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南诏王朝覆灭的原因_木芹学术文选

试论南诏王朝覆灭的原因_木芹学术文选

南诏自细奴逻至阁罗凤，统一云南全境，自上而下建立了统治机构，模仿唐制进行管理。到了异牟寻时期，与唐室和好，加强了同西川的关系与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交流，汉人（如郑回）参与南诏最高决策活动，汉族移民后裔如杨、段氏的地位和作用也得到加强，这对异牟寻放手强化封建关系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甚至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但是，这不可避免地给南诏带来了新的危机：一是熟悉封建关系，且极力推行封建制的贵族势力日趋膨胀，乃至形成能够左右南诏政治的力量，构成对南诏王族的威胁；二是南诏王族的落后性及民族狭隘性，同更高一步的社会形态，同熟悉封建制的贵族间发生了矛盾，最终导致了蒙氏王族的灭亡。

蒙氏王族在出现上述政治危机情况下，发动了一系列战争，主要的有：大和三年（829年）十二月初一日，南诏军队逼戎州，初六日陷邛、雅等州，十二日陷成都府（新、旧《唐书·本纪》，《通鉴》）；大和五年（831年）十月南诏攻辒州，陷二县（《旧唐书·本纪》）；咸通元年（860年）十二月攻交趾（《通鉴》）；咸通二年（861年）攻邕州、辒州；咸通四年（863年），陷交趾，入左、右江，逼邕州；咸通五年（864年）攻邕州不克而撤退（《通鉴》）；咸通五年（864年）再攻辒州、邕州；咸通六年（865年），攻邕州（《新唐书·本纪》）；咸通十年（869年）十一月入辒州（《新唐书·本纪》）成都紧张，西川之民，“争走入成都”（《通鉴》）；咸通十四年（873年），南诏军队过大渡河，威胁成都（《新唐书·南诏传》）。

总之，南诏自丰至隆舜，接二连三地发动了战争，《新唐书·南诏传》说南诏“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并非言过其实。这些战争牵动了全国。范祖禹《唐鉴》卷21论高骈破南诏说：“唐室之衰，宦官蠹其内，南诏援其外，财竭民困，海内大乱，而因以亡矣。”又《通鉴》载广明元年（880年）卢携、豆卢蠪上言：“大中之末，府仓充实，自咸通以来，蛮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征兵运粮，天下疲弊，十五年，租赋太半不入京师，三使内库由兹空竭，战士死于瘴疠，百姓困为盗贼，至中原榛杞，皆蛮故也。”南诏的不断骚扰，虽加速了唐王朝的覆灭，然而不能说是“皆蛮故也”，这是显而易见的，这里我们需要着重探讨的是关于南诏发动一系列战争的原因。(www.guayunfan.com)关于上述战争的原因，说法不一，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第一，认为边吏的无能和贪暴所致。如《通鉴》大和三年十一月丙申载：“元颖以旧相文雅自高，不晓军事，专务蓄积，减削士卒衣粮。西南戍边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蛮境，钞盗以自给，蛮人反以衣食资之，由是蜀中虚实动静，蛮皆知之。”当然，杜元颖贪残苛削，造成士卒自找衣食的地步，为南诏所用，南诏以大渡河为据点，探知蜀之虚实；同时笼络蜀兵，给以衣食，为其所用，故在此役中能“以蜀卒为向导，袭陷辒、戎二州”，进而攻入成都。杜元颖的无能及对戍卒的苛刻，为南诏攻陷成都提供了条件，但不是发动这次战争的原因。又如冯盨认为南诏陷安南，是由于李琢的苛暴。他说：“安南经略使李琢苛墨自私，以斗盐易一牛，远人不堪，结南诏将段酋迁陷安南都护府，号白衣没命军，南诏发朱弩苴三千助守。”这里所提及的“白衣没命军”，当由这一地区受李琢之害的各族组成。笔者认为李琢苛暴为南诏陷安南提供了条件，但不是南诏发动攻陷安南这次战争的原因。再如《唐语林》卷7载：“自大中蜀守任人不当，有喻士珍者，受朝廷高爵，而与蛮延习之，颇为奸宄，使蛮用五千人，日开辟川路，由此致南诏扰攘西蜀，蜀于是凶荒穷困，人民相食，由于沐源川通蛮陬也。”喻士珍于咸通六年降南诏，南诏重用之，喻士珍亦为其筹划进攻成都事。咸通十年围攻成都之役，喻士珍在南诏军中，西川部将李自孝与其相熟，而谋内应，可知南诏颇得喻士珍之力，但是南诏不是由于喻士珍的投降才攻成都，也是很清楚的。

第二，认为南诏弟子相继学于成都，“习知巴蜀山川要害”，故南诏能陷成都。如《孙樵集》卷3《书田将军边事》说：“自南康公凿清道，以和群蛮，俾由蜀而贡；又择群蛮子弟聚于锦城，使习书算，就也辄去，复以他继，如此垂五十年，不绝其来，则学于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国人皆能习知巴蜀风土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蛮果能大入成都，门其三门，四日而旋。”（亦见于李京《云南志略》），自韦皋镇蜀，与南诏修好，几十年间，南诏的子弟就学成都者的确不啻千百，了解蜀情乃意中事，但这也只能说为南诏之攻入成都提供了条件，而不能是南诏进攻成都的原因。

第三，认为南诏之所以进攻西川是为了“诛虐帅”。

《通鉴》载：“郭钊兵弱不能战，以书责嵯颠。复书曰：杜元颖侵扰我，故兴兵报之耳。与钊修好而还。嵯巅回师之后，遣使上表称：蛮比修职贡，岂能犯边？正以杜元颖不恤军士，怨苦元颖，竟为向导，祈我此行以诛虐帅。诛之不遂，无以慰蜀士之心，愿陛下诛之。丁卯，再贬元颖循州司马，诏董重质及诸道兵皆引还。郭钊至成都，与南诏立约不相侵扰。诏遣中使以国信赐嵯巅。”此又为一说。南诏以和战两手并用，即得工伎数万，又推卸责任于杜元颖，使其一再贬官。亦反映唐室之衰败，边吏之苛暴而无能，所用非人也。至于嵯巅之出兵是为了“诛虐帅”，“以慰蜀士之心”。当然是冠冕堂皇之词，所谓“杜元颖侵扰我，故兴兵报之耳”，却是没有的事，只不过假造托词而已。

第四，认为南诏是奴隶社会，故不断进行掠夺奴隶和财富的战争。其实不尽如此，还得做具体分析。如《新唐书·南蛮传》载“西川节度使杜元颖治无状，障候弛沓相蒙，时太和三年也。嵯巅乃悉众掩、戎、辒三州陷之。入成都，止西郛十日，慰赉居人，市不扰肆，将还，乃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人惧自杀者不胜计。救兵逐，嵯巅身自殿，至大渡河谓华人曰：此吾南境，尔去国当哭。众号恸，赴水死者十三，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又《通鉴》：“蛮留成都西郛十日，其始慰抚蜀人，市肆安堵。将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蜀人恐惧，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嵯巅自为军殿，及大度水，嵯巅谓蜀人曰：此南吾境也，听汝哭别乡国。众皆恸哭，赴水死者以千计。自是南诏工巧觉于蜀中。”从这记录可知，南诏之入成都，如“慰赉居人”，或“慰抚蜀人”，因而“市不扰肆”或“市肆安堵”，所以不是掳掠人口及财富是很明白的。而掠至大渡河，谓“此南吾境，听汝哭别乡国”。如此举动又如何解释？既来了，并攻陷了成都，但又不可能长期占领，因此“将还，乃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所掠对象是有选择的。总之，既非掠夺奴隶而来，却掳掠人口而去，这与异牟寻于大历十四年攻西川之役，有许多共同之处。《新唐书·南诏传》载：“异牟寻立，悉众二十万入寇，与吐蕃并力。一趋茂州，文川，扰灌口；一趋扶、文，掠方维，白坝；一侵黎、雅，叩邛崃关。令其下曰：为我取蜀为东府，工伎悉送逻娑城。”亦为应吐蕃之所求。再则，其所以出兵，当然不单纯是掠夺人口财富，乃是“为我取蜀为东府”。《通鉴》大历十四年十月所载作“吾欲取蜀为东府”，即占领地方，扩大统治区域。大和三年王嵯颠之入成都，不是不想占领，而是不可能占领。第三，大历十四年异牟寻兵败，对唐有所惧，这是一方面，故从太和徙都读读城似有关系，惟太和城距读读城不足十公里，区别没有多大，不可能增加什么安全感，故毋宁说它是出于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即从山城移入平地。另外，《通鉴》载：“大和五年五月丙辰，西川节度使李德裕遣使诣南诏，索所掠夺百姓（前年寇蜀所掠者也）得四千人而还。”南诏既已虏之，又何以还之？非奴隶掠夺亦明。

再者，酋龙进攻成都之役，《新唐书·南诏传》载：“酋龙进攻成都，次眉州，坦绰杜元忠日夜教酋龙取全蜀。于是西川节度使卢耽遣其副王偃、中人张思广约和。蛮瞗之使南面拜，然卒不见酋龙而还……即飞请天子降大使通好，以纾其深入，懿宗驰遣太仆卿支详为和蛮使。蛮本无谋，不能乘机会鼓行亟驱，但蚍结蝇营，忸卤剽小利，处处留屯，故蜀孺老得扶携悉入成都。”何以“处处留屯”，“不能乘机会鼓行亟驱”？若专为掳掠而来，不会如此行动，也不能简单视之为“蛮本无谋”，其意不在掳掠也是很明显的。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蛮俘华民，必劓耳鼻已，纵之，既而居人刻木为耳鼻者什八”（《新唐书·南诏传》）。既为虏掠奴隶而来，又为何如此！掳掠奴隶为目的之说，实不可从。

从南诏攻扰邕州的情况看，《新唐书·南诏传》载：“明年（即咸通二年，公元861年）攻邕管，经略使李弘源，兵少不能拒，奔峦州，南诏亦引去。诏殿中监段文楚为经略使，数改条约，众不悦，以胡怀玉代之。南诏知边人困甚，剽掠无有，不入寇。”南诏之所以“不入寇”，当然不是由于它知道“边人困甚”而没有剽掠，其实《通鉴》载：“咸通二年七月南诏攻湖州，陷之。……二十余日蛮去，……城邑居人，什不一存。”居人当大都流散，惟应有为其所剽掠的，不过这一事实本身亦证明，南诏之发动战争，不是为了掳掠，至于顺手牵羊那是不可避免的。咸通五年湖州之役也说明了这点，《新唐书·南诏传》载咸通五年：“骈以选士五千渡江，败林邑兵于邕州，击南诏龙州屯，蛮酋烧赀畜走。酋龙遣杨缉思助酋迁共守安南，以范些为安南都统，赵诺眉为扶邪都统。”撤走时不虏走赀畜，却“烧赀畜走”，当然亦非奴隶掠夺。又《通鉴》载：“咸通五年二月，南诏帅群蛮近六万寇邕州，将入境，康承训乃遣六道兵凡万人拒之。以僚为向导，绐之，故至不设备，五道兵八千人皆没，惟天平军后一日得免。……小将将勇士三百，夜缒而出，散烧蛮营，斩首五百余级，蛮大惊，间一日解围去。承训乃遣数千追之，所杀掳不满三百级，皆溪僚胁从者。……时南诏知邕州空竭，不复入寇。”南诏兵不入邕州，当非“邕州空竭”的缘故。

总而言之，说南诏发动战争是为了掳掠奴隶，毋宁说是为了挽救蒙氏家族的危机而采取的一种手段。

说到蒙氏家族为摆脱危机的措施，改元加号，也是一个方面。《旧唐书·本纪》载：“仍立其子骠信苴蒙阁劝为南诏。”《新唐书·南诏传》说：“寻阁劝立，……自称骠信，夷语君也。”又倪本《南诏野史》记“郡臣上尊号曰骠信。”新君立，而有新号，这不足为奇，唯唐王朝已颁“元和册南诏印”，而又出现此名号，这除加强与骠国之关系，睦邻相处之外，当与提高寻阁劝之威望相关，是摆脱危机的一种努力。关于世隆，《南诏野史》载：“隆自称皇帝，改元大礼。”自称皇帝，当与“犯元宗讳，唐不封册”有关，然而同时改元，亦有提高其威权的用意。胡本《野史》说：“隆舜改元嵯耶、承智、大同，改国号曰大封民国。世隆以来，用兵五十余年，帑藏不给，横敛于民，上下俱困。”如此措施，与“帑藏不给，横敛于民，上下俱困。”的政治危机有关。当时蒙氏王族宝座已开始倒塌。

总上所言，自寻阁劝至隆舜，各代改元多，亦屡改国号，这既反映了危机的存在，且为摆脱的办法之一。

再一个摆脱危机的手段，是大力提倡佛事，求救于宗教。还在阁罗凤时，已有佛教，唯信者不多，到异牟寻时，发展也不大，从异牟寻誓文中之天、地、水三官信仰来看是如此的。到劝龙晟时，用金三千两铸佛三尊，送佛顶寺。又据《白古通记浅述》纪张维贞、李贤者为师，建佛顶、莲宗、传心三寺，罗写金字藏经一部，袈裟三十件，旗幡三十首。据《南诏野史》诸书所纪：劝利晟时建龙屋塔。丰时佛教大盛，三塔寺佛一万一千四百，屋八百九十，铜四万五百五十斤。大塔十六层，高一百八十五尺，旁二塔各高一百八十五里，砌塔博士乃徐正，磉博士史瑞，木匠娇奴、和苴、李宜。用工力夫役匠七百七十万八千一百四十一工，金银布帛绫罗缎锦值金四万三千五十四斤。自保和十年兴工，天启九年七月十五日毕，凡八年（《白古通记浅述》）。其规模很大，耗费巨资，此外还建了东寺塔、西寺塔、罗次寺，用银五千铸佛。遍知寺及永昌卧佛兴建亦在此期间。蒙氏王族不但提倡佛教，而且本身信奉三宝。据《白古通记浅述》所载：段宗榜助缅，还金佛归；丰母出家，法名惠海；以其妹嫁给僧赞陀崛多；并宣布废道教。可见佛教盛况空前。

就说酋龙亦笃信佛教。《新唐书·南诏传》：“自南诏叛，天子数遣使至其境，酋龙不肯拜，使者遂绝。骈以其俗尚浮屠法，故遣浮屠景仙摄使往。酋龙与其下迎谒且拜，乃定盟而还。遣清平官酋望赵宗政、质子三十入朝乞盟，请为兄弟若舅甥。诏拜景仙鸿胪卿、检校左散骑常侍。骈结吐蕃尚延心、末鲁耨月等为间，筑戎州马湖、沐源川、大度河三城，列屯拒险，料壮卒为平夷军，南诏气夺。”定盟则未必，唯知崇信浮屠法极深。

又隆舜更是如此，据《白古通记浅述》所载：“主为世子时，好田猎，至巍山遇一老人告曰：‘世子能造观音像否？如造，声明所及，无不臣服。’曰：‘能之。’‘若造，需如来之像方可。’乃以赤金铸阿嵯耶观音……又辛亥年，以黄金八百两铸文殊、普贤二像，敬于崇圣寺。”因内部政治斗争激烈，求助于宗教，这不仅是蒙氏王族的精神寄托，而且是作为摆脱危机的一种方法来进行的。

可是这种努力是徒劳的。《白古通记浅述》：“征赤册还，……以所得金银钱粮写金刚经一部，易长观音像，铜钟一二效之，而写金刚经设观音道场。观音化梵僧来应供。主曰：‘吾欲再征伐，如何？’僧曰：‘土广民众，恐难控制。’乃止。主以四方八表夷民臣服，皆感佛维持，于是建大寺八百，谓之兰若，小寺三千，谓之伽蓝，遍于云南境中，家知户到，皆以敬佛为首务。主为边患二十余年，中国为之虚耗。”到世隆时，内部危机，主要是王族危机加深，世隆一以大力推进佛教，连年建寺等来摆脱危机，一以寇四川，掠播州，虏黔州，扰邕管，陷安南，即连续发动战争来求出路，可是事与愿违，不但没有能从王族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相反地加深了危机。

蒙氏王族为摆脱危机的再一个行动是大力经营善阐，以作为其据点。据《南诏野史》所纪，寻阁劝以善阐为东京，大理为西京，后继者都积极经营，且多居于善阐。恢复和加强与罗部的婚姻关系，也与经营善阐有关。胡本《南诏野史》载：“得罗部（罗次，今属禄丰）一美女进之，有宠。女好佛，建罗次寺，至今灵异。”倪本作：“丰选妃罗次一女美，建罗次寺。”樊绰《云南志·名类》第四说：“异牟寻母，独锦蛮之女也。牟寻之姑，亦嫁独锦蛮。独锦蛮之女为牟寻妻。”自阁罗凤时与秦藏川独锦蛮联姻，当以讨灭爨氏时，疑独锦蛮有功于南诏焉，并以婚姻关系使其更为密切，这里所说选罗女为妃，当是联姻之继续。而在此时，三十七部势力已开始增长，蒙氏王族以旧有之姻亲关系为纽带，继续或恢复亲密关系，企图能以此增强本身力量。

《滇考》载：“大中十年，于东京建五华楼，以会西南夷十六大国君长，楼方广五里，上可容万人，又树碑金马山，以记方物。”（按：五华楼在大理，却不知此时于拓东亦见五华楼否？唯从此事可知，拓东城为东京，经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似已在洱海区域之上，又此时豪贵专权，蒙氏已有大权旁落之势，故蒙氏多住拓东，并于拓东会各部君长。）

又《新唐书·南诏传》载：“酋龙年少，嗜杀戮，亲戚异己者皆斩，兵出无宁岁，诸国更雠忿，屡复众，国耗虚。蜀之役，男子十五岁以上悉发，妇耕以饷军。”为摆脱危机，提倡宗教，兵无宁日，但适得其反，加深了危机，于是乎“亲戚异己者皆斩”，这当然不是“年少嗜杀戮”，而是政治斗争所使然。用战争、用宗教等一切手段都无济于事。加之蒙氏王族的腐败，如《野史》所载僧崇模“咒水成酒，咒石成米”，和“化蝶回国乱宫”的故事，虽然是神异传说，不足为信，唯剖析这一传说，可推测数事，一是到世隆时，阿梨佛教更盛，渗透于社会每一个领域，出师作战有僧随行，并在行伍中自帅至卒信仰僧之咒术，乃至宗教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二是僧人的社会地位很高，参与政事，并不奇怪。三是当时流行的为密宗佛教，和尚有其妻室儿女，丰将其妹越英嫁给僧人，何况民间耳！四是这一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族的腐朽生活，从而加速了蒙氏王族的败亡。战争、宗教或者其他手段均未能挽救蒙氏的灭亡。

据《南诏野史》《新唐书·南蛮传》及《通鉴》诸书所载：元和四年（809年）寻阁劝死，子劝龙晟立，年仅十二岁（或曰十五岁），于元和十一年（816年）为弄栋节度使王嵯巅所杀。其所以被杀，诸书谓劝龙晟“淫虐失道”，荒淫苛虐为必然者，唯“失道”者何？无可详知，唯从前后事，略可推测。其父寻阁劝仅立一年而卒（元和三年立，元和四年十一月卒），死因不明，倪辂《野史》谓“郡臣上尊号曰骠信皇帝”，又胡蔚《野史》纪：“以善阐为东京，大理为西京。”（李京《志略》同）自称或者忠于王室之“郡臣”上尊号为“骠信皇帝”，这应是提高王室权威的一种努力，同时，正式将善阐作为东京，蒙氏王族政治东移，这与封建贵族之坐大，并威胁王族是分不开的。《通鉴》于南诏自嵯巅谋大举入寇下注曰：“嵯巅弑君立尹，遂专南诏之政，边州屡以告，元颖不之信。”王嵯巅看来是主战派，也就是保皇派，站在蒙氏王族一边。他之所以杀劝龙晟，而立劝利晟，当是劝龙晟不力，于是王嵯巅专政，发动战争，以图摆脱危机，这是根本原因所在。

蒙氏王族的落后性，同已经确立了的封建关系发生了矛盾，由于蒙氏系属的关系，加上居于政治宝塔尖上的地位，它没有融入白族中去。《白古通记浅述》纪：“主为世子时，好田猎，至巍山遇一老人告曰：‘世子能造观音像否？如造，声明所及，无不臣服。’曰：‘能之。’‘若造，需如来之像方可。’乃以赤金铸阿嵯耶观音，至是，远见巍山巅有白气，使李紫奴往，挖得铜钟一，重三百两，阿嵯耶观音一位，自号摩罗嵯耶。”蒙氏发迹于巍山，危难之时，求助于神，这既是自欺欺人之法，唯可见其地域性，尤其是民族性之强烈存在，又说：“蒲蛮火头塑头像，敬于巍山石洞，立生祠以祭之曰：‘我百姓家宁，时世太平，不动刀兵，主之力也。’主忻，用金铸观音一百八像，散诸里巷，俾各敬之。”这就更可以玩味了。

又胡本《野史》载：“隆遣清平官董成至成都，移书于李福。成与福抗礼，福囚之。上闻，有诏释成，召之京师，见便殿，遣还。……杜言：西川兵弱，南诏强盛，未可轻绝。宜遣使祭地，谕令改名，行册礼。帝肯之，会隆复寇辒州，遂止。”因犯玄宗讳而未于祭吊册封，是引起世隆怨唐的原因之一，唯当时犹如杜所言“西川兵弱”，处于防守的被动地位，世隆与唐分庭抗礼却非此因所致，而是南诏封建制确立，社会经济文化均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所以从总的来说，南诏处于向上发展的时期，犹如当时杜所言“南诏强盛”。由此观之，世隆自称皇帝，国号大礼，乃是“南诏强盛”在政治上的反映。然而问题的另一方面，统治者内部有严重的政治危机，世隆为了对付反对派，以自称皇帝或改国号等来提高他的声誉，并企图以此来集中权力。

总而言之，蒙氏王族之破灭，原因在于它的落后性和民族狭隘性，并非南诏社会之没有生命力，如某些论者所说的奴隶制已到了崩溃的阶段。

（原载《思想战线》198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