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里看了两本书，一本是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1818—1897)的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另一本是英国当代历史学家约·罗伯茨(1935—)的《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掩卷沉思，感慨良多，不禁想到这样的一个老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启蒙运动总是半途而废?按照目前学界达成的共识，近百年来，我们曾有过两次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第一次是以“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第二次则是以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标志。客观地说，这两次启蒙运动都没有来得及充分地展开，就草草收场，转向他途，令后世之人徒生惋惜之情。究其原因，除了受当时具体历史条件的掣肘外，更有一个重要因素被忽略了，即我们的启蒙运动缺少了一个必要的准备环节——文艺复兴，使得新生的启蒙运动缺少必要的文化土壤，导致其刚开花就过早地凋零了，这也是我们的启蒙运动没有取得预期目标的主要原因所在。
在阐述这个问题之前，需要清理一个国人长期存在的认识模糊之处，即为什么要启蒙的问题，而关于启蒙的最经典的与被广泛接受的表述就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给出的定义：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引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简而言之，就是要敢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使自己摆脱不成熟状态。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展开：其一，什么是敢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其二，使自己摆脱不成熟状态的目的是什么?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那是针对中世纪以来，直到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人类一直在努力克服的一种认知障碍，即宗教对于人类理性的桎梏。持续近300年的文艺复兴运动极大地动摇了宗教对人类思想的束缚，但是并没有完全根除掉这种历史遗传的痼疾。在宗教信仰衰落后，信仰自身反而陷入一种文化虚无主义的困境，所以需要启蒙运动这剂猛药与补药，来恢复人类天性中所具有的理性的力量。这种理性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完美结合。在此基础上回到第二个问题，即人类只有具有了这种理性，才能实现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以及外界强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使自己由臣民变为公民，从而真正形成市民社会。为了保障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我们需要有一个公共领域，而公共领域有效运作的基础就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理性公民，只有这样，我们人类社会才能实现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康德认为他所处的时代，并不是一个启蒙了的时代，而是一个正在启蒙的时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启蒙仍是一项远未完成的任务与事业。
回顾“五四”时期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它的前期酝酿与准备即便从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算起，也只有四五年的时间(洋务运动以及康梁的变法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传统范式下的一种自救，没有对传统文化形成真正的冲击)，而当时中国的背景情况则是一片文化泥潭，人们精神麻木，心灵处于停滞状态。按照传教士纪礼备(1868—1920)的观察：如果我们把他们与其他国家的人民相比较，就会得出结论，即他们并没有前进和进步到他们应该达到的地步。靠着衰老与颓废的儒家文化徒劳地支撑着一个没落帝国的梦想。在这样的环境下，新生的启蒙运动如何能够生存?如果我们套用布克哈特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的六个层面来剖析当时的中国，可以明显地发现存在的这些问题远比欧洲的严重。在布克哈特看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为未来的欧洲的启蒙运动做好了准备;首先，个人的发展;其次，古典文化的复兴;其三，世界的发现与人的发现;其四，平等与自由理念的牢固确立;其五，关于国家与宗教的重新认识。只有在这个广义的文艺复兴的基础上，未来的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才能一经拉开帷幕，就势不可挡，促成了历史的巨大进步。而这个过程的完成则经历了从13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上半叶的漫长历程，历时近300年的时间。由此可见，文艺复兴的完成是一件非常缓慢的事情，没有这个艰难的文化范式的转型过程，很难想象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会有何种结果。而中国的情况远比欧洲更为复杂的是，儒家文化在长达近两千多年的统治中从来没有生发出平等的观念以及现代国家的观念，中国人不但遭遇着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且还要额外地承担被儒家文化强迫加载的不成熟状态。在这两种不成熟的笼罩下，人的发现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事业，这就注定了中国的启蒙任务要远比欧洲艰巨得多。这种困难的局面，导致在我们的历史上根本就没有任何适应启蒙的文化资源可以复兴，这就是20世纪之交那些先贤们面临的真实处境。所以，他们喊出的口号就是：打倒孔家店!应该说，问题看得很准确，但是他们在年轻的热情中严重低估了问题的艰巨性，启蒙运动在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反观我国两次启蒙的进路是很奇特的，它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发展道路是完全不同的：欧洲的启蒙是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广泛扩散的基础上开始的，而两次中国的启蒙运动在发生之前，都只经过短暂的文化酝酿期，当时还无法准确地判断这种短暂的文化酝酿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即便如此，第一次启蒙采取的不是本民族古典文化复兴的路线，而是完全采用来自西方的近代文明的替代策略，这是很吊诡的事情。在“五四”启蒙运动期间，虽然民智未开，但是先贤们仍然义无反顾地从外部寻找启蒙的思想资源，而不是从自己的古典文化中寻找启蒙的助推器，这种完全推倒重来的策略，正是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严重匮乏的一种痛苦表征。为何会如此?也许在此之前的洋务运动所奉行的“中体西用”纲领的失败给“五四”时期的启蒙者们一种启示：本民族的古典文化已经丧失了为一种新生的运动提供养料的能力，反而日渐成为一种沉重的掣肘之力，因为它的主旨是在扼杀多样性的前提下强调齐一性，而齐一性恰恰是消灭民族精神活力的罪魁祸首。因此，只有大胆采取彻底的替代策略，借鉴西方成功者的经验，启蒙方有成功的可能。但是，这种简单的替代策略没有考虑到异质文化在本土的适应性问题，由于它太超前了，第一次启蒙的失败是必然的。
在建国60年的历史中，我们构建与检验了两种思想资源，前30年在激进思想的主导下，从上到下，整个国家践行了一种宏大的政治乌托邦叙事，当那些远离真实生活的乌托邦肥皂泡一个个破灭之后，整个国家陷入一种极度沮丧与挫败的状态;此时一种卑微的力量，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的表达，从社会最低处开始蔓延，觉醒的浪潮开始从下往上，传达出一种世俗的、被压抑的、充满欲望的琐碎声音，它的主要诉求就是摆脱贫困与单一化，要过一种丰富而体面的生活，这种巨大的暗流，直接促成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的思想之源。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第二次启蒙几乎完全克隆了第一次启蒙的路线，两者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即文化的酝酿期比较短。如果从1978的改革开放算起，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仅仅七八年的时间。要知道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在向欧洲扩散过程中用了接近300年的时间，这300年间解决了如下三个问题：平等的观念、自由的观念以及宗教改革的实现。这三个问题的解决为未来启蒙运动的展开扫清了主要障碍。而我们80年代的第二次启蒙运动在这三个问题上几乎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进展：刚刚从集权专制下解放出来的人们，仍然生活在名义上平等，而实际上严重不平等的官僚体制下，自由还停留在一种观念层次上，政治意识形态控制虽有松动，但仍然没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在这种背景下，启蒙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次启蒙是对第一次启蒙的一种迟到的补课与延续。通过对百年来两次不成功的启蒙运动的考察，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中国的启蒙运动相对于中国的文化母体来说，是一个早产儿，所以它的夭折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要看到正是通过两次不成功的启蒙运动，我们开始真正发现了被遮蔽在历史帷幕后的人，整个族群开始了对平等与自由的真诚向往;所有这一切，又为今后的启蒙提供了潜在的条件。市场经济的扩张，把这些不成功的启蒙转化为一种文化的蜕变，而这种结果又变相地成为新型的文艺复兴，这也许就是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一项意外成果。但是，我们也面临着令人担忧的不可知的谜团：能否用进攻完全取代防守?一次次折戟沉沙的启蒙真的能从文化荒漠中生发出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当下或者未来启蒙的成功，我们迫切需要来一场真正的文艺复兴运动，只有经过充分的文艺复兴，未来的启蒙才是值得期待的，也才是有根据的。问题是，我们复兴什么文化?如果上面的分析正确的话，那么，我们的文艺复兴需要采取一种文艺再造的路线，这个问题恰恰是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当前甚嚣尘上的文化复古主义以及概念模糊、鱼龙混杂的所谓国学，都不是我们所要复兴的文化。百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它们是真正阻碍启蒙运动展开的文化陷阱。仅举一例，儒家文化中有平等与公民的内涵吗?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重要历史意义就在于：在中西文化广泛而深入的比较与交流中，我们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认知模式，虽然还不成熟，但它已经显示出勃勃生机，并能很好地兼容人类积攒下的先进文明与理念。这恰恰是我们文艺复兴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当下蔓延开来的全球化浪潮有力地推动了这种认知模式或者文化再造的形成。回顾建国60周年的历史，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前30年我们基本采取了硬性构建一种政治乌托邦文化的模式，它的主要特点是禁欲主义下的单一化文化，而改革开放的30年，我们采取了世俗化的功利主义下的多元文化共存模式，从而造就了这个充满欲望，也充满活力的时代。捍卫文化多样性，恰恰是中国文艺复兴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样的一个关键历史时刻，我们要有勇气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来一次真正的文艺复兴。
【注释】
(1)Progress.http://en.wikipedia.org/wiki/Progress。
(2)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M］.范祥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21.
(3)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M］.范祥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28.
(4)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M］.范祥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37.
(5)詹姆斯·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M］.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1.
(6)E.卡西勒.启蒙哲学［M］.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3.
(7)Cynicism.http://en.wikipedia.org/wiki/Cynicism.
(8)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48.
(9)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51.
(10)提摩太·贝维斯.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M］.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8.
(11)鲁道夫·奥伊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M］.万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47.
(12)鲁道夫·奥伊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M］.万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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