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对话》序

《文明对话》序

《文明对话》序

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中曾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1] 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应是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基本形式。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在他逝世前曾提出，应把理解扩展到“广义对话”层面。正因为理解被提升到广义对话，主体与对象（主观与客观或主与宾）才得以从不平等地位过渡到平等地位；反过来说，只有对话双方处于平等地位，对话才能真正进行并顺利完成。^[2]前此，法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也曾提出了“交谈伦理”的原则，他把以保障对个人尊重的平等权利称为正义原则，把要求个人有同情和尊重他人的义务称为团结原则，这样对话才有可能进行。^[3] 在进入上个世纪末，中国学者为了更好地与西方进行学术文化交流，提出应把孔子提倡的“和而不同”作为不同文明之间交流和对话的原则。^[4] 这种寻求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已经成为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以及不同国家与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和相互吸收的要求，是众多学者的共识，而有利于世界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重大的外来文化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进程，而这两次中外文化的交流也可以说是在不同形式的对话中进行的。第一次是自公元1世纪以来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第二次外来文化的传入可以说是自16世纪末特别是自19世纪中叶西方文化的传入。上述两次外来文化的传入，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每一次都使得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

印度佛教（包括它作为哲学思想）传入中国大体上说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1.由西汉末至东晋，佛教首先依附于汉代方术（道术），到魏晋又依附于魏晋玄学。2.东晋后，佛典翻译渐多，且系统。已见印度佛教与中土文化之不同，而引起两种不同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并在矛盾冲突中相互影响和吸收。3.自隋唐以后，印度佛教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文化，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当时“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同时中国文化又深深地改变着佛教文化的形态。特别是在儒、道两家的影响下，形成了若干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华严、禅宗等。自此以后，佛教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至宋，批判地吸收佛教思想而形成了新儒学（即宋明理学）。中国文化并未因吸收印度佛教变成印度文化，恰恰相反是印度佛教文化为中国文化所吸收。印度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全过程都可以说是在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中实现的。

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发生影响是在16世纪末，当时传入的主要是西方基督教耶稣会的一些学说。至清初，因礼仪之争，西方文化的传入有所中断，而至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文化如潮水一般地涌入中国。自此在中国存在着长达百多年的“中西古今”文化之争，而这样文化上的争论也应被视为一种对话的形式。百多年来，在我国一直存在的“中西古今”之争，实际上也就是所谓全盘西化和本位文化之争。当前，我们应该抛弃把中与西和今与古对立起来的观点，走出中西古今之争，在中与西和古与今之间展开平等对话。

从中国近代史上看，把西方哲学最早传入中国、最有影响的应该说是严复，他翻译《天演论》等书，其进化论思想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哲学观念，可以说他是介绍西方哲学到中国来的第一功臣。其后，西方哲学的各种流派先后进入中国，影响着中国哲学界（这有点像由南北朝到隋唐印度佛教的大小乘，经、律、论的各种思潮传入中国的情形一样）。从20世纪初起，中国哲学的建立可以说是从研究中国哲学的历史入手的，先是出版了若干种《中国哲学史》，其中可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为代表，以证明自先秦以来中国就有自己的哲学。这说明，中国学者自觉地把中国哲学从经学和子学等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了。自30年代初起，中国哲学家在吸收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若干现代型的中国哲学，先有熊十力和张东荪，后有冯友兰和金岳霖等。但是，无论是熊十力、张东荪，还是冯友兰、金岳霖，他们都是在或多或少地吸收了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建构其现代中国哲学的。

1949年后，由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中国传统文化许多重要方面被否定，这仍可说是一种有着浓厚政治色彩的“中西古今”之争，致使中国哲学出现了断层。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由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自80年代起，西方哲学各派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这不仅打开了中国哲学界学者的眼界，而且给中国哲学界多角度研究中国哲学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照系。这真有点像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印度佛教大量传入中国一样，再次大大地冲击着中国的哲学界。进入21世纪，中国哲学应如何发展？这当然是众多中国哲学家（或者中国哲学工作者）所十分关心的问题，但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例如，最近有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我认为，再用一句现在时兴的套话：与世界接轨。现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很可能会像唐朝时期那样出现众多的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一样，出现若干中国化的西方哲学的流派。例如，我们也许应该在学习和消化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中国化的存在主义、中国化的现象学、中国化的解构主义、中国化的后现代主义、中国化的诠释学、中国化的符号学，当然还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我们应从照着他们讲发展到接着他们讲，如果中国哲学界真能如此，我想至少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有两个方面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我们不仅是单方面地吸收西方哲学，而与此同时使中国哲学加入到西方各派哲学之中，这样可以使西方哲学增加若干中国哲学的资源，丰富了西方哲学的视野，并使中国哲学与当今世界哲学的主流接轨；另一方面在创建中国的现象学、诠释学和周易符号学等等之中，提升着中国哲学的内涵，把中国哲学引入到关注世界哲学发展的主潮之中。当然，我们在创建中国化的现象学、中国化的诠释学等等的同时，也要发展不同派别的现代新儒学，或者创建现代新道家。这也就是说，我们建设现代中国哲学不仅要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传统讲，而且要接着上个世纪30、40年代以来现代型的新儒学等等来发展中国哲学。但是，无论现代新儒学或现代新道家，都必定是经过西方哲学洗礼的现代中国哲学。也就是说，也许现代中国哲学将可能是一方面接着当前西方的主流哲学派别讲；另一方面接着由中国自身哲学传统发展出的现代型的中国哲学讲，以推进中国哲学的发展。当然，这些都必须在与西方文化及其他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中来实现。中国有长达四五千年的文化根基，它的哲学不会因为受到当前的西方强势哲学的挤压而失去自我，它的生命力应该正是在大力地吸收和融化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中来壮大自己的文化。

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西古今”之争应该结束，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各有所长，而且事实证明目前中西哲学已在对话中相互吸收着。中国哲学因吸收了西方哲学，而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学者（如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弗朗索瓦·于连、恩巴托·艾柯等等）都先后把目光转向中国，希望从中国哲学中得到某些启示。同时，现在人们已经注意到人类文化正在走入新的轴心时代，而新的轴心时代必定是回顾其文化的源头，传承其文化命脉，会通古今之精华的新时代。中国哲学正处在这一中西融合、古今交会的转型期，如前所说它一方面在创建着西方强势文化中的中国化的种种哲学流派；另一方面也在吸收着西方哲学（和其他各民族、各国家的哲学）中更新中国的传统哲学，创造着新的现代中国哲学（如现代新儒学，或者现代新新儒学、现代新道家以及现代新佛学等等）。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在和西方学者、其他各文化传统的学者在交流与对话中实现。

【注释】

[1]罗素：《中西文明比较》，引自《一个自由人的崇拜》，胡品清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

[2]参见潘德荣：《伽达默尔的哲学遗产》，香港《二十一世纪》，2002年4月号；于奇智《哲人的人文化成》，香港《二十一世纪》，2002年8月号。

[3]参见乐黛云：《文化相对主义与比较文学》，《跨文化之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4]参见汤一介：《“和而不同”原则的价值资源》，加拿大《文化中国》，1995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