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教育中的“六教”

文学教育中的“六教”

第一节　文学教育中的“六教”

1．《诗》教

《诗》即《诗经》。《诗》教者，孔子用《诗经》作教材教育学生。《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诗歌305篇。先秦时人们称“诗”或“诗三百”。《诗经》的内容按作品的性质和乐调的不同，分“风”“雅”“颂”三部分。这些诗歌产生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500多年的时间内。“风”即“国风”，是各诸侯国的土风歌谣，多为民歌。“雅”是周王畿地区的乐歌，分为“大雅”“小雅”。“颂”是朝廷宗庙祭礼的舞曲歌辞。《诗经》中的诗，原是歌曲的歌词，春秋之初，仍然用于演唱伴舞。《墨子·公孟》就记载：“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孔子用《诗》作教材的时候，它作为歌曲用于演唱伴舞的功能逐渐弱化，主要是人际交往的“赋《诗》言志”，“引《诗》喻志”和教学中的吟咏讲解。《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因此，它的情感强烈。同时，《诗经》中的诗歌，大部分是描写现实社会中的生活状态，具有现实精神。另外，《诗经》具有显著的政治和道德蕴涵，批判讽喻是其精华。加之《诗经》中的句子以简短的四言为主，以及重章迭句，赋、比、兴各种修辞手法的成功应用，使之艺术价值很高。《周礼·大师》载：“教六诗：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里说的是《诗经》中艺术手法和诗歌内容形态的六个方面的教育。孔子是继承吸取了的。他把《诗经》作为文学的教材，既看重其道德价值的蕴涵，又看重其审美价值的意义。孔子不仅从这两个方面对学生进行文学教育，而且也从这两个方面对诗歌进行编辑审订。《论语·子罕》：“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为政》《子路》等篇中所说的“诗三百”的定数，一直传承到今天。儒家尊《诗经》为经典，在于诗集本身的认识教育意义和审美教育价值。孔子在进行《诗》教时，总结归纳出它的认识教育作用的多个方面：学诗不仅能使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且“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8〕《论语·阳货》），而且，学诗还能使人获得语言表达的能力，处理政务的能力，还能从中悟到做学问的奥秘。同时，还能使人的品质雅正、人格高尚、心灵纯洁、志向远大。如《季氏》中孔子对他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学而》中说子贡与孔子讨论做人和治学，子贡问，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富贵而不骄横自大，这种人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了，但还不如虽然贫困却快乐，虽然富贵而谦虚好礼的人。子贡于是引用《诗经》中的话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就这个意思吗？孔子便称赞说，子贡啊，你可以和我讨论《诗经》了，告诉你过去的事，你能领悟到未来的事。另外，学诗还能获得审美经验，学到用形象思维来领悟艺术。如《八佾》中讲，子夏问诗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先有白色的底子再绘花。子夏便从中悟出礼仪产生在仁义之后，孔子便称赞子夏能启发人，“始可以言《诗》已矣。”孟子对《诗》教的重视以及对《诗经》的认识教育作用，审美愉悦作用的理解也很深刻。一部《孟子》中，引用《诗》的地方达30处，他在和他的学生讨论《诗经》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时，提出：“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8〕《孟子·万章上》）另外，文学批评应做到“知人论世”，《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些观点，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2.《书》教

《书》即《尚书》，其意为“上古之书”，是我国虞、夏、商、周时代重大事件及帝王言论记叙作品的汇编。《尚书》在春秋战国时的篇目较多。据《经书浅谈·尚书》中说，当时引《书》次数最多的是《左传》，共达50多次，所引的篇目有18篇。《墨子》引到的篇目达22篇，其余儒、法、杂各家引用也不少。《墨子·贵义》说：“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可见周代时《书》的篇目更多。然而由于竹简在流传中损坏断烂，加之各家引用旧文献时的删节取舍，更为严重的是秦始皇采取焚书坑儒惨烈手段，汉初伏生所传用隶书写成的竹简文本只有29篇，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从孔子故宅中发现的用战国时文字写成的《尚书》，称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16篇，古文《尚书》不久忘佚。东晋时，豫章内史赜献了一部《孔传古今尚书》，有58篇，后经唐孔颖达为之正义，遂广为流传，特别是唐时颜师古将它收入《新定五经》中作《尚书》的标准读本。随后孔颖达《尚书正义》作为官方定本颁行全国，至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时又采用它，故有一定影响。据学者们考证，这一本除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中的篇目外，另有33篇，属后人新加。但是，其历史文化价值也不低。《尚书》中的文字，大多艰涩。如韩愈《进学解》所说：“周诰殷盘，佶居聱牙”。但是，《尚书》中的情感表达是朴素的，有的文字段落中应用比喻，具有形象性。如《盘庚》上盘庚的讲话：“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尚书》中的文章，质朴简捷、情感充沛，加之它所记叙的事件和言行，是人们尊崇的先王贤哲的伟业和圣言，因而被尊之为经典。正如汉代《尚书大传》引子夏的话：“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参辰之错行”。孔子的“书”教活动，在《论语》中有生动的记载，《书》教既是“文学”教育，又是人格修养培育。“疏通知远，《书》教也”，很有道理。

3.《礼》教

《礼》即《礼经》，汉朝称《士礼》，晋代称《仪礼》。《十三经》中的《三礼》，是《仪礼》《周礼》《礼记》的合称。《仪礼》是孔子时代便开始传习的一部著作，它最早取得“经”的地位。现存《仪礼》17篇,是汉初所传，由郑玄采用刘向《别录》所定的次序。“礼”自孔子而始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认为社会各阶层亲疏、尊卑、长幼分异有合理性。每个人都严格遵守社会地位决定的规范，这就是对社会制度的维护。广义的“礼”指一个时代的典章制度，狭义的“礼”是人们的行为规范、规矩、仪节。《三礼》之中《周礼》偏重政治制度，《仪礼》偏重行为规范，《礼记》则是讲解习学礼的资料、心得。孔子把《仪礼》作为教材进行“文学”的教育，曾经广泛搜集关于礼的典籍。《史记·老子韩非传》记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孔子对《仪礼》的文本进行过编辑校定。《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之孔氏。”孔子作《礼》教，不仅讲授传学，而且实习演练。《礼记·射义》上说：“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于大树下”。儒家讲礼习礼的传统，是自孔子的《礼》教而兴起的。

《周礼》是讲政治制度的著作。汉初时，名《周官》。《周官》改称《周礼》始自刘歆。自郑玄作注后，《周礼》成为《三礼》之一。《周礼》的主题思想由阴阳五行、儒、法三家熔铸而成。虽然成书于汉初，但其内容在春秋战国时便被名家所传习了。《周礼》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是由全书六篇文章所承载，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全失，由《考工记》补之。《周礼》的价值在于它保存了许多宝贵的史料。

《礼记》是侧重阐明礼的作用和意义的论文集。先秦学者们传习《仪礼》时附带传教学习一些参考资料，其间也有一些解释说明、心得体会、概括总结的文章问世，这些都成了学习传授《仪礼》的补充。《礼记》中大部篇章为孔子弟子或再传弟子、三传弟子所著。《汉书·艺文志》载：“《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所记也。”西汉礼学家们传授《仪礼》时，也各自编辑一些“记”，作为辅助教材，到东汉中期，大多关于“记”的选本被淘汰，而最后保留下来是85篇文本的《大戴礼记》和49篇文本的《小戴礼记》。东汉学者郑玄给49篇的文本作了出色的注释，便使《礼记》即《小戴礼记》的地位提升。到了唐朝，国家设科取士，把近25万字的《左传》和近10万字的《礼记》都列为大经，5万字的《仪礼》和4.5万字的《周礼》、近4万字的《诗经》等列为中经。明朝，《礼记》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汉代的五经里有《仪礼》没有《礼记》，而明代的五经里却有《礼记》没有《仪礼》。《礼记》是一部儒学杂编，49篇文章包含了儒家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历史资料。尤其像结构比较完整、文字语言优美的论文，如《礼运》《学记》《祭义》《经解》《大学》《中庸》《乐记》，不仅所论的人生见解和理想，人格的至境追求，哲学的理念与教学，音乐的理论等博大精深，对人有启发意义。而且文字语言、修辞与手法，也有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论语·泰伯》中“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恭俭庄敬，《礼》教也，”正是此义。儒家大师荀子，吸纳接受了老庄与法家学说中的一些精华，把儒家学说向更深更宽阔的地方推进。他所作《礼论》，把孔子的“礼”教的内涵予以了深化。提出“礼”的教化学习，不仅是为了社会的等级秩序稳定，而且是为了滋养净化人的心灵、和顺调理人的情感、提升高扬人的精神。“故礼者，养也。”“无伪则性不能自美”，“伪”，就是人为，是人性的后天修整和改造、习学和锻炼。所以，“礼”教，“固学为圣人也”。荀子对“礼”教的认识，显然已超越了孔子、孟子对“礼”教的认识。

4.《乐》教

《乐》即《乐经》。这部书已经亡失。《荀子》中有《乐论》，《礼记》中有《乐记》，这两篇专论音乐的文章，均产生于战国时期。可以作这样的推想，孔子用《乐》进行“文学”教育，既有音乐理论，也有与之相配套的声乐和器乐的乐谱。而进行《乐》教，讲授传学与演唱练习是结合的。荀子的专论《乐论》与《礼记》中的《乐记》，或是讲授习练所用的辅助教材，或是学习思考探究的心得体会，其中必然有着《乐经》的痕迹。由于《乐经》已失，无法作对比验证。

5.《易》教

《易》即《易经》，也称《周易》。“易”为变易，言天地万物推移变化相生相成辩证发展的规律和道理。前加一“周”字，其内涵在二，一曰《易》阐释推演的是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基本规律，即大道理，其知识周密范围广泛；二曰《易》完成于周文王、周公旦，“周”以纪时代。《周易》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组成。《易经》包含八经卦及其相互迭合组成的六十四别卦。它们是线条符号。另外还有六十四别卦的卦名、卦辞，384爻的386条爻辞（《乾》《坤》两卦各多一爻辞）。《易传》共有七种：彖、象、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其中彖、象、系辞均有上下篇。因此《易传》共有十篇，称为十翼，是《易经》的羽翼。现在的《周易》文本，《彖传》《象传》分别列于六十四卦中。《文言》分别列于乾、坤两卦中。其余各传独立成篇列于《易经》之后。《易传》各篇都有特定的解释对象和阐述内容。《彖传》解释卦名、卦义；《系辞》为通论；《说卦》主要解说八经卦所象之物；《序卦》解说六十四卦的顺序；《杂卦》解说六十四卦的卦义。《周易》从“经”到“传”最后编辑成一个完整的文本，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有众多才俊贤士的探索、研究和创造。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便是此意。孔子用《周易》作教材进行“文学”之教，并在教学中讲解、探讨其内涵，其实绩在《系辞》中有记载。《史记·孔子世家》中也记载了他研读《周易》的刻苦与专心，韦编三绝，便是证明。《论语·述而》：“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为政》：“五十而知天命”，可见学《周易》与他的知识积累、智慧丰富是有极大关系的。《系辞》就是孔子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所作的阐述《周易》的论文，自汉代开始，《周易》的传习研探一直没有停止。对《周易》既作哲学研究，又作占筮书研究，又作历史、风俗、文学等方面的研究。这在中国是第一本书。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的陈良运先生的《周易与中国文学》一书，对《周易》的文学性质讨论颇深。他认为《易经》是一部具有文学气质的书……《易传》加入之后，《文言》以“文”示“美”，《系辞》以“辞”达“情”，《彖》、《象》以“象”尽“意”，《周易》的文学性因此而更加强化。《系辞》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陈先生认为，“人生充满忧患，自古至今，忧患就是人生！”陈先生认为，《周易》文学趣味的生成，在于三方面的要素，第一，形象与意象的可感与生动。第二，或隐或显的感情色彩。第三，语言精炼、含蓄、富有文采。他还指出：《周易》之道：创造之道。《周易》的丰富内涵，所涉及到的论题，还有继续挖掘探讨的巨大空间。“洁净精微，《易教》也”，《荀子·大略》中也说：“善为《易》者不占”。其内涵正在于此。

6.《春秋》教

《春秋》即《春秋经》。“春秋”，原是各诸侯国的国史。《墨子·明鬼》：“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是说墨子读过周、燕、宋、齐的史书。古人重视春季和秋季，便以“春秋”代替一年四季的变化，进一步便成了国家历史的代称。《汉书·艺文志》：“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后来只有鲁国的《春秋》传世。《春秋》便成了专称。《春秋》是我国编年体史书的开山之祖。它以鲁国十二公为序，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记载了242年间的历史。它采取纲目式记叙的方法，文句简短，语言精炼。孔子对《春秋》作过修改辑定，把它作为分科传教的“文学”教材，是看重它的定名分、制法度的范本作用。同时，也很欣赏《春秋》寓褒贬于记事的“春秋笔法”。正如《孟子·滕文公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儒家把它作“微言大义”的经典，与孔子语文教育的传教习学有很大关系。后世史学家往往能从《春秋》中领悟到修史应该具有的严肃与严格，以及“微言大义”的倾向性。文学家则获得缀文叙事中遣词造句的简捷与意蕴深刻的提炼。荀子所说“《春秋》之微也”，《礼记》中所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其意义就在于此。此外，《左传·成公十四年》对《春秋》给予了较全面的评价：“《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春秋三传是指《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春秋榖梁传》《春秋公羊传》，简称《左传》《榖梁传》《公羊传》。《榖梁传》《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的，是注释、训诂与阅读札记、读后感并存合一的著作。它不补充、修正《春秋》里的史事与言论。而《左传》不仅叙事比《春秋》多17年，而且比《春秋》更加详细地记载了春秋时期各国的重大事件。《春秋》记事以鲁国为中心，而《左传》记事以晋国为中心。《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它开创了中国历史散文的先河。《左传》中对重大事件的叙述有条不紊，尤其是春秋时代著名的五大战役，写得尤为出色。同时，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性格，通过细致生动的情节予以展示。另外，许多游说外交辞令也很精彩。《左传》是一部具有文学性的史书。这部史书有着与儒家相近的思想观点，诸如等级秩序、宗法伦理、民为邦本等。如庄公三十二年引史嚚语：“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这与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一致的。《孟子》中《尽心下》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梁惠王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左传》从民本思想出发，对爱护民众的忠于职守正直有远见的统治者加以赞扬，对残害百姓而暴虐淫侈的统治者予以揭露。作者的倾向褒贬是分明的。至于《左传》的作者，唐以前认为是左丘明，唐以后则予以否定。据专家研究考证，《左传》的作者尚是悬案。《左传》文本基本形成于战国时期，荀子时已广为流传习学。《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常引《左传》的内容。但是，它作为教材在学宫中使用，直到汉平帝时（1年～5年）才施行，晚于另外两传。然而民间传习自它产生之日起，一直没有间断过。

《榖梁传》《公羊传》，实际是杂引群贤、集体创作的。两传先是口耳相传，汉初用隶书写成文本。《公羊传》托名子夏所传，《榖梁传》托名荀子所传，不过是借以自重罢了。《公羊传》在于注解释析《春秋》的“微言”和“大义”，如它在解释《春秋》首句“元年春王正月”时，便提出“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一观点被西汉经学大师、专治《春秋公羊传》的董仲舒看重，他在对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自此儒家思想得到历代统治者的看重。《公羊传》《榖梁传》也称之为“经”而置于学宫，作为高等学校的教材。《榖梁传》较之《公羊传》而言，它专注深解《春秋》之大义。《榖梁传》《公羊传》在语言文字的技巧与文学性上，无法与《左传》相比，但它们在阐释深化儒家思想方面，却各有特长。因此，它们作为经典在汉武帝时就列为学宫的必读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