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目录学强调与文化学术发生联系

二、中国传统目录学强调与文化学术发生联系

目录学的产生是与文化、学术的发展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国古典书目的产生是因为史官记载典籍的需要。学术总是文化中的主要因素。《汉志》的分类体系基本上汇总了先秦，尤其是汉代学术的内容，涉及哲学、文字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天文学、农学、军事学、医学的各个方面和迷信现象，记录了汉代经学的斗争情况，反映了当时科技水平。日本东北大学教授文学博士金谷治1956年发表《〈汉书·艺文志〉的意义——作为体系化的哲学著作》^[3]一文，追述《汉志》的哲学意义，通过《汉志》研究了刘向的思想。《隋志》是我国现存第二部最古的综合性书目，著录隋代见存图书3 127部，36 708卷，又从隋以前旧目录中，在注文内附载了隋代已佚之书1 064部，12 759卷。总现存和亡佚，共4 191部，49 467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反映隋代学术的变迁。《隋志》认为，“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4]。图书的产生是目录产生的基础，典籍是对文化的反映，也是教人如何遵守文化传统的，即用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教人处世“其教有适，其用无穷”。^[5]《隋志》着重说明图书的兴衰与学术的关系，并用不同的分类体系来反映。东汉至隋代，除经学外，诸子学说、史学、文学及自然科学都有发展，玄学盛行以来，无神论也在流传，这就是《隋志》提供给我们的学术、文化的轮廓。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学术发展的顶峰时期，旧的学术在这时进行了总结。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著录收入《四库全书》的古籍3 461种，79 309卷，以及未收入《四库全书》存目6 793种，93 550卷。这些书籍基本包括了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古籍，保存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生长起来的目录学，其最大特色就是重视读书指导。黎锦熙说:“目录之学为中国所固有。然今必予以分析:其事盖起于‘读书指导’。”“目录学之大用，首呈献于读书指导”^[6]。认为《七略》就是为帝王作读书指导用的。我国古代目录学，有一派是专讲求读书指导的:“目录学者，提要钩元，治学涉径之学也”。这派学者认为，“学术万端，亡书轶籍……故必有目录为之指示途径，分别其后先……此目录学之本旨也。”汪辟畺认为上述主张者为“读书家之目录学”。^[7]在清中叶以后，读书指导书目盛行，20世纪30年代的国学书目无不是这种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