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巴金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编辑同志：

《文学评论》1979年第1期发表的李多文同志《试论巴金的世界观与早期创作》一文，批判了以往在巴金研究中的极左倾向，无疑是必要的。但作者在论述中不适当地否认、缩小了无政府主义对巴金的影响（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对此，我们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并与作者商榷。

一、巴金早期的主要思想是不是无政府主义？

李多文反复论证的一点，就是巴金早期思想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我们的意见则相反。从巴金的早期活动和著作来看，他的世界观是复杂的，有爱国主义、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等思想起着作用，但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无政府主义。

巴金对他的信仰是直言不讳的。“五四”时期，巴金怀着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强烈仇恨，迫切向西方寻找思想武器。在那个时候，无论无政府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对他来说意义都是一样的。他读过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还给当时主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陈独秀写过信，要求给他指出生活道路^〔1〕，但没有得到回信。后来他又向无政府主义团体写信索书，并从克鲁泡特金、高德曼等人的小册子里发现了一个“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2〕。就这样，他信仰了这个学说，并自称是“安那其主义者”。

生活中的必然性往往通过偶然性体现出来，巴金最初接受无政府主义，似乎是盲目选择生活道路的结果。但其中包含着一个重要事实：无政府主义的某些思想迎合了像巴金这样出身于封建家庭，憎恨黑暗，朦胧地渴望光明的少年的胃口。我们从他早期著作中可以看到，无政府主义攻击现存制度的狂热情绪，它描绘的“各尽所能，尽取所需”的理想图景，以及它追求极端的个性解放，都对巴金产生了很大影响。

巴金早期的生活道路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在成为作家以前，就写了大量文章宣传安那其学说，仅就他在1937年以前翻译的单行本出版著作来看，据不完全统计，二十余种中有十七种是与安那其有关的。当然，这些翻译以及巴金早期的活动主要是反抗现存社会制度和封建专制主义，巴金是用无政府主义作为他反封建的武器的。

巴金早期主导思想是无政府主义，还表现在他不仅仅接受了这个学说的反封建因素，而且接受了它的整个思想，包括一部分消极、反动的因素。这就使巴金早期在异常猛烈地攻击封建军阀的同时，对马列主义和苏俄苏维埃政权缺乏理解和认识。过去林彪、“四人帮”曾利用这一点对作家进行了令人发指的迫害，使人至今记忆犹新。但在彻底清算极左路线的今天，是否应该连这些事实都否认掉，作出相反的评价呢？我们觉得，历史的问题，只能用历史的眼光去分析，它说明了旧时代青年寻找真理的艰巨和曲折，也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巴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了自己的信仰和没有同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发生关系。可是李多文却回避了这一点，甚至断言：“在某些问题上，巴金不但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相悖，而且与马列主义相近。”对此，他提出两点论据：一、巴金没有同“一切无政府主义者”那样把“农村公社理想化”；二、巴金主张“反抗”和“革命运动”。

关于“农村公社”的理想，是俄国社会经济特有的产物（西欧也有，但不典型）。在俄国农奴制崩溃后，一部分贵族革命者如赫尔岑等把兴趣转向带有原始公社残余的农村公社所有制，把农民看成真正的社会主义体现者。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也宣传过这个思想。但这并非是所有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在中国没有“农村公社”的经济基础，而且无政府主义也有各种派别，各种改造社会的理想方案。巴金即使不以此为理想，也不能说他就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关于斗争方式问题。无政府主义除了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一派外，一般并不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反抗。巴枯宁一生就参加了多次起义，宣扬“互助”的克鲁泡特金也认为：“问题不在于避免革命，而在于如何以最低限度的内乱、最少的受难者、与最低限度的相互仇恨而达到最大的效果。”^〔3〕可见他并不反对暴力。巴金的作品中，宣传反抗、革命，鼓吹阶级斗争，构成了主要基调，这是他对现实有较深的认识，但不能证明他与马列主义“相近”。列宁早就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4〕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巴金早期著作中并未赞同过。

李多文的另一个论点说巴金没有接受无政府主义的策略思想，也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除了斗争方式以外，其他如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分配方式等问题，尽管中国当时还是民主革命，但经过十月革命的俄国就在邻旁，那儿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也正在开始实行“按劳分配”，然而巴金对它是不理解的。应该指出，巴金早期在研究安那其运动时，确实对安那其的某些策略如健全组织、恐怖活动等问题提出过批评，但都是站在安那其的立场上进行的。他多次说自己的作品与信仰有“冲突”，这也不是否定安那其，而是批判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坏习惯”。

李多文根据巴金反封建这一事实，认为巴金早期的主要思想是民主主义。实际上，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无政府主义也起到了反封建的作用。它同民主主义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从广义上讲，它们在反封建上是一致的。但民主主义产生于18世纪的西欧，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民主主义者鼓吹人权和自由平等，承认私有制，他们的理想是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体制；而无政府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主要是代表了资本主义竞争过程中破产了的小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的利益和愿望，它否定一切国家形式，主要是否定资产阶级的国家体制，憧憬所谓“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五四”时期，我国有不少民主主义者受过无政府主义影响，也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投入民主主义革命，但这两者毕竟还是有区别的。我们看巴金早期的作品，无论是政治社会理想，还是鼓吹革命的方式，都说明他早期思想基本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当然，巴金早期受到不少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读过卢梭等人的著作，认真研究过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并写了不少关于法国革命的文章，但这只是从一般反封建、维护人权平等的意义上来吸取其思想，并把这些思想同无政府主义的信仰糅为一体，加强了他反帝反封建的战斗信念。而对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他是明显反对的。

这并不是说，巴金早期的思想同无政府主义完全一致。在他世界观中确实存在着矛盾。尤其是进入30年代后，随着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巴金对它仅仅保留了一个美丽而空洞的信仰，广大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以及严酷的现实生活本身对他的影响越来越大，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却越来越退居到次要地位。我们在巴金抗战后期的创作中，已经看不出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二、无政府主义思想与巴金反封建实践的内在联系是什么？

为什么一个信仰无政府主义学说的人，同时又是反帝反封建的杰出战士呢？这说明他的信仰与实践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它就是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反封建的作用。

李多文显然忽视了这一点，他说：“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里，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基础，不是建立在反抗旧制度上面，而是建立在反抗社会主义思潮上面。”并且断言，这是一条历史“规律”。作者想用这一规律来否定巴金与这个学说的联系。

无政府主义，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就其本质来说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在十月革命以后，而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却要早得多，大约是1907年左右就开始了。那时中国资产阶级正在同清王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作决死斗争，同盟会的不少会员都用无政府主义为武器反对清王朝。吴玉章指出过，它在当时“鼓舞着人们去进行冒险的革命斗争，主要的作用还是积极的”^〔5〕。辛亥革命后，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西方民主共和国的理想破灭了，他们对社会现实感到失望，转而信仰起否定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说过，无政府者，无强权也。它的主要特征就是反对一切强权，主张绝对自由。从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看，“强权”主要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强权”，是封建军阀统治的“强权”。因此，无政府主义的“反强权”思想在当时起到了反对封建军阀专制，反对封建旧文化道德的战斗作用。怎么能说它不是“反抗旧制度”呢？

无政府主义是以极“左”面目出现在反封建阵营中的。它以攻击封建军阀统治和封建礼教的狂热性，和对所谓“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宣传，在“五四”时期确实吸引过不少追求革命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和毛泽东为例，他们在“五四”时期都受过无政府主义影响。李大钊在一些文章中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相提并论，认为“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6〕。毛泽东也说过：“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了影响。……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7〕他在《论民众的大联合》里也介绍过克鲁泡特金。如果说无政府主义当时全是反动，没有进步意义的话，就不可能吸引那些著名的革命者。

当然，即使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政府主义的反封建作用也是有限的。它的“反强权”，也包括了反“劳动者的强权”。因此十月革命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激烈攻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转到反马克思主义阵营一边去了。但是，由于中国社会仍然处在新老军阀的专制统治下，无政府主义同样受到反动政府的迫害，这种特殊情况使它有时也会对反动统治者作出强烈的反抗。这种反抗对当时的青年是有影响的。

另外，任何一种思潮的传播，总是要有相应的社会基础的。中国是个小资产阶级广大的国家，在白色恐怖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反抗却找不到出路，他们苦闷、失望甚至产生冒险心理，无政府主义思想迎合了他们的需要。在大革命失败前后，无政府主义在知识界是十分流行的。不仅是巴金，就连比较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蒋光赤等人的著作中，也流露出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这种影响，应该被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黑暗统治的一种抗议。

正因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特定条件下产生了反封建反专制的作用，它才跟巴金反封建的斗争合了拍，成为巴金的战斗武器。正如巴金在翻译《告少年书》的序言上说的：“我们应该消灭那灾祸痛苦，要改革现在的社会，要帮助我们周围的无数受苦的人……正是在这种时候，一本小书出现在我们眼前，读了它，我们就觉得一线光明，把我们的头脑完全照亮了。”这种反专制、反封建的意义，无疑对巴金的创作是有积极影响的。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巴金世界观中既有民主主义又有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使他的作品产生了反封建的精华，无政府主义只能给他带来消极影响。这种说法貌似正确，实质上机械地理解了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作用，而且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巴金以反封建为题材的作品，主要是《激流三部曲》，它的成功大部分应归功于作家的生活积累，但反映在作品中的反封建礼教和家庭专制制度的思想，与他的信仰并不矛盾。无政府主义者从要求绝对个性解放出发，认为封建婚姻制度是“万恶的泉源”，把反对封建家庭制度看作头等大事，甚至提出“政府的推翻，宗教的破除，私产的打除，还可以稍延迟一些，但万恶之源的家庭，不可不立刻就去打破他。”^〔8〕这些思想同巴金的创作是不相悖的。另外像觉慧、琴、淑英等青年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力量，一部分也是来自于无政府主义，如妃格念尔的形象始终鼓舞着他们。这除了表现在他们读书、演戏、参加社团活动外，还在一些细节上流露出来。如《家》中提到觉慧不愿乘轿子，这个思想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师复的著作中也有过阐述。^〔9〕

巴金是用无政府主义思想作为指导，去探索青年的革命道路的。他曾这样描绘过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人富于反抗的精神，不能忍受压迫，他热烈的爱人类，爱自由，他很刻苦的朴素的过他的生活，他具有极端的牺牲自己的精神和无比的勇气，因而他才敢于做他所认为正常之事。”^〔10〕不管巴金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这样理解是否正确，他在创作中正是从这种精神出发塑造革命青年形象的。杜大心、李冷、陈真、李佩珠等人身上，都带有这种色彩，他们像牛虻、拉赫美托夫等文学典型一样，满腔热情地追求光明，具有不惜为大众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献身精神。这些革命者的形象，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英雄相比固然有很大区别，但是他们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战斗精神，对于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向往革命的广大青年，起到了鼓舞作用。当时确有不少青年，尤其是出身于封建家庭的青年，受到巴金作品的鼓舞而投入了革命运动。

值得指出的是，巴金反封建反专制制度的斗争同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是一致的，所以他虽然没有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斗争，在客观上却成为共产党的同情者和朋友。1927年国共分裂、国民党屠杀共产党时，他曾愤慨地说过：“我总是帮助弱者，在国民党掌权之前，我不喜欢蔑视它。理论上的对立我认为是许可的。如今在国民党已获得影响和财富后，我本人就一直抨击它。对待共产党也是如此，我反对侮辱这个政党，称它为俄国卢布的产物。”^〔11〕这段话很可以说明巴金早期的政治态度。

由于把巴金同无政府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是反封建和反专制，所以他虽然信仰这个学说，但当后来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信徒都同国民党政府同流合污时，他却始终是一位杰出的文化战士，用他的创作为新文化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点，只要我们像恩格斯评论歌德那样，不是从党派的、道德的观点，而是从美学的、历史的观点出发，是完全能够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的。

复旦大学中文系77级，陈思和、李辉

原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

注：本文注释重新校对过，使用的是现在的新版本。其中注③因译文的版本原因，与原引文改动较大；注的原引文是根据翻译本转引的，错误较多，现根据《巴金全集》第18卷《答诬我者书》的有关段落收录如下：“我一生只帮助弱者。在国民党未得势以前，我不愿谩骂它（理论上的反对是可以的），在它成了升官发财的党以后的今日，我自己也已经在攻击它了。……，我反对骂共产党为卢布党徒者也因此。”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注释】

〔1〕参看巴金：《我的幼年》，《巴金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2〕巴金：《〈夜未央〉小引》，《巴金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3〕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巴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9页。

〔4〕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页。

〔5〕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续）》，《中国青年》1961年19—20合刊。

〔6〕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见《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8页。

〔7〕引自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8页。

〔8〕转引自《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三）》，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47页。

〔9〕见师复：《不用仆役不乘轿及人力车与平等主义》，收《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高军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6页。

〔10〕巴金：《法国无政府党人的故事》，《巴金全集》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

〔11〕巴金：《答诽谤者》，转引明兴礼《巴金和他的著作》132页。（即《答诬我者书》，载《平等》第10期——陈思和订证）。