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社会与全球文明对话

穆斯林社会与全球文明对话

华　涛

近十几年来，文明对话成为一个全世界的热门话题。如果在英文Google上检索一下“Dialogue between Civilizations”（2005年10月5日星期三4:30pm），相关条目达104万^[1]。而用中文Google在全部中文网页检索“文明对话”，相关条目为110万（同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不仅这些条目大多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有关，而且这些条目表现出穆斯林社会对文明对话的高度重视，或者说很高的热情^[2]。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1998年11月，在人类即将跨入21世纪之际，联合国大会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哈塔米的倡议，将2001年确定为联合国的“文明对话年”。而最近的例子是在刚刚结束的伊斯兰首脑特别会议第三次会议（2005年12月7～8日）的宣言中，伊斯兰国家的首脑们强调“建立在人们之间相互尊重、理解和平等之上的文明对话，是建立以国家间宽容、合作、和平和信任为标志的世界的前提条件”^[3]。

一

穆斯林社会的这种重视和热情，是因为这个文明的对话主要是回应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的预言^[4]。亨廷顿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当世界走出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立和冲突危险之后，“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而最威胁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5]。

亨廷顿的这个分析冷战后国际局势的框架，立即引起全世界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的不安。在当时刚刚走出冷战阴影的世界上，美国被认为建立起了真正的霸主地位，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甚至文化上拥有了空前强大的力量，无人能够与之匹敌。而这样一个巨大的力量与其西方盟友们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对穆斯林世界兴起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非常关切，“特别担心穆斯林极端主义造成的威胁”^[6]，认为它对西方来说“至少像以前的共产主义一样危险”^[7]。而现在美国最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居然在理论上论证整个伊斯兰世界将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国对抗，威胁美国和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这当然让伊斯兰世界不安。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时伊斯兰世界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反感与“9·11”事件以后相比仍然相差很多，但“80和90年代伊斯兰国家的整个趋势是反西方的”^[8]。许多被西方视为天然盟友和支持者的穆斯林和伊斯兰国家也认为西方骄傲自大、物质主义、压制他人、残忍、颓废，难以让人忍受，虽然他们对西方的感情仍然是爱恨交加，在苏联瓦解后的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以及在前南斯拉夫的各种冲突中，与西方甚至有某种默契。所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让穆斯林社会既不安，又愤怒。这种情况下穆斯林社会对亨廷顿的回应，对文明冲突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甚至可能性的批判，都带有这种不安和愤怒的情绪。

当时伊朗的情况非常特别。伊朗与许多温和伊斯兰国家不同，自1978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不仅始终与美国处于敌对关系之中，而且由于两伊战争和激进的伊斯兰教立场，在以逊尼派为主的中东伊斯兰国家也受到孤立。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次年伊斯兰革命领袖霍梅尼去世后，拉夫桑贾尼政府（1988～1996年）开始逐步改变激进的政策和形象，而1997年上台的哈塔米则试图进一步改善与西方和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关系，摆脱孤立。所以20世纪90年代的伊朗对文明冲突理论更加敏感，对回应考虑也更加实际。哈塔米总统一方面在外交上提出与西方和美国对话，减少对立，另一方面将外交上的行动扩展到文化领域，就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提出了文明对话的倡议。哈塔米总统的倡议得到广泛响应，1998年联合国大会还根据他的倡议，一致通过决议，将2001年确定为联合国的文明对话年。虽然此前各种形式的对话已经展开，如20世纪60年代以来宗教之间的对话，1995年马来西亚政府支持举办的回儒对话会议以及1996年哈佛大学举办的回儒对话研讨会，但伊朗的倡议和联合国的决议，使文明对话（“dialogue between civilizations”或者“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成为全球政治中最广泛使用的话语之一^[9]，成为全球大多数人回应文明冲突理论的标准答案。同时，文明对话不仅成为伊朗外交上的一面旗帜，也成为穆斯林社会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标准回应。

如果说亨廷顿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还只是预言，一种观察冷战后国际政治的框架，那么到2000年小布什政府上台后，这种预言似乎转变成了现实政治。小布什政府开始大力推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全世界的不满，更使伊斯兰国家感到了威胁，也引起穆斯林世界更广泛的愤怒。到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穆斯林世界受到的压力空前巨大。虽然各国政要和各类学者都一再强调“9·11”事件不是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冲击，但“9·11”事件之后美国和西方各国的许多政策和措施，都让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感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打击。穆斯林社会也因此对文明对话的旗帜抓得更紧，举得更高。文明对话成为穆斯林社会在西方和美国压力夹缝中争取更大国际政治活动空间的话语和手段。穆斯林社会对全球文明对话的热情推动了全球文明对话的展开，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美国的极端单边主义政策，为穆斯林世界争取到世界舞台上的道义力量和话语权力^[10]，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二

但是仔细分析穆斯林社会的文明对话热情，我们发现热情和成功中存在着忽略，这就是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理论依据，没有能够从理论和实践上给予全面的回答。

亨廷顿认为，文明和文化是各个文明体的根本属性，这种根本性的属性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发展道路，因为“哲学假定、基本价值、社会关系、习俗以及全面的生活观在各文明之间有重大的差异”；西方基督教社会的根本属性，包括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力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和法治的价值观念，不可能被其他文明体的人们从根本上接受。如果说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表述得仍然委婉，那么他的观点在他的新书《我们是谁？》^[11]中表露得则非常彻底。亨廷顿说的是，这些自启蒙运动开始逐步发展出来的现代社会基本原则，不能被西方以外的社会和人们，特别是穆斯林社会所接受，根据这些基本原则发展出来的现代化，不可能在非西方社会特别是穆斯林社会实现。

亨廷顿这里谈的不是什么新理论。早先在关于东亚发展模式的讨论中，就有许多人认为东亚的文化传统在东亚的现代化中与启蒙以来的现代原则相互冲突，内含着不可避免的危机。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种观点的市场更大。东亚社会对这种分析当然要表示异议，穆斯林社会对亨廷顿的观点应该表达不满甚至愤怒，穆斯林社会和东亚社会都认为自己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发展并不冲突，坚信自己的文化传统可以成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资源。但是这种信念要转变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亨廷顿挑战的回应，则必须反思自己的发展和社会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在自己的发展中总结、提炼和发展出符合自己发展的原则。而这对大多数穆斯林社会来说都是非常严峻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世界的穆斯林社会，除了少数发展顺利之外，大多数遇到了非常的困难。在20世纪的后半叶，穆斯林社会尝试过社会主义和西方化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些尝试的失败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发展的重要原因^[12]。但是这并不表示穆斯林社会对启蒙原则的不认同。2003年美国皮尤调查发现，“伊拉克战争之后的调查指出了美国、美国人和美国政策的非常负面的形象，但《皮尤全球态度调查计划》更广泛的调查却显示出对美国长期推进的基本经济和政治价值的广泛支持。全球化、自由的市场模式和民主理想在世界各地都被接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44个国家进行的调查发现，被调查的大多数穆斯林公众具有强烈的民主愿望。而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的调查说明，尽管战争和参战存在争论，上述愿望并未受影响”^[13]。2005年的皮尤调查再次肯定了穆斯林对民主的企望^[14]。不过民主和发展的愿望，目前在伊斯兰国家实现的前景并不乐观。近年来联合国发展组织（UNDP）连续发表《阿拉伯国家人类发展报告》（2002年、2003年和2004年）^[15]，撰写报告的是一个由阿拉伯学者、政治家和实际工作者组成的独立小组。在2002年的报告中，撰写小组认为阿拉伯国家在三个方面有基本缺陷，即政治权利、妇女权利和知识获取。而2004年的报告则直接将副标题标明为“Towards Freedom in the Arab World”。

穆斯林世界当然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各国各地区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是从总体上讲，穆斯林社会都面临着伊斯兰文化资源的“现代转换”和文化创新问题。杜维明先生在分析儒家传统对现代中国的意义时指出，“儒家传统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文化精神，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但是“文化认同一定要对传统进行自觉的、群体的，同时又是批判的继承和创造”^[16]。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历史悠久、教义严格、教派发达、教坊制度普及的宗教，作为一个与信仰者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宗教，与儒学对一般人的影响相比，它对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的影响恐怕不会小，只会大。所以今天在现代化的发展中开发伊斯兰文化资源，对这一文化的创新，对它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方面的改造，是刻不容缓的事情^[17]。这个目前大多数穆斯林社会还没有很好回答的大课题，应该是我们批判文明冲突论、开展文明对话时应该给予高度关注的。

三

近年来穆斯林社会对文明对话的热情推动具有非常重要的全球影响。然而因为穆斯林社会对文明对话的推动着眼于寻求在西方和美国压力夹缝中争取更大的国际政治活动空间，着眼于为穆斯林世界争取在世界舞台上的道义力量和话语权力，所以对多年来一直在进行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宗教对话活动关心不够。

西方宗教对话活动开展的标志是1962年至1965年罗马天主教召开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简称“梵二会议”）。这个天主教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会议作出了许多重大决定，不仅掀起了罗马天主教的革新运动，也开创了罗马天主教会与全世界的对话。“它（罗马教廷）设立了专门的官方机构，分别推动与新教各派和东正教的对话，与非基督教的宗教（如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印度教等）的对话，与非宗教世界（包括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18]在梵二会议后基督教—天主教的反思过程中，基督教神学家们从神学上深入讨论了各宗教间对话的一些重要关系，并发展出四种不同的与其他宗教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式，即置换模式、成全模式、互益模式和接受模式。“根据置换模式，基督教最终将取代其他所有宗教。根据成全模式，基督教不是直接取代其他宗教，相反，其他宗教中已经有了基督教的部分真理，而其他宗教的最终实现则需要归在基督的名下。根据互益模式，各个宗教都是拯救的有效之道，彼此之间不是谁取代谁，而是彼此相互学习，彼此互动，以便更好地和平相处，加深对终极奥秘的认识。根据接受模式，各个宗教都有不同的语言，彼此之间是不可比较的，只需要做好邻居，而不应该彼此干预。只有认真奉行睦邻政策，彼此才能友好相处。”^[19]近年来中国基督教研究者对这些不同流派的学者有很好的介绍和翻译。另外，我们也发现，这些关注宗教对话理论研究的西方学者，也关心与伊斯兰教的对话^[20]。穆斯林社会在推动文明对话之时，也应该注意宗教对话的理论研究，发挥伊斯兰教哲学的传统思辨力，为人类文明之间的对话，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2006年第1期）　　

【注释】

[1]如果检索“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则为82.7万（同时间）。

[2]在EBSCO Informations Services的美国及世界各国报刊数据库中，2000年以前几乎没有“dialogue between civilizations”或者“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的语句，而2000年开始到2005年底关于文明对话的报道，大多是阿拉伯国家和伊朗的新闻媒体（2005年12月18日检索）。

[3]Final Communique of the Third Extraordinary Session of the Islamic Summit Conference，December8，2005（见http://www.saudiembassy.net/2005News/Statements/）。

[4]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

[5]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97页。

[6]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38页。

[7]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39页。

[8]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36页。

[9]1995年马来西亚组织了回儒对话，会议论文集的书名是“Islam and Confucianism:a civilizational dialogues”（参阅Islam and Confucianism:a civilizational dialogue.Ed.with introduction by Osman Bakar，co-ed.by Cheng Gek-Na.i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Kuala Lumpur1997）。

[10]例如2001年11月8日和9日联合国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召开的专门审议题为“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年”的项目的全体会议上，几乎所有国家和组织的代表都强调了文明对话的重要意义（联合国A/56/PV.41和A/56/PV.42）。

[11]Samuel P.Huntingtong，Who are we？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n’s national identity.New York，Simon& Schuster，2004.关于该书的介绍见华涛:《〈我们是谁？〉与亨廷顿心中的文化范式》，《中国新书》，2005年第2期（试刊）。该书的中文翻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的书名和书中的一些概念不准确。

[12]蔡佳禾:《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王小强:《文明冲突的背后——解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复兴》，大风出版社，2004年。

[13]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Views of a Changing World，JUNE 2003.Washington，D.C.2003.P.1.

[14]“穆斯林世界对美国的态度仍然相当负面，尽管在一些国家对美国的敌视已经缓和。许多穆斯林看到美国对其国家民主的支持，许多对中东民主持乐观态度的人至少给予美国政策某些认可”。In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U.S.Image Up Slightly，But Still Negative:American Character Gets Mixed Reviews，Washington，D.C.June 23，2005.P.1.

[15]UNDP，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2002: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Future Generations.New York，USA，2003.UNDP，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3:Building a Knowledge Society.New York，USA 2004.UNDP，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4:Towards Freedom in the Arab World.New York，USA.2005.

[16]杜维明:《儒家传统的许多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17]华涛:《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伊斯兰文化资源》，《回族研究》，2001年第1期。

[18]施武:《关于宗教对话的一个成果——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光沪》，《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第45期。

[19]保罗·尼特:《宗教对话模式》，王志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20]MUSLIMS IN DIALOGUE:The Evolution of A Dialogue.Ed.by Leonard Swidler.The Edwin Mellen Press，Lewiston/Queenston/Lampeter，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