文并茂、声像并存、颜色变化、要素隐现等方式，让人们在视觉上感受到了“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宏大叙事可能给地区经济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

在“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生产、分配、消费过程中，旅游表征带给当地的变化和收益是显而易见的。截至2010年年底，纳家户近60%的土地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旅游业已成为永宁县域经济的重要产业。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纳家户就业岗位的开发，解决了困扰当地村民多年的“人多地少”的难题。纳家户村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源优势，通过旅游开发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旅游扶贫的目的。

（二）旅游表征的影响

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全球化所带来的危机感引发了文化学者对旅游所体现的意义的质问——他们不得不追问本土文化自身存在的价值。不难发现，按照旅游表征的规划，一些文化资源被纳入到政府保护之中，而未受保护的或未被挖掘的珍贵文化资源有可能在旅游开发中遭到破坏，甚至消失。面对这一现状，越来越多的文化学者对旅游表现的内容和表达的方式有了更深理解，尤其在面对现代性的危机中，他们通过各自的研究对当下旅游表征产生的文化身份问题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回应。下面通过东西部两个省市现代旅游开发的实例来阐述旅游表征的影响。

浙江省遗产地旅游业的蓬勃兴起成为浙江省旅游开发的热点，各地以“保护与开发”为核心，在各自遗产地打造了特色旅游开发项目，其开发规模和形式都在旅游业发展中彰显出重要性。然而，随着房地产的开发，在杭州的许多开发区，原有的本土文化正在急剧消逝，即在城市化过程中，源于村落原有的、杭州过去的老百姓的生活图景逐渐消逝在高楼大厦中。浙江还有一些偏远的郊区，虽然没有经历大规模的都市化，没有经历像西溪湿地那样的大型旅游开发，还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自然状态并能够反映大杭州的文化特色，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他们不得不步入深度旅游开发的行列。再从西北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旅游开发现状来看，目前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宁夏银川市永宁县纳家户回族穆斯林村落的现代旅游开发。宁夏回族穆斯林村落文化的想象是借助语言表征来实现的，直到今天，纳家户依然在想象的假设中被建构成为“纳家户旅游名城”一个宏大的公众形象。按照“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宏大叙事，截至2010年年底，村子里的11个队中，目前已经有6个队的耕地和住宅地及家禽圈舍用地被征用，村民们被安置到其他地方居住。在纳家户设计开发的几个景点中，除了拥有480多年历史的纳家户清真大寺是纳家户古建筑以外，其余的景点都是为了实现“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宏大想象而虚构出来的，从此以“时尚”为格调的都市旅游文化叙事涌进了纳家户。而纳家户几百年来的文化传统被表征语言所控制，表征语言因具有人为制造的“普世”性，包含在纳家户文化中的异质文化则处于边缘地位。我们要冷静地看到，随着回族村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旅游业作为关联带动性强、拉动内需明显的新兴产业，一方面促进了新农村建设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导致了一些几百年遗传下来的历史文化遗产遭到不同程度的失传。任何文化碎片的遗失都将无法复制，因此挽救在旅游开发中逐渐失传的回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任务迫在眉睫。在旅游开发的全球化语境中，重视保留和挖掘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保持本土文化的内涵和根基，增强少数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显得尤为重要。

面对旅游开发和本土文化保护的重大课题，2009年浙江大学跨文化研究所吴宗杰教授从语言切入了浙江省富阳市东坞山村寨乡俗文化，即在现代旅游开发的背景下，通过语言来关照东坞山村落的本土文化。东坞山村坐落于富阳市东北部，东邻杭州西湖区龙坞荣村——上城埭村，南为金都富春山居，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西与受降镇梓树村相连，北接小和山森林公园，浙大高教园区，位于杭州西湖区、余杭区、富阳市金三角中心。村子拥有数百年历史，内有佛教、道教、九庵十三寺遗址，现该村正处于旅游开发的设计阶段。该课题组重点关注村寨这一社会组织的乡土文化遗产，以参与性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为主要收集资料的手段，在方法论上表现出典型的现象学（强调在“行为者的眼睛和头脑里”现象意味着什么)、自然主义（强调在自然情境中研究问题，并要求对结果的解释要依存于收集资料的情境）和有机整体观（强调以整体的全局的观点看问题）的特征，注重事实世界和意义世界的统一性，从学术上让生活话语找到“保护”与“开发”的文化冲突的根源及其语言改造途径。对东坞山村乡俗文化遗产的研究是对杭州传统乡俗文化的挽留和保护。这种挽留和保护，对于今后东坞山在整个杭州、富阳的定位具有重要意义，展示出东坞山古村落乡俗文化遗产现代化变迁过程的足迹，为浙江其他古村落民族社区文化遗产的现代化旅游开发提供了借鉴意义，从而有效地保护了浙江省本土文化遗产。

就宁夏回族穆斯林文化而言，笔者认为，为了实现异文化间的理解与包容，我们除了要从跨文化的视角，在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渗透的跨文化语境下探讨具有某个文化背景的民族在西方强势话语中是如何维系自己的文化身份的，还要在现实生活中还原特定个体文化的意义本质。要想向西方学者介绍和宣传宁夏回族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和混杂性，我们既要发现西方表征话语给本土村落社会带来的社会、经济效应，又要摆脱科学实证的工具理性的控制，转而采用一种非科学实证，非西方表征的话语体系，从而实现宁夏回族地区本土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

二、超越表征：宁夏回族穆斯林特色文化大繁荣大发展

全球化进程和现代性使得少数民族文化身份得到重构，它一方面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另一方面使得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呈现出同一性。具有同一性的外来旅游文化价值观念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原有的少数民族传统价值，造成了一些少数民族精神家园的迷失，导致了少数民族文化生存诉求和身份认同危机。面对这些危机，文化研究已经成为分析与解答当代多元文化现象的有效工具。世界各地都普遍把培育文化软实力提高到事关综合国力竞争、民族利益的高度加以重视。2011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促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新要求，一时间，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成为当下一个备受关注的重要社会命题。多元的话语世界才能百家争鸣，多元的文化碎片才能百花齐放。在现代性和传统性并存的多元社会，只有在现代性的大叙事框架内，对少数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精神、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进行反省，对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重新梳理和构建，才能重铸中华民族的精神和魂魄。

具体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穆斯林特色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来讲，为了贯彻落实好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要理论与实践结合，把宁夏回族穆斯林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和旅游开发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要不断创新思维，努力提高文化挖掘、保护与创新能力，把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成文化强省区。从宁夏回族穆斯林村落的数量来看，虽然官方没有提供整个自治区回族穆斯林村落的具体数据，但是回族人具有“围寺而居”的特点，从官方提供的宁夏清真寺的数量（3300多处）可以看出宁夏拥有大量的回族穆斯林村落。宁夏回族第一村——纳家户村等首批进行旅游开发的穆斯林村落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旅游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的兄弟村落正在进行或者准备进行现代旅游开发，试图带动当地经济的迅速发展。宁夏回族穆斯林特色文化旅游要持久地发展下去，必须在旅游开发的宏大叙事下，通过关注多元的叙事，才能促成穆斯林特色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一）宁夏回族穆斯林特色文化资源挖掘

由于世界上存在不同民族，文化就必然要带有民族的传统和特色。运用访谈和参与观察等定性研究方法，笔者对散落在宁夏回族聚居区域的穆斯林特色文化进行观察和记录，有如下发现。

第一，在宁夏回族聚居区域散落着丰富的民间文化。从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分类来看，物质文化包括：遗址（传统哲玛提、清真寺、拱北、道堂）、遗存（碑刻、伊斯兰风格金银币、小儿锦文字、经堂语、民间手抄本《古兰经》、民间穆斯林神话和传说）、文物（袖珍《古兰经》、赞珠子、拜毯子、经匣子、阿文八角铜挂盘等）；非物质文化包括口弦音乐、汤瓶舞蹈、花儿口传民歌、赶牛（拔腰、打梭儿、黑驴驼盐、方旗）等特色体育活动、吃茶婚俗礼仪、接哈吉礼仪、捏码子技艺、都哇师技艺、剪纸手工艺、砖雕建筑艺术、回族传统医学等等。这些地方文化是以伊斯兰教为纽带经过数百年的积淀形成的。它们从不同侧面体现了“和谐理念、孝文化、和而不同”的回族文化的基本精神，是统领宁夏回族聚居区域回族精神的灵魂。

第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文化大融合进程的不断推进和穆斯林村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宁夏传统的穆斯林文化受到冲击，一些原本通过口传心授的踏脚、赶狗、汤瓶、接生、哇呜、咪咪等穆斯林特色民间文化已濒临灭绝。以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纳家户村落的“汤瓶”文化为例，“汤瓶”既是伊斯兰文化的表现形式，又是回族文化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是西北的地域文化。近十年来，伴随着当地现代旅游开发的介入，在现代旅游宏大叙事的控制下，“汤瓶”的传统功能发生了变迁，呈现出多种形式。其传统功能包括洗浴工具、沏茶器具、“清真”象征、穆斯林身份象征等。随着十几年来旅游开发的深入，“汤瓶”作为生活用品逐渐淡出村民的日常生活，它的传统功能发生了变迁。调研发现，在“汤瓶”传统功能弱化的同时，一些新的功能逐渐形成，使得“汤瓶”以崭新的面孔走进公共领域。这些新的功能有“汤瓶”在舞台上变成为妙龄姑娘们手中颜色各异的道具，“汤瓶”作为商品被摆放在纳家户的商店里等。值得注意的是，“汤瓶”文化当中的传统部分是伊斯兰文化的产物，它是伊斯兰文化与我国悠久的汉文化传统相互影响和融合又经过数百年的传承演变发展而来的。像“汤瓶”这样的民俗文化传统功能的弱化将对穆斯林文化身份的建构、穆斯林思维方式、信仰、民族情感、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穆斯林村落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产生影响。

第三，“同一个实体可以同时被不同的个体、群体以不同的方式想象，有的重视它、有的忽略它、还有的仅仅以自己认同的方式生活其中。这些都表现在人们对这一实体的不同理解当中，和实体有关的民间轶事中，多元的讨论当中。想象使得这一实体不断地物质化，问题化。”从话语视角来看宁夏回族村落文化的意义，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旅游开发的宏大表征削弱了多元声音。宁夏回族村落文化可以表征为现代旅游开发的宏大叙事，还可以解释为其他。以纳家户回族穆斯林村落为例，在旅游开发期间，纳家户村落被表征为“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笔者运用民族志的方法进行参与观察和访谈，对纳家户穆斯林村落文化的意义进行排查。调查发现，当地百姓将纳家户村落文化理解为捏码子、四方形寨子、八宝茶、上寺等。由此，纳家户穆斯林村落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意义。然而，在旅游开发期间，唯有“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声音构成霸权地位，其他关于纳家户穆斯林村落文化的多元声音被边缘化、甚至失声。基于宁夏回族穆斯林特色文化所遇到的问题，如何在旅游开发的宏大叙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语境下及时有效地对本土文化实施开发、保护与传承，已成为当下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话语视角下的宁夏回族穆斯林文化产业开发

传统文化是具有特殊性和民族性的，现代文化则是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正确认识和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使得回族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这就需要通过实施文化变革，打破自身传统的封闭模式，在保持本土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使本土文化融入到世界之中。从话语的视角来看，任何民族文化的建构并非是单一的声音，而是一个混杂着不同声音的过程，甚至是一个不同叙述和话语相互竞争的竞技场。笔者在当下旅游开发的话语体系下展开来自西方的宏大旅游叙事话语和数百年延续下来的本土话语的“辩论”，或者是对现代旅游表征的反思。这并不是要固守传统性，排斥现代性表征，只要地方性，不要科学性，而是呼吁社会各界在旅游开发的背景下关注多元的回族穆斯林特色传统文化，避免多元的声音被宏大叙事所边缘、掩盖、替代，从而促成本土文明和现代文明间的沟通与和谐共存，让现代与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

目前，国内外比较成熟的文化产业开发模式主要有原生形态开发模式、主题公园模式、博物馆模式、旅游节庆模式、专项旅游文化打造、民俗旅游工艺品开发、综合性开发等。从国内外文化旅游产业开发的成功案例来看，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主要包括文化资源、文化人才资源、各级政府官员等。下面笔者借助话语视角从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宁夏回族穆斯林特色文化的产业开发。

首先，是穆斯林特色文化资源。丰富独特的穆斯林特色文化资源是旅游文化产品开发的源头，它涉及到穆斯林聚居区域物质民俗中的服饰、饮食、居住等，社会民俗中的礼仪、节令等，意识民俗中的民间宗教信仰等。文化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旅游，对于旅游者来说，在文化差异中可以满足他们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旅游需要。因此，对穆斯林特色文化资源的挖掘工作需要细致入微，重点要放在那些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资源上。如果一味追求普遍性和世界性，忽略了文化的差异性，将有碍于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以纳家户回族穆斯林村落的建筑格局为例，史料和当地村民口述史显示，纳家户村寨建于明末清初，其雏形是一个四方形寨子。自2008年，在“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开发理念的指导下，为了景点的建设，村子里的11个队中，目前已经有6个队的耕地和住宅地及家禽圈舍用地被征用。面对纳家户历史，这就需要把现代元素与纳家户穆斯林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当地社会人文资源特性以及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显性物质传统文化和隐性非物质传统文化与当下的旅游文化融合，做到既重视旅游产业开发，又通过科学的规划和布局最大限度地保护、利用好穆斯林传统文化，从而有效地促进穆斯林特色文化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

其次，是各级政府官员。政府官员可以兼顾各方、总揽全局、有序安排、协同推进。众所周知，文化旅游必须以文化为支撑。从旅游开发理念的制定来看，由于地方各级政府官员掌握着地方文化旅游项目开发的审批权和决策权，他们的思想观念、知识结构、管理水平、价值取向等因素必然会制约旅游开发理念的定位。然而，在国内，有一些文化产业开发项目简单的将外来文化移入遗产地，生搬硬造，缺少本土文化的支撑，这些既不利于地方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地方特色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因此，宁夏回族穆斯林特色文化产业开发必须以本土的穆斯林特色文化为支撑，不断满足外来旅游者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状态，才能促成回族穆斯林特色文化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从各种关系的协调能力来看，地方各级政府官员拥有得天独厚的处理各种关系的平台，他们有能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事文化产业开发。例如，聘请文化学、民族学、管理学、经济学专业的专家，对旅游文化产业提出创意并进行学术论证和文化支撑，从而可以避免因项目开发带来的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破坏。政府官员还可以通过协调旅游开发商与地方民众的经济利益，争取地方民众和外来资金的最大支持，尽量避免因利益冲突引起的消极情绪和行为。

最后，是文化人才资源。任何文化产业开发都离不开人才资源，尤其是旅游文化产业的开发，从它的总体规划到具体实施，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各类人才的精心策划。文化人才资源包括民间草根文化人才、科班出身的专家学者以及旅游行业设计规划人才三大类。以浙大跨文化研究所承担的东坞山文化研究报告为例，东坞山村文化研究采用了政府官员、学者、草根文化人才（大到传统习俗的组织者和传承人，具体包括各民族村寨的寨老、族长、头人，小到村寨里的老百姓）、旅游行业设计规划人才相结合的手段。这种人才资源的组合目的是让历史的、当下的、宗教的、世俗的、政治的、浪漫的、传统的、现代的、学术的、非学术的话语形成对话，从而丰富东坞山村寨文化的意义。在这里，村民、政府、学者、旅游规划者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关系，大家真正地合作起来。尤其是当地的老百姓，他们不是因为旅游开发用地离开了东坞山村，而是参与其中，和政府、学者、旅游规划者合作起来，共同完成旅游开发的任务。村民的参与，不但壮大了人才资源的队伍，还可以增强他们对自身本土文化的自豪感，提高他们对传统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自觉性，从而有效地促进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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