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中的文明对话

五、行动中的文明对话

随着清代中后期社会的转型和发展变化，中国回族穆斯林与主流社会的关系有了戏剧性的变化。特别是有些地方发生了震惊朝廷的“侮教案”，尤其以1782年6月21日的“海富润案件”为典型，引起了乾隆皇帝的关注和御批。回族穆斯林与主流社会的顺恰关系受到影响。这些事件使中国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更加迫切地认识到以文化学术实践促进文化对话、文化理解的重要性。

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按照中国文化的标准来界定和扩大自身的文化类型。他们将伊斯兰文化传统解释为“道”，将穆圣解释为一位“先知”，他们的这种解释，是他们对自己作为学问家，即教学、研究的初衷，是在中国文化的环境中为了保存伊斯兰文化的“道”而进行的一种知识实践。

中国穆斯林知识网络及其赞助者们，通过一种对穆斯林认同的深思熟虑和重建的精英形式提供了一种机制。写作、研究和学者身份的活动，使有知识的中国穆斯林在中国文化界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王岱舆、马注、袁国祚、赵灿、刘智以及无以数计的其他人，都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对国家的稳定性是一大贡献，而且相信“回儒”的哲学思考和努力在儒学的领域内扩展了对真理的寻求。穆斯林知识分子通过保存传统的学术、教学活动，他们理解自身作为传统的传统主义者的学术文化活动带给社会的是和平，正如《回回原来》的结尾诗所言，穆斯林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好多个世纪，使这个国家安宁祥和。

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创作的汉文译著贡献，对中国穆斯林社会和中国文化而言是意义深远的。正如唐纳德·丹尼尔·莱斯利（Donald Daniel Leslie）的《传统中国伊斯兰教：文献导航》（Islam in Traditional China：a Bibliographical Guide，也翻译为《中国伊斯兰导目》）中所显示的那样，在19世纪期间，每一册汉文译著的版本至少被重印了五到六次。通过对不同版本的深入考察，可以发现它们从四川到广东，从云南到北京，甚至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版本面世流传。这是因为在18世纪末，汉文译著新的文本的产生逐渐终止，而一再再版的汉文译著成了比较固定的典籍，这些汉文译著典籍也为后来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奠定了文化认同的基础，对以后的中国穆斯林学者广泛研究这些汉文译著的时代贡献和思想学术体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他们的历史贡献，正如著名的回族史学家金吉堂（1908～1978年）评价道：“中国学术，四千年来至有清而称极盛：同时中国回教宗人才亦蔚起于清代之前半叶；在吴下有张中，金陵先有王岱舆，继之有马中信、伍遵契、袁汝琦、刘汉英，至刘智而集大成。”（金吉堂，2006：199）

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在清代的努力和学术文化实践，是一条在教学、研究、写作与游历全国各地的身体力行中走出的文明对话之路，以自己的智慧和知识实践，促成了两大文明之间的友好交流和融会贯通，并且对穆斯林社区、群体的文化认同、文化传统的保护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以自己的学术成果和文化实践，给文化中国的大传统文化注入了新鲜的学术文化血液，使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了伊斯兰文化，也使更多的穆斯林大众通过汉语文本的伊斯兰阐释，了解了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的本质与异同。从世界范围的文化学术发展轨迹看，中国穆斯林汉文译著家群体及其著书立说，也给17世纪以来的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宝库贡献了汉语文本的学术成果，这在以阿拉伯语、波斯语为主的伊斯兰文化的两大载体语言和其他语言之外，增添了汉语文本的伊斯兰文化阐释和研究文本，不能不说是一大世界性贡献。这是兹维·本多研究专题的落脚点，给我们提供了从多种角度来重新审视和研究明清以来中国穆斯林的经堂教育、中国穆斯林的汉文译著等重要课题的新鲜“视角”。

参考文献

Donald Daniel Leslie，Yang Daye，Ahmed Youssef.2006. Islam in Traditional China：a Bibliographical Guide.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Sankt Augustin.

Zvi Ben-Dor Benite. 2005.The Dao of Muhammad：A Cultural History of Muslim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

李兴华、秦惠彬、冯今源、沙秋真合著：《中国伊斯兰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5月。

［清］赵灿著：《经学系传谱》，杨永昌、马继祖标注，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

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