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与传统文学的关系

五、武术与传统文学的关系

武术与传统的文学艺术也具有密切的关系。武术所独有的外在形式美与内在精神美为文学艺术的创造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例如，武侠文学就是在独特的武术影响下产生的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学，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学形式。而武侠文学对正义与真理追求的渲染、对武林人物性格的塑造同样产生了积极作用。

1．武侠精神的由来

《吕氏春秋》中有一则鲁莽勇士的故事：话说齐国有两个勇士，一住城东，一住城西。一天，两人不期而遇，于是坐在一起喝酒。喝了一会儿，一人要去买肉下酒，另一人止住他，说，你我身上有的是肉，还买什么肉。于是两人抽出刀来，在自己身上割肉下酒，至死而止。这两个勇士给人的感觉，一是悲壮，一是鲁莽，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武侠形象，尽管有点夸张，却十分生动地反映出这类人物的风貌：他们性格豪爽，有着过人的勇敢，视死如归。南朝的王筠也写了一首名为《侠客篇》的诗，诗曰：

侠客趋名利，剑气坐相矜。

黄金涂鞘尾，白玉饰钩膺。

晨驰逸广陌，日暮返平陵。

举鞭向赵李，与君方代兴。

诗中的游侠，仗剑南北，来去迅速，装饰豪华，意气风发，无疑诗人对这个侠客的风神是极为心仪的。

武侠不仅是武艺高强而且有勇气，更重要是有“侠”的品质，这一点，《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概括得比较准确。他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说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分析起来，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讲信，重承诺，言必信，行必果；二是重义，为朋友所托，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这就是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所流传的侠的精神。直接继承了春秋时的墨子门徒的品质，同时也是儒家精神的内容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国争雄天下，竞争日益激烈，斗争日趋复杂，各国无不注意网罗有特殊技艺的人才，出现了养士之风。如齐庄公、晋国的公卿栾盈、楚国的权臣白公胜、吴公子光等都是春秋时养士的名流。战国时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四大公子，都曾养士数千人，而不避生死的武侠更是他们刻意搜寻的人才。王公贵族们“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有其明确的政治目的。武侠常被委以常人不能的任务，成为政治斗争的特殊工具。

《战国策·魏策四》记载：秦国灭了韩、魏后，又欲吞并小小的安陵，诡称欲以五百里换安陵，安陵君不同意，派唐且见秦王。秦王骄横地威胁唐且说，先生知道天子发怒吗？一旦天子发起怒来，就会有百万具尸体横陈，流血千里。唐且沉静地回答道，大王可曾听说过布衣之士发怒？秦王轻蔑地回答说，不过是扔了帽子光着脚，呼天抢地而已。唐且说，错了。你说的那是懦夫发怒，而真正的布衣之士一旦动怒，横尸不过两具，流血不过五步，但是天下人将裹素致哀，就像今天这样。说着就挺剑而起，秦王顿时变色，陪罪道，先生请坐，我明白了，韩、魏灭亡而安陵却能以五十里之地保存下来，都是因为有先生啊。

古代武侠并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在做出惊世之举以前，多是混迹于市井中的无名小民。如战国时的朱亥是魏国都城大梁“市井鼓刀屠者”，聂政以屠狗为生，荆轲是一介游民。他们的抱负不同世俗，平时的言行举止也不同于常人，虽然社会地位低下，然而自尊自强，卓然傲立，平交王侯，不为权贵所屈。如贵为王弟的信陵君多次邀请区区屠夫朱亥，朱亥却置之不理。

由于武侠可以承担重大使命，而且这些使命常关系到君王的身家性命、社稷国祚，权贵就是利用他们重气节轻性命的品质，降尊折节，对这些人礼遇有加，结为心腹。如吴公子光善待要离、专诸，以便让他们为自己登上王位行刺；魏国严仲子交结聂政以刺丞相侠累；燕太子丹为行刺秦王，尊荆轲为上卿，以山珍海味、车骑美女相待，而且每天亲自登门拜访。一旦武侠感到自己得到尊重和信任，便为知己者去赴汤蹈火，必要时不惜一死，以报知遇之恩。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武侠以生命为代价，为报“知己”在历史上写下了惊心动魄的篇章。

春秋战国时的武侠，给后人以深刻的影响，他们的人格品质为后世不断颂扬，为人们所景仰，他们的言行举止，成为许多后人模仿的榜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成为千古绝唱。

2．文武双全的人格理想

文武双全是中国古人的人格理想，文人以武学为好，武人以儒侠为尊。古代一般有钱人家的孩子除了要读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以外，还有专门的武术老师教授传统武术。风气所及，中国历史上出色的武术家往往也是出色的诗人和文学家，而以文学著名的士人往往也是武术“练家子”，或者对武术有浓厚的兴趣。这种文武交融的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唐代的诗人李白（701～762年），其诗歌成就几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又有诗仙之称。不过，李白早年爱好的是学剑求道，他曾经在青城山和道士学剑，又在山东齐州领过道教的道箓，也就是正式成为道教的弟子。魏颢的《李翰林集·序》就说李白“少任侠，曾手刃数人”。李白的诗有许多也是以剑为题材的，这里，我们可以举出许多，如：“击筑饮美酒，剑歌易水谓”（《少年行》），“万里横戈探虎穴，三杯拔剑舞龙泉”（《送羽林陶将军》），“诗因鼓吹发，酒为剑歌雄”（《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醉来脱宝剑，旅憩高堂眠”（《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高冠佩雄剑，长捐韩荆州”（《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等等。

如南宋的岳飞（1103～1142年），是历史上的抗金名将。岳飞小时受业于大武术家周侗，因此武功从小就有很高的造诣。岳飞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最高担任过南宋王朝的枢密副使（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副部长），并且他的弓马骑射以至枪棒武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岳飞的文学功底也相当不错，这里我们可以看看他写的《满江红》词：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无论是辞章还是词境都达到很高的境界，决不是一般水平能够写出来的。同时岳飞的书法成就也很高，从他所留下作品《前后出师表》可以看出，他的草书铁画银钩，酣畅沉雄，便转流行，任笔挥就，浑然天成，艺术成就是相当高的。

南宋还有一个著名的词人辛弃疾（1140～1207年），在中国文学史上他与苏东坡齐名，历史上称为“苏辛词”，词风豪放，调境瑰奇。辛弃疾是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生时，山东已被金兵所占。他21岁参加耿京领导的抗金武装，为掌书记。绍兴32年（1169年），奉耿京令南下归宋，宋高宗授以承务郎、天平节度掌书记。后来返回山东，耿京已被叛徒张安国杀害。他一怒之下，率领几十人连夜直奔金营，在数万人中活捉张安国南归。由此可见，辛弃疾武艺十分高强，他创作的词许多都是描写战争和武功的，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

词中用许多具体的形象写出了战场的壮阔，并透露了词人对战场情思的留恋和回味。这种壮阔的战场场景以及豪迈而悲壮的情思，如果没有实际生活经历是不可能写得出来的。

3．武侠的武功

武侠的格斗多为近战，一般都精于刀、剑或匕首等短兵器。如曹沫持匕首劫齐桓公，专诸以匕首刺吴王僚，荆轲以匕首刺秦王，聂政仗剑刺侠累。近距离的格斗，一招不精，便会失败。为了提高技艺，武侠们有游历天下，结交天下豪士，切磋技艺的传统。如荆轲曾去山西榆次，试图与剑技家盖聂论剑，又到赵国邯郸与著名剑侠鲁勾践比武。荆轲刺秦王没有成功，鲁勾践说剑术不精是他失败的原因。

如果说，中国古代社会前期的武侠主要是以一诺千金、慷慨赴死的精神力量名垂青史，那么后期的武侠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则更多的是他们杰出的武技。这与武术和气功本身的发展有直接关系。中国的武术和气功经过长期发展，在明清趋于成熟，武术和气功开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就为武侠提供了更加犀利的行侠手段。

清代康熙、雍正年间，著名的“江南大侠”江宁人甘凤池以其深厚的武功闻名天下。他客居京城时，山东济南的力士张大义慕名来访，一定要与甘凤池较量较量。张大义身高八尺，腿力过人，并且在脚趾上裹有铁片，气势汹汹地扑将过来。甘风池倚柱而立，以逸待劳，两人刚一交手，就听见张大义大叫一声，跌倒在地，血流了一靴子，解下靴子一看，铁片已经深深地嵌入脚趾中。

甘凤池不仅精于拳脚和剑法，武技高超，而且善导引服气之术，有布气的能力（即气功发放外气）。据《清史稿·甘凤池传》记载，甘凤池家乡一个姓谭的得了痨病，医治无效，甘凤池就在一个静室里，每天夜里与此人背靠背坐，四十九天后这人的病就治好了。他还有很强的硬功，“手握锡器，能使熔为汁，从指缝中流出”。（《清朝野史大观·清代述异》）

还有更神的故事，说甘凤池在客居太仓县张家时，一日在酒宴上闲着玩，于百步之外以棉团做成小球遥击梅花树花朵，上下左右，棉球到处，梅花随之坠地，满座皆惊。这种野史的记载可能有夸张之处，但也多少反映了甘凤池的内功十分了得。

中国武术发展到明清，由于内家拳的发明，武侠们一般都达到了超常能力，特别是中国武术中的点穴术更是神奇无比。《墨余记》记载了一个故事：明末清初时，上海武侠褚复生的家乡有一个外号叫“独骨”的地痞流氓，会武术，膀阔腰圆，力举千斤，仗着这些本事，在市场上横行霸道。商人不堪其扰，于是大家请褚复生为民除此一害。在一次酒宴上，两人见面。酒过两巡，“独骨”就跳起来，手舞足蹈，捋拳作势，夸耀自己的勇力。褚复生缓缓用筷子在他胸前轻点一下，轻声说道：“你不能坐下来说嘛？”“独骨”重新坐下，直到终席，一言不发。散席后，商人们问褚复生，为什么不与“独骨”交手，他们哪里知道，褚复生用筷子轻点“独骨”时，用了内功。第二天，“独骨”浑身变色，青如蓝靛，不治而亡。

《清史稿》还记载了另一个故事：明末清初的武术家浙江人王来咸，以静制动，以点穴击人的内家功法非常高明。他与人搏击总是按照铜人经络图中标志的经络穴位，精确地点击对手的死穴、晕穴、哑穴等部位。有一次他与著名学者黄宗羲同游天童山，遇到一个不讲道理的和尚少焰。少焰臂力过人，对付四五个人不在话下，以为王来咸可欺。不料刚要接近王来咸，还未来得及施展他一身的蛮力，就被点中穴位，疼痛难禁，使不出半点力气。王来咸以自己高超的武技，行侠仗义，曾替人报仇，但是他为侠有很强的正义感，绝不充当无原则的职业杀手。有人以重金请他杀自己的弟弟，王来咸认为这样做无异于禽兽，因此，坚决拒绝这种不义之举。

4．武侠与镖师

在以武为生的群体中，镖师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武林中许多大名鼎鼎的高手既是武侠又干过镖师。如山西祁县心意拳家戴文雄（1778～1873年），曾走镖北京、张家口和包头，留下赫赫名声；擅长昆仑派武功，人称“通臂猿”的胡七，也曾是著名的镖师；人称“京城大侠”的大刀王五是北京源顺镖局的镖师；沧州武英大枪刘德宽是北京永胜镖局的镖师；形意拳武术家李存义（1847～1921年）是万通镖局的镖师；秘宗拳的霍元甲、大成拳的创始人王芗斋也都做过镖师。这些武林高手往往是以保镖为生活手段，而以武功和侠义称誉于武林。

保镖业大约起源于唐宋，因为在古代交通运输非常不便，全靠人力和马车，于是路上的劫匪和强盗相当多，因此必须有保镖护镖，否则路上相当危险。《水浒传》中“智取生辰纲”那一段，实际上就是一段生动的劫镖的故事。济南知府梁中书为了给蔡京庆寿，将自己搜刮的民财委托武艺高强的青面兽杨志带领十多个军士送到汴京，但却在黄泥岗中了以晁盖为首的梁山好汉的计，喝了众好汉撒了蒙汗药的酒，生辰纲全部被劫走。杨志保镖当时并不是商业行为，他不过是梁中书手下一名军士，送生辰纲是梁中书交给他的任务。

明代随着商业的发展，保镖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明人徐士俊，写过明代镖师汪十四的故事。当时有许多商人去四川做买卖，过蜀道时，常被掠劫，饱受强盗之害。商人们听到河南新安汪十四，武功高强，善骑射，而且有燕赵侠风，于是恳请汪十四作保镖。汪答应了，于是和数百商人结伴同行，听到山上有弓弦声，汪就弯弓相向，与强盗的箭锋相触，自空中坠落。强盗们很怕他，便不敢对商旅下手。后来汪十四年龄大了，就回乡务农，想过过轻松日子。他一走，土匪又横行起来，商旅们又惨遭抢劫，不得已大家又来到汪十四门下，请他再次出山。于是汪十四又骑马挾弓，重新奔波在崇山峻岭之间。

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商业的发展，南来北往的商旅越来越多，商业性的保镖也就作为一种职业出现了。最初是个体的，到清代初期，由个体逐渐发展到集体的，这就是镖局。镖局是专门护送来往客商及财物、以防途中被人抢劫的商业性机构。客商要求镖局保护的财物叫做镖，由镖局出镖师负责押送，因此镖师叫保镖。一个镖局生意的好坏是看它能否安全地将自己保护的货物和人送往目的地。因此，镖局十分注意自己的信誉。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劫镖，镖局也就该倒闭了。因此，镖局的经营者，即镖头和局主都由武技高强、交流广泛、在社会上颇有名气的武林高手担任。

镖局的镖师也有被人雇用去保卫达官显贵和富豪的人身安全，但是他们都签有合同，按时收费，不同于卫兵。

旧时北京城里就设有八大镖局，其中最著名的是京都会友镖局。这个镖局是清同治年间，由河北冀县的宋迈伦（1809～1893年），即江湖上素享盛名的“神拳宋老迈”创办的。宋迈伦精于三皇炮捶和大枪术，走镖数十年，从无闪失，后来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他曾奋起杀敌，与侵略者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