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与文艺复兴

乌托邦

“乌托邦”是莫尔（T. More，1478—1535）一本书的书名，它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一种非主流的社会思潮的旗号，在其名下还可以归入康帕内拉（T. Campanella，1568—1639）的《太阳城》和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的《新大西岛》。初一看，他们的工作与那一时代其他政治学家所作的现实分析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描绘了人迹罕至处的世外桃源，这些幻想似乎都是些智力游戏的产物，而与真实的生活没有关系。对于文艺复兴流行的一种关于任何事都可能在其中发生的开放的和变动的世界观念，他们针锋相对地描绘了一幅封闭和安定的社会图画。因此，许多人在他们那里看到的是一种乡愁式的怀恋，甚至是对中古寺院生活的一种理想化。

然而，乌托邦思想与文艺复兴社会思想主流是有密切关系的。莫尔的《乌托邦》清楚地表明他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对那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的解答。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对当时英国社会状况所作的现实分析，他的结论是：政治手段不能解决基本问题。他试图证明，法律无论多么完备都不能消除现有的罪恶，如果滋生罪恶的条件依然不变的话⁽²²⁾。同19世纪的乌托邦运动一样，莫尔将社会思想的重心从政治学、法律转至社会经济组织。当马基雅维里和布丹（Jean Bodin，1530—1596）试图通过重建国家权威来救治社会时，莫尔却主张彻底变革社会经济体系，尤其是要废除私有制，因为私有制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产生孕育罪恶的贫困⁽²³⁾。在莫尔看来，社会秩序问题并非一个政治和法律的问题。他的乌托邦社会中的居民很少法律设施，却生活得很自在很安全，他们批评别处的人民，尽管后者摘了那么多的法律，但其国家却仍不能保证秩序和安全。

因此，目标在于设计一个和谐的和自我管理的社会制度，这就是《乌托邦》第二部分的主题。莫尔详细描绘了一种理想的社会，那里没有私有财产、不劳而获者、争斗及违法行为，所有人宛如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之中。主要地基于对人类生活的最高价值和最优良的制度安排的一致意见达到了这种社会和谐。社会的监督几乎无例外地是自我管理。乌托邦岛的社会秩序被认为已达到最完美的稳定，因此其居民有意地孤立于外部世界，以免后者的有害影响。

莫尔与文艺复兴其他的思想家一样，也以一套关于人性的假设指导他的社会思想，但他反对将他的人性观念置于对某些条件下人的行为的观察基础上，这些条件扭曲人性，使人变得丑恶不堪。莫尔认为，对人性的一种经验分析旨在勾勒一幅真实人性的画面，如果不把由于社会强迫导致的人的行为的变形全都考虑进去，就会产生虚假的图画。在现存境况中的真实的社会人不是真正的人；真正的人和社会的人的合二而一，只在流行于乌托邦的那种制度下才有可能。

根据马基雅维里，我们从观察历史中的人们获得人性和知识；而依莫尔的观点，我们从发现何为人性的永恒本质以及何为社会制度的产物来获得对人性的了解。

上述的不同不应妨碍我们去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的相同点。具体而言，我们在本章谈到的所有的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全都坚信社会秩序是人为的产物，因此，能够依环境的要求和永恒的人性特征来对社会秩序加以合理的改良（或改造），不论这永恒的人性是什么。这个时期另一典型观点是认为，我们从过去接受下来的秩序并不是唯一可能的秩序；对这些思想家来说，既不能因为时间久远也不能因为教会权威而将我们袭得的秩序神圣化，如何组织社会生活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应该不断提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