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的对话

二、多元文化的传手：“回儒”

回族从先民至今的1300多年的历史轨迹中，以中华大地为安身立命之家园，久经风雨、百折不挠地从容穿行于中华历史的岁月长河，自觉认同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体感与集体感。每当时势剧变，回族儿女始终挺身而出，与兄弟民族一道并肩战斗、前赴后继，敢于担当历史大义，为国家和民族的正义事业会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地去奋斗、去进取。回族是在中国大地上土生土长的民族，但她承载着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传统，而且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两种文明共同哺育了回族，使回族在中华大地上能够延续下来，并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沃野上而枝繁叶茂。

伊斯兰文明塑造了回族人民彻底的“认主独一”的信仰观、宇宙观，是中华文明儒家文明哺育了回族人民“经世致用”、长幼有序、尊老爱幼的实用道德伦理思想和实践，这两大文明中的优秀因子相结合，共同造就了回族爱国爱族、两世吉庆的人生目标与终极关怀。两大文明也共同哺育了回族中“仰望星空”、诗意地思考“现世”的知识精英———“回儒”群体。

“回儒”群体作为回族历史上两大文明的“文化传手”，以汉语为自己的母语，身兼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双重文化身份，在促进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平等、友好、互融的对话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自明末清初以来，中国穆斯林中出现了“兼通四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儒学等）的著名学者，如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四大译著家。此外还有张中、伍遵契、金天柱等一大批译著家群体。他们既熟悉伊斯兰文化经典，又对儒学有着深厚的学习和学养，同时，与当时的儒学人士、不同的宗教学者，有着良好的对话和交流。他们著书立说，站在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的时代高峰上，将这两种文明进行了卓有成效地比较研究和相互借鉴融会，开创了中华文明史上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对话的先河。

《天方性理》等汉文译著

这一历史功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引起海外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和他的助手及其同事们的足够重视，并且举行了一系列的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的对话活动，取得了一系列骄人成就。他们对中国历史上的伊斯兰汉文译著进行重新解读和理解，并对当下的文明对话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性建议和论断。今天，当我们面对全球化大潮的时候，我们应该珍视汉文译著这份历史遗产，重新认识这份遗产，重新解读这份遗产，并与现实的文明对话的探索与发展历程相联系，将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

汉文译著及其译著家群体，是“儒家式”的穆斯林学者，用汉语思考，用汉语翻译、写作、介绍伊斯兰文化，他们的文化身份和特点在世界文明史上是非常独特的，作为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和群体价值，大有深究的可能性。他们的根源性学养来自伊斯兰文明的底蕴，也来自对儒学（包括儒、释、道等）的深厚理解和积淀，这一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对传统的撰述方式，决定了中国穆斯林汉文译著的知识分子身上，所拥有的双重文化烙印的历史痕迹。他们在探索中国穆斯林所拥有的伊斯兰文化和与中国主流文化间的沟通和理解方面的努力，体现了中国回族穆斯林的生存方式、发展道路和价值追求。他们留下的汉文译著也成为中国回族穆斯林心路历程的历史见证。据现当代国内外学者研究，汉文译著的数量之大，也是非常可观的。根据民国年间的统计，有关汉文译注的文本数量多达320种。

民国时期的回民经汉读本

汉文译著的众多文本在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对话中，创立了一套“汉克塔布”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既恰当地体现了伊斯兰文化的真谛，也很好地适应了中国人的语言思维习惯以及中国文化的叙述特点。特别以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等为代表的名家的著作文本话语，是汉文译著家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道家、佛家的一系列术语、用语的“拿来主义”和创造性转化，如“真宰”、“体一”、“真一”、“至圣”、“钦圣”、“大圣”、“列圣”、“无常”、“归真”、“恩典”、“知感”、“搭救”等，不胜枚举，这些词语的创造性转化，使伊斯兰文化在中国文化大环境里，形成了东方式的伊斯兰汉语文本的话语体系，并具有了一种持久而潜移默化的潜在价值。它们体现了中国回族穆斯林对伊斯兰正统价值的解读、认识和理解，还有从穆斯林精英阶层到寻常穆斯林百姓的影响和坚守。这一体系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研究和阐述、表达方式。

汉文译著文本所涉及的学科内容丰富多样，为文明对话的多学科交叉进行，提供了比较好的研究参照。汉文译著的内容量大面广，涉及许多学科和门类。诸如宗教学、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哲学、历史学、民族学、天文学、地理学、文学等学科，特别是汉文译著对其他宗教的了解、认识和理解，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崭新的高度。尤其刘智、王岱舆等人的著作，他们对儒家传统的深刻理解，对道家、佛家的广泛了解，对宋明理学中“性命”之学的比较全面的把握，使他们能够在多种学科和知识领域内，融会贯通，推陈出新，他们的成就在当时的历史时代里，体现了中国回族穆斯林对多元文化理解和文明对话的最高水平，时至今日，仍然有深远的影响。汉文译著文本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文明及其文明对话建设中，对创造性地开展中国伊斯兰文化研究，提升伊斯兰文化研究水准，可以发挥继往开来的历史“桥梁”作用。汉文译著家及他们的作品，不仅创造了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今天不同文化的群体之间如何进行相互理解、沟通、交流、对话，提出了非常有意义的思考和努力，特别是中国穆斯林，要更好地适应中国社会的大环境，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发展自身，应当从文化等各方面如何努力。这将是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课题，在这方面，汉文译著家们所开创的道路和历史探索，对我们无疑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参照和经验借鉴。

汉文译著作为今天我们面对的重要研究资源之一，有待于我们进行更深入地研究和梳理、阐释。在中国历史上，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的理性对话，首先从知识精英阶层开始，然后逐渐才流播到广大民众中的。因此，“回儒”对话中，自然而然带有了一定的文明对话精神。在现阶段，我们要提升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的对话水平，必须大力提倡科学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以全球化的视野，从文明对话的视角和对话实践，尊重和理解彼此文明的优良传统，平等对话，交流互补，共同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和文化多样性的“和而不同”、携手并进。

对“回儒”的研究，国外学术界也进行了独到的研究和解读。如日本学术界对中国回族穆斯林的研究是以桑原鸷藏和远藤佐佐喜发表论文为标志，确切的时间是从1911年到1912年开始。这两位学者研究的课题是“回儒”，并通过日本的穆斯林发表启蒙书籍。

1925年桑田发表了《明末清初的“回儒”》，介绍了明末清初回族穆斯林学者的传略及其著作，介绍了《回教文献》的概况。桑田认为，从明鼎盛之际到清康熙期间出现的众多自发的回回学者对伊斯兰经典以及教法进行大量的翻译工作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伊斯兰及其回族穆斯林文化事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可称为中国回族文化史研究上的“文艺复兴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