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对话与启蒙心态

文明对话与启蒙心态

华　涛

1995年3月12～14日，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举办了一个主题为“文明对话:伊斯兰教与儒教”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简称“回儒对话”国际学术讨论会。马来西亚国内有约千人参加讨论会，一些国际知名学者也应邀出席。伊斯兰教是马来西亚的国教，儒教被认为是马来西亚华人的传统信仰，所以回儒对话实际上就是伊斯兰教文化群体与中华儒家文化群体的对话。这是马来西亚第一次举行如此规模的文化、宗教对话会议，受到马来西亚国内各界的重视和欢迎，同时会议虽然不是政府出面组织的，但政府的副总理出席会议并发言，使会议具有了明显的官方合法性。

马来西亚举行回儒对话会议有它自己的重要意义。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各国中民族、宗教矛盾的因素比较突出的国家，国内华人占全国人口的26%，而华人在城市中的比例则高达50%以上，华人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更大。马来西亚的主要人口马来人是穆斯林，传统上在经济和文化上较弱，所以马来人与华人的矛盾带有民族色彩（马来人和华人）和宗教色彩（伊斯兰教和儒教）。马来西亚政府曾经采取了扶植马来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但在经济获较大发展，国内政治较为稳固之后，特别是当它希望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时，马来西亚开始对自己的政治和文化政策作相应调整，希望在马来西亚建立一种基于真正民族团结和文化融合上的稳固政治和繁荣经济。1995年的回儒对话会议确定的目标反映出这种愿望，这些目标是:其一，促进世界主要文明之间特别是华人（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其二，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以往和当前回儒两大文明接触和相互作用的实质和程度；其三，确定当前回儒接触和相互作用中的“问题领域”；其四，对解决这些当前问题提出可行的建议。

近年来马来西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发展说明会议对这四方面都有促进作用。

马来西亚的“回儒对话”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参与这次会议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针对冷战后的“文明冲突论”，开展了“文明对话”活动。在活动的过程中，杜维明和他的穆斯林学者朋友（如纳速尔教授）感到近代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努力向西方文明学习的同时，忽略了两大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于是在哈佛大学所在地马萨诸塞州康桥市举办了一系列伊斯兰教—儒学对话的座谈和研讨，让伊斯兰教研究者和中国文化研究者共同探讨两大文明的历史接触和当代交流。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期间，杜维明和纽约州立大学的村田幸子（Sachikio Murata）共同研读了历史上中国回族学者的一些著作，双方对中国历史上伊斯兰教文化与中华儒家文化的互动有了较深入的认识。村田幸子后来出版了研究王岱舆和刘智的著作《苏非之光的汉文折射》。1995年马来西亚的回儒对话会议也可以看成是杜维明等人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努力的一部分。2000年5月，杜维明和纳速尔等又邀请美国和其他国家学者在哈佛召开了回儒对话学术研讨会。在杜维明先生的建议下，南京大学和中国哈佛—燕京学者联谊会、哈佛—燕京学社于2000年8月在苏州联合召开了“文明对话: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南京大学还将与中国哈佛—燕京学者联谊会、哈佛—燕京学社联合召开“文明对话:东亚现代化的涵义”国际学术研讨会。

这样的探讨文明对话的会议和学术活动对中国，对中国的伊斯兰教研究、回族研究，对中国整个学术界，也有重要意义。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文明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多源文明，中国国内各民族之间在民族、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交流非常广泛，相互间的作用众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总体情况好。但在相互接触和作用中也存在问题，类似马来西亚的文化和文明对话的展开，必定可以促进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找出“问题领域”，提出“可行的建议”。但是这样的文明、文化对话工作的意义不止于此。杜维明先生说过:“我自己进行过很多次的文明对话，基督教和儒家的，伊斯兰教和儒家的，佛教和儒家的，其中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如果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对话，你知道谁是基督徒，谁是穆斯林；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对话，也是如此。但只要有儒家文化的代表参与其中，情况就不大一样。”后来，他进一步了解了伊斯兰学者王岱舆和刘智等的学术活动，了解到他们在兼通伊、儒、道、佛的基础上，曾经与非穆斯林学者主要是儒学人士进行了广泛的对话和交流。这也就是说，中国穆斯林学者早在几百年前，就开始了文明之间的对话，并且在对话中发展出自己的文化。在为村田幸子书所作的序中，杜维明对此高度赞扬。中国伊斯兰文化研究者、回族研究者应该研究这一宝贵历史，应该从当今全球文明对话的高度总结这一历史。我在2000年的苏州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经谈到中国缺乏对伊斯兰文化资源角色的确认的状况，指出对于中国伊斯兰文化资源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关系，中国伊斯兰研究者没有明确地从总体上定位“中国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审视力度和高度都非常不够。其实，明清中国穆斯林学者展开的宗教、文化对话的历史，就是中国伊斯兰文化资源中的重要内容。

我在苏州会议上也明确地批评了中国学术界，当然主要是汉族学者，很少顾及伊斯兰文化资源在整个中国文化资源中的地位，也表现出缺乏对中国伊斯兰文化资源角色的确认。我当时认为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既有中国“华夷之辨”的传统和大汉族中心主义的传统影响，又有当前西方对世界伊斯兰问题的基调即“帝国主义话语”，对中国学者的当代影响。现在看来，除了这几方面的原因，更加根本性的原因是启蒙心态的作用。

启蒙运动是18世纪欧洲的一场重要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的精神对西方现代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启蒙精神突出的是对科学主义、实用主义、功能主义、物质主义的崇拜，它提倡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科学和法制，它创造了民主政治、科学技术、大学教育、官僚制度、公民社会等现代制度。

19世纪末以来，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在追求国家的解放、民族的统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中，往往很自然地依靠了启蒙精神，不自觉地用启蒙精神和启蒙原则来衡量社会发展和人间的万事万物。这可以被称之为启蒙心态。

但是西方的启蒙精神不仅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而且也伴随着浮士德的掠夺精神，具有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狰狞面孔。到20世纪末，我们又深刻地认识到，以西方启蒙精神为武器的社会体制不仅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如南北的对立和家庭的解体等，而且它根深蒂固的浮士德的掠夺精神，是当今全球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东方国家发现，在自己的发展中，虽然自己曾经试图并且以为已经抛弃了传统，但实际上不论是商业经济的发展、民主制度的重建，还是文化的繁荣和民族的自立，都摆脱不开自己的传统，而自己传统中的许多内容，对治疗当代社会性和全球性疾病也有积极意义。启蒙精神的基本原则对各国的现代化都有放之四海的意义，自己社会的若干价值取向，“如同情、分配方面的正义、责任意识、礼教、热心公益和群体取向等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价值”。

以往，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用启蒙原则衡量自己和别人，衡量自己的文化和别人的文化。用这种启蒙心态看问题，中国的伊斯兰文化自然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东西，它的前途就是在全球同质化的过程中，首先在国内同质化，也就是被国内的汉文化所同化，然后随着中国文化的全球化也就是全盘西化而西化。今天，不少中国学者已经开始检讨自己的启蒙心态，全球化不等于同质化的原则已经得到确认，那么，以一种新的心态看待外部和内部的其他文化、其他文明，与其他文化、其他文明在对话中相互学习，应该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了。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