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瑞典学院的晴雨表指向哲学”，奥伊肯因而得到了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而蒙森得奖的那年(1902年)指向的则是历史。两位伟人都不是文学界的人物，二人获奖均得益于瑞典学院对“文学”一词独特的定义——从诗到人文学科。后来学院更是依照这个考量把奖颁给了柏格森(1927年)以及丘吉尔(1953年)。
1908年，诺贝尔委员会在评奖时并未涉及细节问题，原因是有三个更为基本的问题亟待解答。首先，奥伊肯是何许人也？而这个问题一经回答，其余两个问题又接踵而至。如果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这位耶拿大学的哲学教授的话，那他是否符合了“思想开阔”这个必备条件呢？如果本年度文学奖非哲学界(尤其是德国的哲学界)莫属，为何不选黎喀特(Heinrich Rickett)、柯亨(Hermann Cohen)或者温德邦(W illhelm W indelband)呢？奥伊肯在他的自传(1921年出版)中坦言：这些问题让他感到既尴尬又恼怒。可大体上他是满意的，因为他卓越的思想终于得到了赏识。
奥伊肯对瑞典的影响力很显然是来自于“观念”“观念论”以及“观念论者”。诺贝尔奖的宗旨是旨在奖励那些怀有“理想主义”的人。“理想主义”与“观念论”在英文中均是“idealism”一词，意义稍有不同，但联系却极为紧密。而这些高贵的字眼也正是学院用来赞扬奥伊肯的。
在法国，“观念”这个概念早在笛卡儿的时代就已经受到重视，其中古善(Victor Cousin)的鼓吹功不可没，最终在浮伊叶(Alfred Fouillee)的影响下蔚然成风。然而“观念论”一词在法国一直鲜有人用，原来孔德(Auguste Comte)以及来势汹汹的实证论早早地给误用精神名词的现象“打了一剂有效的预防针”。所以在1878年法兰西学院将“观念论”“观念论者”二词编入字典时，许多法国人觉得相当突然，认为这是对莱茵河沿岸思想狂澜的一次让步：在那儿，“idealisms”一词被广泛地使用着、被细心地栽培着，“普遍得像天竺葵，充斥于每位教授及布尔乔亚的阳台上”，泛滥得已经失去了意义。
这次浪漫哲学的复兴对瑞典文化的影响难以估量；瑞典的大学和知识界在费希德(Fichte)、谢林(Schelling)以及同时代的黑格尔的影响下笼上了一层唯心哲学的色彩，甚至连瑞典国内一些德高望重的思想家也在宣扬一种正统而保守的观念论。他们将眼光从瞬息万变的表象世界移到永恒的心灵乐土，在那儿找寻一线光明来指引人类。观念论在瑞典的势力膨胀得无以复加，以至于后起的一代(实证论的信徒)以及史特林堡(Auguste Strindberg)在瑞典知识界举步维艰。
瑞典学院之所以如此尊重这个遭受着史特林堡猛烈攻击的“专业的观念论”，乃是由于学院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使命：遵照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在世界文学界中遴选一位带有“理想主义倾向”的得奖人。在那些高贵的院士眼中，这个标准自然是合情合理的。依照这个标准来看，德国的哲学家奥伊肯简直就像“为瑞典学院量身打造的一样”。诺贝尔委员会终于找到了一个毋庸置疑的观念论者！这位耶拿的学者宣扬着一种多少带着神圣气息的真理，他不但是个卓越的教师，同时也是个极有天分的作家。
他由一位瑞典的同僚同时又是他在古腾堡大学的鼓吹者所推荐。支持者似乎不在少数。当年年底消息公布了：鲁道夫·奥伊肯将亲自前往领奖。
奥伊肯是个哲学家，处处表露出实事求是的精神。当他抵达斯德哥尔摩的时候，他心平气和地对一位向他挑衅的记者表示，他曾秉诸良心地研究过一切有关诺贝尔奖的规定，自认为满足所有必备条件。他接着补充道，他的作品已经风靡世界：“我现在很热门。”
在颁奖典礼上，他没有发表正式的获奖致辞。鉴于他的见解一向脱离现实，所以谁也不知道他是否晓得这笔奖金带来的好处。如果那是个货币稳定的幸福时代，那么我们大可合理地猜想：他是不会讨厌一大笔现金的。不过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那纸诺贝尔的奖状则更有意义，奖状上说他之获奖乃是由于：
“他对真理的热切追求、他对思想的贯通能力、他广阔的视角，以及他在无数作品中辩解并阐释理想主义的人生哲学时所流露的热诚与力量。”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