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

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长河中，先后出现过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行为主义、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以及反思主义。在这些理论、学派中，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构成传统学派，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建构主义后来居上，大有造就三足鼎立之势，其他理论流派影响有限。

（一）威尔逊和理想主义学派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初创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推动西方对战争与革命及其相互作用的研究，外交史研究开始系统化、理论化。国际联盟的建立，促进了对世界政府的设想，以及对国家行为规范、伦理道德和国际准则的探索，企图从中找出通向普遍和平、避免世界大战重演的道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证明了传统的欧洲外交在保障世界和平方面，存在着脆弱性和不充分性。这种探索努力的集中代表是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学派。这一学派旨在使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本源，建立在道德、法律和理想的基础之上，相信人类以善为本，理性、正义、规范、秩序等终将取得最后胜利。它主要进行规范化研究。它的思想、理论归入自由主义传统。

理想主义主张通过国际合作、遵循国际法、建立国际组织，来规范国家行为，制止侵略，保障国际和平。它的核心原则是作为一种思想与制度安排的集体安全原则。

理想主义的特征是法制主义和规范主义。它强调以法律和司法程序解决一切国际冲突，制裁违法的国家，其准则是道德规范和民主原则，“凡是涉及个人的道德规范，均可类比运用于国家之间”，“要以文明国家的价值观念作为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即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应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它追求的最终理想和目标，实际上是世界政府。它强调“要以世界政府和世界公民的意识来代替主权国家民族统一的意识”。美国学者纷纷设计世界政府的各种蓝图，不少人想按照美国联邦体制来模拟世界政府与各国的关系，这就是威尔逊“使国家和世界民主化”的理想。威尔逊为此提出争取世界和平的“十四点”计划，企图用“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排挤欧洲殖民主义体系，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建立平等的贸易条件，用公海航行的绝对自由打破英国的海上霸权，用“有组织的和平”和“权力共同体”取代欧洲列强传统的均势政策，倡议国际合作，建立国际联盟。这充分反映了美国崛起于世界舞台，从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开始走向世界主义的外交政策，力图掌控世界事务的意愿。“十四点”计划集理想主义精华于一身，是理想主义学派的纲领性文件，以至理想主义学派被称之为“威尔逊学派”。威尔逊主义成为日后新理想主义的兴起之源。

理想主义的勃兴，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人民向往和平、反对战争的强烈愿望，使谈判、调停等和平方法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流行方式，促成了一批国际组织和国际公约，此外，它还把国际关系研究从“问题研究”推进到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论的探讨，促进了国际和平、国际组织、国际法及其互动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为国际关系学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是，理想主义缺乏客观基础。它崇尚理性、正义、秩序等抽象概念，对理想的憧憬替代了对现实的认识，理想的模式过于空泛而不切合实际，过分迷恋国际组织、国际公约等制约冲突与战争的作用，过分强调自由主义、和平主义、国际联盟主义，使这种情绪弥漫西方，充分展现了西方国际关系学幼年期的“乌托邦”倾向。随着法西斯到处侵略扩张，国际联盟软弱无力，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理想主义的蓝图最终埋葬于战火之中。理想主义学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遭到了彻底失败^[17]。

（二）摩根索和现实主义学派

1939年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发表了《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一书，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作了系统的理论概括，抨击理想主义是空想，批判“乌托邦式的国际主义”。他认为，国家间的道德问题，不是个人尺度的机械套用，国家对其国民的义务，以及尊重其他国家对其公民的义务，是道德评判的基准，道德是起作用的。他强调人类应当面对政治斗争的现实，提出权力是政治活动的主要因素，政治权力是不可分割的，政治行为必须建立在权力与道德的某种协调之上。虽然，卡尔不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但他的名著标志着现实主义学派的兴起，它通过与理想主义的争论，开始在国际关系领域取得优势地位。这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次论战，它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前期的历史产物。

汉斯·摩根索1948年出版的《国家间政治——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构筑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奠定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的根基。该书作为现实主义的权威著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初期国际关系作了重要的理论总结，比卡尔又前进了一步，把现实主义理论引向鼎盛时期。摩根索在该书提出了著名的现实主义六原则，对现实主义精髓作了最好的概括。

1.政治受根植于人性的客观规律的支配。这些规律不受人们偏好的左右。政治理论必须受理性和经验的双重检验。我们要设身处地思考外交政策问题，假定政治家按理性方式行事，他在某种情况下有哪些可供选择的合理方案，他可能会选择其中的何种方案。正是对这种反映事实真相及其后果的理性解释的检验，赋予国际政治事实以理论意义。

2.现实主义的主要路标是以权力规定的国家利益概念。这一概念使国际政治成为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立研究领域，它建立了国际政治的理性与事实之间的联系，规定了行动的理性戒律，政治家是以权力为利益来思考和行动，以惊人的连续性赋予外交政策。

3.以权力为利益这一关键概念是普遍正确的客观范畴，但现实主义并未赋予这一概念以永恒不变的含义。决定特定历史时期政治行动的利益，取决于外交政策制定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环境。

4.现实主义深知政治行动的道德意义，也意识到道德要求与成功的政治行动的需要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普遍的道德原则不可能以其抽象的普遍公式应用于各国的行动，必须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中加以贯彻。不考虑道义行动的政治后果，就没有政治道德可言。因此，抽象的伦理学在判断行动时，看它是否符合道德律令，而政治伦理学在判断行动时，则看它的政治后果。

5.现实主义决不把某个特定国家的道德抱负认同于支配整个宇宙的道德律令，所有国家难免受到诱惑，都用整个宇宙的道德意义，来掩盖本国的特定抱负和行动。我们要公正地对待所有国家，就应该把它们都看做是追随各自以权力规定的利益的政治实体。这样，我们在保护和促进本国利益的同时，也能尊重别国的利益。

6.现实主义者坚持政治领域的独立性，根据以权力规定利益的原则来思考。

“摩根索继承了自马基雅弗利、霍布斯和洛克以来关于国际社会依然处于‘自然状态’的分析传统和思想理论，认为国际关系同样受到人的本性和‘自然法则’的支配。由此形成了政治现实主义的三个基本观点：第一，人的私欲和生存意志在政治上就表现为‘权力的意志’，国家权力便是这种人的权力意志的扩大；第二，斗争和冲突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它来源于世界的‘自然状态’，即无政府状态，各国利益不可调和，国际关系只能以‘权力’和‘利益’为轴心，理想主义的‘民主’和‘道义’在现实世界里是行不通的；第三，国际关系理论应该着重研究和反映社会和世界的‘现状如何’（to be），而不能像理想主义那样强调‘应该如何’（ought to be）的理性原则，人类不可陷入和谐的空想。”^[18]

摩根索的理论是权力政治理论。该理论以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为逻辑起点，这一假定表明，国际政治本质是一种零和游戏，是在权力政治的游戏中循环的。他以“权力”和“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基本原理，强调国际政治的本质是权力，权力、利益的冲突。权力是国家利益的保障，是国家的最高目标，是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外交政策的目标是维持权力（维持现状政策）、增加权力（帝国主义政策）和显示权力（威望政策）。权力均衡政策是解决权力竞争造成的国际动荡或冲突的最佳办法。权力始终是摩根索理论的中轴，是认识和诠释国际关系的钥匙。

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者在规范的历史—经验研究中，确立了权力与利益的坐标，强化了人们对世界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冲突的意识，全面论述了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构建了完整、严密、系统的现实主义理论，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起了历史性的推动作用，摩根索的基本观点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发挥着持久的影响力。摩根索所开创的经典现实主义最擅长解释传统国际关系时代的冲突与战争，它是国际关系学中影响最大的学派，长久地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在西方摩根索被誉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奠基人”。哈佛大学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斯坦利·霍夫曼说：“如果我们这一学科有奠基人的话，他就是汉斯·摩根索。”

摩根索的本意在于说明客观事物的本质，然后通过国际法、国际道德、国际舆论、均势等限制权力与战争。他坚持认为，国家利益的基本构成是本国的生存和安全。一国追求的利益应与其实力相称，不应超出本国力量所能达到的范围进行对外干涉，也不应该按照本国的形象去塑造世界，否则会损害自身安全，违背国家利益。

（三）行为主义学派与传统学派

1950年代末科学行为主义学派崛起，进入了所谓“行为主义方法论革命时期”，引发了一场与传统学派的方法论之争，1960年代这场争论达到高潮。这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二场争论。

所谓传统学派的研究方法，是指现实主义学派和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即以政治学、哲学、法学、历史学、伦理学等传统学科的概念和范畴，以历史经验为资料来建立理论体系。战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学者认为，传统的研究方法不科学。他们把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概念和范畴，自然科学中新发展起来的研究方法，用来研究国际关系，试图设计出“科学的”理论体系。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卡尔·多伊奇、莫顿·卡普兰和戴维·辛格等人。

战后初期芝加哥大学召开科学大会，探讨以行为主义来统一社会科学的问题。当时把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归结为三条：

1.以能够观察到的事实作为理论的肯定或否定的证明。

2.用数量的方法来说明一个理论或提出假设。

3.要像自然科学一样进行试验，以证明其正确与否。

行为主义学派批评传统的概念如权力、利益、主权等不能验证，主张用行为主义的概念取而代之，如角色、结构、功能、相互作用等。总之，要排除内含价值观的概念，采用中性的或自然科学的概念，来建立理论体系。例如，1950年代芝加哥大学莫顿·卡普兰提出国际系统论，1960年代密执安大学戴维·辛格建立层次分析法和计量国际政治学，哈佛大学卡尔·多伊奇创立沟通理论（一体化论、相互依存论和博弈论）等。

行为主义学派的基本特征是：

1.要求国际关系理论从经验和事实出发探讨其因果性，并以数量、公式、模式加以验证和预测，特别是运用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方法和微机处理以及建立数据库等手段来研究国际关系，力求精确、科学、量化和可操作性。

2.从总体上研究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即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强调采取各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理论和方法，以便得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理论体系，使国际关系理论抽象化、系统化、一般化，由政策定向走向理论定向。

3.国家不再是国际关系的唯一角色，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也是重要的行为者。要把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区别开来，国际关系是以国际体系为分析层次，外交政策是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层次。这两个层次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除注意分析层次外，还倡导宏观理论、中层（或中观）理论、微观理论研究。

行为主义学派扩大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推进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运用整体研究、策略研究、定量研究、实证研究等新方法，超越了旧式的规范阶段，开拓了研究新领域，把研究重点放在经济、生态、资源、人口等方面，强调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的作用，在深度和广度上拓展了国际关系研究。但是，行为主义学派仅仅长于科学的方法论、丰富的数据、严密的逻辑，而缺乏本体论的哲学和精邃的思想体系，是其致命的缺陷。它企图完全排除价值观念和传统概念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过于强调方法论，忽视了社会科学的特点，会使国际关系研究变成机械式、经院式的研究，忽视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本质差别，建立行为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努力最终也落了空。

1970年代，行为主义学派承认，“有必要使用两种技术和方法，如果忽视经验与历史所提供的有意义的东西，则是不明智的”。事实上，传统学派也吸收了行为主义学派许多有用的东西。两者互相补充、调和与合流。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采取折中主义的研究方法，把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政策定向与理论定向、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结合起来，注意力从方法论向实质性问题转移。其主要动向是现实主义卷土重来，出现了一批新现实主义者。斯坦利·霍夫曼强调，现在需要的是寻求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它既承认世界处于无政府的状态，又努力通过各方面的合作和集体行动来改变战略，以防止大动乱和核战争。“为权力而斗争”的现实主义已经不够了，结合权力斗争和世界秩序的新现实主义必定会出现。与此同时，发轫于第二场大辩论的新自由主义发起了一场新的思想辩论。

（四）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

现实主义的支配地位在1960年代达到了顶峰之后，在行为主义学派等进攻下，出现了颓势。到1970年代末，现实主义学派在“新现实主义”的旗帜下，调整理论，重新集结，力图重建昔日的辉煌。

新现实主义的理论是由肯尼思·沃尔兹的经典之作《国际政治理论》（1979）奠定的，它又称结构现实主义。他通过把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与这一体系中相互作用着的单位区分开，建立一门国际政治的理论。这是为解释国际政治后果提供了一种系统的理论。这种新的结构分析理论强调：第一，结构首先是根据系统排列所依照的原则界定的。就目前国际社会而言，亦即无政府主义的国际社会；第二，结构是根据不同单元的功能来界定的。在无政府状态的王国里，组成单元在功能上是相似的，并倾向于保持这种（独立、主权）状态；第三，结构是根据单元之间力量的分配来界定的。国际体系及其结构的变化，是由各单位实力对比的变化所造成的。更简单地讲，是由大国数量的变化而造成的。在一个自助体系内，国家是按其实力的大小排列的。对结构理论来讲，核心的问题是要回答，不稳定的状态或事件是在由两个大国构成的国际体系下，还是在由多个大国构成的国际体系下更能够得到较好的控制，亦即国际无政府状态性质取决于体系结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强调体系层次和单位层次的区分及其互动，奠定了全面发展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19]。它超越了现实主义仅仅或主要关注、研究单位层次要素的局限。

根据沃尔兹的看法，新现实主义保留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内容。然而，新现实主义理论对于手段和目的、原因与结果的考察是不同的。首先，现实主义视权力为目的本身，“理性的”政治家就是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积累越来越多的权力。新现实主义则不同，它把权力看做是一种可能适用的手段，国家拥有的权力太小或太大都会有风险，明智的政治家总是拥有适度的权力。国家最终所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这是新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的重要修正。这有助于传统“安全困境”的解套，也有助于修正现实主义对于国际合作过分悲观的论断，尽管新现实主义者仍然认为在合作性安排中，权力关系仍然起作用，较强大的国家在合作中所得份额会较大。此外，在现实主义者眼中，权力首先是军事实力，新现实主义者则认为是国家的综合国力，他们将权力的概念视为结构的根本特点，权力斗争是国际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产物，而不是人性的产物。其次，因果关系的转换，是新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所做的一项更为重要的修正。现实主义把因果关系看成是单向的，即主要从处于相互作用的个人和国家那里寻找原因，从个人和国家的行为及其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后果中寻找原因，从行为者的主要特征来推断后果。新现实主义则认为，因果关系是双向地进行的。国际后果的原因既存在于单位层次上，又存在于结构层次上，两种原因是相互作用的。这种方法能对付系统里发生的变化和连贯性^[20]。新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将国际关系看做是一个具有结构的国际体系。到1980年代，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内，新现实主义成为主导趋势。

在1970年代兴起的另一股理论思潮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近代启蒙思想和“威尔逊主义”精神的折射。自由主义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的严酷岁月中被冷冻，一旦气候适宜就会苏醒。随着经济全球化起步，以及国际局势的缓和，经济的相互依存成为自由主义复活的起点。

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他们于1972年和1977年出版了《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和《权力与相互依存》，提出了“复合相互依存”模式，认为复合相互依存的联系渠道日趋扩大，国际关系行为者的多元化使得跨国参与者日益增多，国际议程涵盖同样重要的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经济相互依存连同扩大了的政治关系，增大了国际合作的价值，而减少了军事力量的作用。因此，除了“相互依存”之外，“国际合作”和“国际制度”也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1984年，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中，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国际制度理论。它通过对国际制度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功能价值的分析，充分说明国际制度对于促进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对世界上相互依存的管理是有效的，并认为世界政治的制度化，将对各国政府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只有通过对合作与纷争的模式分析，才能正确界定和评估国家的决策和行为。基欧汉主张以政府间或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和共识或协定等基本形式，来落实世界政治的机制或制度安排。这是一种深化和发展了的新自由主义，被称之为新自由制度主义。于是，国际制度理论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心及重要发展路线。

在1980年代探求一种更好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中，新现实主义开始受到批评，从而引发第三次论战，即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论战，或称为制度与权力之争，因为新自由主义把非结构因素的国际制度当作自变量，是影响国家行为的重要原因，而新现实主义仍然将体系的权力结构当作国家行为的根本原因，认为国际制度依附权力，只是干预变量。

根据约瑟夫·奈和戴维·鲍德温等人的比较分析，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新现实主义对国际角色持国家中心观，强调国家是最重要的角色，而新自由主义在承认国家角色的重要性的同时，认为其作用和重要性逐渐下降，因此，更重视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角色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2）新现实主义依照恪守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说，拒绝相互依存的重要含义，而新自由主义并未将无政府状态的程度和后果看得过分严重，强调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领域出现了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3）新现实主义在坚持国家自助说的基础上，强调安全、生存、权力对国家来说是首位的，军事实力仍然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而新自由主义则认为，国际关系趋于缓和，军事实力的作用下降，明显扩大的国际合作是新的世界政治的重要标志之一；（4）双方都重视经济，但是，新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必须依靠自身的实力，以维持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为此甚至可以付出较高的经济代价，而新自由主义更强调经济问题，视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同等重要，在经济领域比在安全领域更有可能展开国际合作；（5）新现实主义强调从国际合作中取得相对收益，而新自由主义则看重绝对收益；（6）就研究方法或层次分析而言，新现实主义是一种结构层次上的分析方法，着重体系角色的权力分配，而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体系过程层次上的分析方法，强调体系角色互动的权力模式。

第三次论战一浪高过一浪。基欧汉的制度分析而不是结构分析的理论主张，把论战引向深入。进入1990年代后，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化深入发展，现实主义理论受到强烈质疑，新自由主义获得广泛认同，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现实主义深感边缘化之虞，出现反弹，以进攻性现实主义为代表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传统现实主义，又结合了沃尔兹的结构性思维，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更重视除体系层次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国家外交政策行为的影响，从而继承和发展了现实主义的传统，扩大了现实主义的影响。

在两个主流学派进行“范式间”辩论并趋同的过程中，非主流学派加入了进来，对主流学派的理性主义理论进行批判。非主流理论统称反思主义，它具有深刻批判和否定精神，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向主流学派的核心假定发起挑战，锋芒直指国际关系的本质。反思主义派别众多，但都否定理性主义的因果理论，强调社会建构的作用，由此也否定了对国际关系现象的实证主义研究。可是，主流学派对非主流学派基本上采取了漠视的态度，两者之间的对话、辩论无法展开，尤其是在新自由制度主义创立后，新现实主义者与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在1980年代中后期更加专注于彼此间的学理论战，使得反思主义中的绝大部分派别，如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规范理论等，影响十分有限。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却从中找到了发展空间，力图“建立一条介于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之间的所谓中间道路，取两派之长，弃两派之短，使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一种既考虑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又坚持科学实在论的理论体系”^[21]。

建构主义在本体论、方法论上，与反思主义相通，在认识论上与理性主义相通。建构主义坚持理念主义的本体论，强调物质通过观念产生意义；建构主义坚持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强调国际体系社会性结构，尤其是国际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利益与行为的建构，同时，也不忽略结构与行为体之间存在的互构性；建构主义在认识论方面，采纳了科学实在论。建构主义的理论体系是由上述三个方面所构成的。建构主义并不拒绝主流理论的基本概念，而是要以其哲学观，对诸如国际无政府状态、国家、自助体系等几乎每一个基本概念加以改造。它想从社会建构、主体认知以及文化方面重新建构国际关系理论。

到1990年代中后期，建构主义不仅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而且激发起第四次论战，即建构主义与以新自由制度主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学理争辩，或可称之为文化与制度之争，焦点是国际制度的功能，究竟是对行为者身份和偏好的建构（文化与身份的关系），还是对行为者行为的影响（制度与利益的关系），这促使国际制度理论研究的深化，从结构与行为者单向、静态的作用过程，转向双向的互构过程，核心问题从理性主义内部关于国际制度是否能够，或在多大程度上促成国际合作，变成国际制度为何能够促成国际合作。两者是本体论之争，集中在三个焦点上面。第一个争论焦点在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现实主义作为第四次论战的背景得到了反映。尽管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强调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不等于国际体系不存在合作的可能，有的甚至否认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的标志性特征，建构主义则认为，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接受霍布斯无政府逻辑为研究起点，这是国际关系一大误区。温特指出，无政府逻辑是国家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建构，可以建构多种无政府逻辑，包括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霍布斯文化、承认相互的生存权并开展竞争的洛克文化和构筑友善共同体的康德文化。第二个争论焦点是国际制度的服务功能和建构功能。新现实主义的国际机制理论认为，国际机制是霸权国家供应的公共产品，所以，其理论始终围绕权力的杠杆展开，国际制度提供的合作是相对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家需要国际制度，因为国际制度具有服务功能，使国家知道如何权衡利弊，如何在国际制度提供的框架之内，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结果是减弱了无政府性效应，加大了国家之间合作的可能。在基欧汉那里，国际制度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与权力结构共同成为影响国家合作行为的主要变量。这就是以国际制度需求理论为核心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则从国际制度在建立国际规范、建构国家身份认同方面提出了新的思考点。它的国际制度理论重心从解决问题的服务功能，转向国际制度塑造行为者偏好和身份的转化作用。第三个争论焦点是观念的作用。在新现实主义那里，观念是被排斥在研究框架之外的内容，是被抽象掉了的因素。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将观念列为与其他客观因素同样重要的自变量。建构主义者认为这是一种进步，但也认为这是一种颠倒顺序的做法，在根本上是谬误的。对于建构主义来说，理念重于物质，观念先于利益。所以，合理的顺序是观念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而不是观念和利益共同决定行为。建构主义强调国际规范属于观念范畴，形成于国际行为者的互动之中，在国际组织中逐步取得合法性，得到成员的认同，并影响成员的偏好^[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